原標題：“眼睛不能離開大地”：茅獎作家畢飛宇、徐貴祥分享錄

11月16日下午的浙江文學館，來自八所學校的大中小學生們坐在一起，等待著一場與茅獎作家的對談——“青春與文學相約”。

“我穿的是我兒子高中時候的外套。”正式分享前，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得主畢飛宇特別給大家展示自己的穿搭，“今天這樣面對學生，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徐貴祥在一旁打趣：“畢飛宇老師身上穿著青春，心里裝著文學，自己就把青春與文學‘約’起來了。”

“青春與文學相約——跟著茅獎作家同游浙江文學館”是本屆茅盾文學周的首發活動，著名作家畢飛宇、徐貴祥來到浙江文學館，和學生們一起分享有關文學的故事、交流有關文學的看法。

畢飛宇來到新開放的浙江文學館，感到這個場館“又獨立又開放”，并且與年輕人十分貼近。

“博物館和文學館，無論有多么專業，它呈現出來的依然是生活，是一種高質量、試圖作為典范的生活。當一個年輕人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時候，能夠親眼看見當地的文學館或者博物館，可以從中感受到過往，是非常幸運的。在過往的生活里面，可以給我們今天的生活帶來示范性，這種示范性對我們的未來有巨大的幫助。”

在交流活動之前，作家們參觀了浙江文學館的特展。徐貴祥站在茅盾手稿前，內心深處涌動出一種很深沉的感情：“我是帶著尋根拜祖的心情來的。18年前，我第一次到浙江、第一次到烏鎮，是來領茅獎。”

他分享了一個始于40年前的一本書的故事。“在40年前，在一個軍隊的院校、在山溝里的一個圖書館里面，我既做著將軍夢，又做著文學夢。”

在圖書館一排排的書里，有很多文學名家的創作，但在其中，徐貴祥抽出了一本茅盾的書，感到非常適合自己。怎么設計人物、怎么建立結構、怎么組織語言、怎么體驗生活、怎么放大細節、怎么延伸思路、怎么捕捉靈感：徐貴祥受益良多。

“這本書跟著我40年，上一次來這里領了茅獎之后，我把這本書擺到書柜里，鞠了一躬。”

活動現場，學生們和兩位作家進行了精彩的交流，部分問答如下：

問：請問徐貴祥老師在寫作中，是如何避免人物臉譜化的問題的？

徐貴祥：我確實參加過戰爭，有過體驗。在戰場上，我們戰士的理想是當個英雄，但是面臨挑戰、面臨死亡，一個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是一種什么心情，還是恐懼。

在這個前提下，站在人的立場上去體驗戰場上遇到的各種環境，以及人的情感變化、思想變化和人的行為。

把人當作人，既不拔高他，也不貶低他，要有這樣的一個思想基礎。

問：作為一名男性作家，畢飛宇老師在創作《青衣》時，是怎樣走進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表達內心世界活動的能力是怎樣培養出來的？

畢飛宇：我一句話講：這是一個作家的基本功。

哪有作家無法走進他人的內心的？無論是以情緒體驗的方式，還是想象的方式。

一個熱愛文學、熱愛小說的人，在長期以來的閱讀過程中，他就會把握作品的內部世界，和里面的人物發生共情。當這個能力伴隨著你的閱讀，一點一點建立起來之后，你就會把這個能力挪到創作里面去。

因為文學有傳承，我們也是讀者，我們是這樣學的，我們是這樣感受的，我們是這樣推斷的，我們就是這樣寫作的。

其實，你也能。

問：請問徐貴祥老師在創作中是怎么保持熱情和熱愛的？

徐貴祥：如果你認為你的作品已經很好了，你自己把它讀一遍，你看你自己有沒有被自己打動，有沒有地方讓你感動。然后把那些讓你感動的、讓你激動的、讓你心動的那些地方挑出來，分析一下。

怎么繼續保持這種創作激情？只要你的作品能讓你自己激動得一塌糊涂、感動得熱淚盈眶，好得讓你夜不能寐，你的創作激情自然就來了。

確實剛開始寫作的時候，達到這樣一個目標不是太容易，那就多讀一些書。把好的作品好好地讀一遍，看看書里的人物是怎么設計的、人物關系是怎么建立的、故事是怎么講的、語言是怎么錘煉的。這樣練久了，越寫越讓你自己激動，越激動越有興趣，越有興趣越有動力，小說就這樣寫下去了。

問：如果寫作的時候沒有靈感，你會怎么辦？

畢飛宇：如果沒有看過簡歷，你是通過什么判斷我們兩個誰有可能是軍人出身？是坐姿不同。你又是通過什么東西領略到這個不同？是眼睛。

你的眼睛讓你看到一個東西，然后這個東西到了你的內心去，之后進行內心的分析，分析完以后，你會產生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叫判斷。

你的眼睛永遠在看外面的世界，你的耳朵永遠在聽外面的世界，你的內心永遠在產生判斷。這個判斷有可能是對的，這個判斷有可能是錯的。

隨著你的年齡一點一點長大，你不僅在看、在聽、在內心做判斷，還會產生假設。你背過身去，當你想起一個軍人來的時候，你腦袋里面會有一個形象；你想起一個吊兒郎當老頭的時候，你腦袋里面也有一個形象。

所以你要問我小說從哪兒來，靈感從哪兒來，靈感會不會枯竭？我告訴你，通常來說不會。只要你看，只要你聽，只要你對外部的世界永遠產生好奇，你的內心就會有東西產生。

關鍵的問題在于你現在還小，等你到了30歲、40歲的時候，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來到你的面前：我看過那么多的人，我遇到那么多的人，我是誰呀？這個問題又會到你的內心去。

所以問題永遠有，你永遠伴隨著自己內心的感受、判斷和追問，一天一天地長大。只要你熱愛生活，這個過程就不會停下來，只要這個過程不停下來，你手里的筆就不會停下來。

問：《哺乳期的女人》中有著非常鮮活的鄉村書寫，這樣的寫作是如何產生的？

畢飛宇：《哺乳期的女人》是我1995年寫的，快30年了。

1994年的8月，我去浙江的斗門鎮。到了以后要住酒店，我就問路。我猜在斗門鎮的許多人是聽得懂我的問話的，所以他回答我。但是我聽不懂他的回答，因為他是個老人，不會說普通話。

這個時候一個本能就出現了：我得找到一個中年人或者青年人。問題就在這個時候發生：我走了很長時間，我沒有在斗門鎮遇見一個中年人。這是公元1994年，改革開放十多年過去了。

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了許許多多的紅利，但是它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同的社會場景。這里的社會場景就是，在浙江的斗門鎮，所有中年人、體力好的人全部出去打工了，整個村子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它對我的觸動是巨大的。

回來以后，我把這個發現寫成了一個短篇小說，叫《哺乳期的女人》，就是寫在改革開放之后，會出現怎樣的社會可能，尤其在鄉鎮。我非常高興地是，公元2001年，國務院發出了一個文，就是盡可能地要避免中國鄉村空村化和空鎮化。

一個人依靠他的本能、靠他的眼睛，在生活里面發現了一點點變化，然后他的筆就啟動了。所以你要問我有關這個小說，我要告訴你的是：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眼睛不能離開大地。

當你的眼睛不離開大地的時候，當你只能看見老人和孩子的時候，你要緊接著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鎮里面的年輕人、壯年人哪去了？他們為什么要出去？他們出去以后，可能會帶回來什么？如果帶不回來什么，老人和孩子將怎么辦？這些問題出現之后，小說家自然會知道如何去寫。

利用這個機會，感謝浙江，感謝斗門鎮。如果1994年的夏天，我不到浙江，我不到斗門鎮，我就不會寫這部小說，我就不會在那么年輕的時候得魯迅文學獎。

問：假如我計劃描寫近20年新時代的事情，我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徐貴祥：你想寫新時代20年的社會變革、社會形態，你可以再具體一點，把口子開小一點。確定一個領域，然后看你對這個領域的生活熟悉不熟悉，這個領域里有沒有給你留下特別印象的人物，要把生活吃透。

寫作首先，你要熟悉你要寫的生活和你要寫的人，以及那些人的人物關系和故事的大致走向。剛才我們看到，茅盾寫一萬字的小說會寫兩千字的提綱。你要足夠熟悉生活。

問：畢飛宇老師在《小說課》中提到“專業讀者”的概念，我在閱讀小說時常常只被情節吸引，我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成為專業讀者呢？

畢飛宇：問題是，你為什么要成為專業讀者？

你看到這個詞的時候，也許在猜畢老師用的專業讀者是一個很驕傲的說法，有一幫人更厲害，他們閱讀小說的能力更強，所以叫做專業讀者。

其實我所說的專業讀者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工作，我要靠講文學吃飯、養家糊口，專業讀者就是更符合文學研究、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一套話語體系。這絲毫不意味著，專業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當中擁有更加豐沛的審美能力，或者更加準確的見解，它僅僅是社會分工不同而已。

比如說在座的將來，有的學生成為工程師、成為醫生、成為老板、成為官員，他們在熱愛文學，他們在讀小說。他們對文學的熱愛，和我們研究文學這個專業的人的愛是同等的、一模一樣的，這里面沒有一點點高下之分。

如果我用了“專業讀者”這個詞讓你產生誤解，我向你道歉，這不是指更高級的、更具備良好審美力的意思。

問：故鄉這個元素對于現代作家的創作起到了極大的影響作用，請問在畢飛宇老師的創作中，故鄉二字帶來了怎樣的特點和意義？

畢飛宇：故鄉其實是更偏于社會學的一個詞，魯迅先生就寫過一個小說叫《故鄉》。

通常，故鄉又和另外一個東西緊密相連，那就是童年。因為大多數人的童年是和故鄉捆在一塊兒，成年之后尤其老了之后很少和故鄉聯系起來。因為一個呆在故鄉的人表達故鄉的機會，一定少于待在外地的人。這就帶來另外一個小說表達的特殊方法，叫童年視角。

我們要把這個問題分開。

第一個問題，通常對故鄉比較著迷的作家，對鄉土文明、對傳統文化更感興趣，這樣類型的作家更多是從社會意義上去考察生活。比方說魯迅的《故鄉》，他在里面沒有提出階級斗爭這個詞，但是他從“我”和閏土之間的關系，感到在故鄉里面隱藏了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就是要改造當時的中國。這是他的結論，或者說他的暗示。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童年和故鄉捆在一起的時候，作家著重于表達的不是社會問題，而是身體和鄉野的問題，或者說身體與大自然的問題。這樣的作家通常帶著一股童心，很有詩意，通常選用童年的視角去總結他未來的人生，總結工業時代、商業時代的人生。

有關故鄉的話題可以成為文學里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母題般的大話題，而童年視角也可以成為母題般的大話題，這兩個都是很好的文學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