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在一份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單之下，轉企改制后的中國出版業的深化改革，才正剛剛啟幕。產業規模是文化實力和影響力提升的基礎；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規模和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是過程，是手段，而非目標，如何以產業規模服務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服務于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才是中國出版業改革的“深水區”。

子曰，四十，不惑。

當中國的新聞出版業跟隨國家改革開放的社會歷史洪流進入到第四十個年頭之時，同樣也進入了自己的不惑之年。要描述中國出版業氣象萬千、縱橫捭闔的改革發展進程，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對應著出版業重要的關鍵性改革階段。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新聞出版業的每一步變革，都在著意破解束縛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問題，看清了上一步的軌跡，也就基本廓清了下一步的邏輯。改革創新驅動，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而中國出版業的改革創新和價值傳承，需要先行一步的勇氣，更需要通觀大局的智慧。

“文革”結束時，我國已是嚴重的“書荒”，城鄉無書可讀。圍繞解決“書荒”這個突出問題選定突破口，是釋放出版活力，解放出版生產力，由此，中國出版業改革啟幕，從此風云際會。1984年，在哈爾濱召開的出版工作會議提出了出版社要從單一的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的思路；1988年5月，中宣部和前新聞出版署出臺《關于當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見》及《關于當前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講話后，出版業由計劃經濟面向市場經濟改革漸入軌道。出版業的市場化改革已成趨勢，其中包括經營管理體制上的改革，市場運作方面的改革等，如擴大出版單位自主權，由大鍋飯向承包制、目標責任制轉變；實行考核制度與獎勵制度，調動編輯出版人員的積極性等。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提出了加強文化公共服務和發展文化產業的任務，更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思路。在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版單位的改革進入政企分開、轉企改制的新階段，其中也包括放松所有制的管制，讓民營也能夠得到長足發展；接下來就是兼并重組，集團化發展，對接資本市場，出版企業上市。到2010年，除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藏學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少數出版社外，其他出版社已經轉制為企業。截止到2017年，我國已有出版傳媒上市公司43家。

可以說，在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際，出版行業的生產能力獲得極大解放，企業化運營能力獲得了極大提升。行業擁有了較大的產業規模，行業的領軍者也擁有了不亞于世界出版巨頭的規模和經濟效益。然而，與之同時，一種“GDP迷信”也漸漸在出版業界彌散。比如，為應對資本市場對上市企業利潤增長的需求，部分上市出版企業掘富多元，用于主業經營的精力和人力在下降；比如，一些傳媒集團像經營娛樂業一樣來經營出版業，它們希望出版業能夠給它們帶來巨額利潤回報，這些變化當然會沖擊作為精神生活基本活動的閱讀行為，改變著社會閱讀的風貌和價值品相。

不可否認，出版業已經全面進入了資本時代。隨著資本的介入，出版產業集中度提升，集團化經營格局形成，新的業務形態、新的商業模式不斷涌現，出版產業的空間和規模迅速擴大。尤其，通過并購和孵化，資本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出版業的融合發展和轉型升級。如果說，此前，我們更多強調資本和市場對出版產業化、規模推進的正面效應，近年來，則對資本和市場對出版事業所造成的雙面效應認識更為全面。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在一份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單之下，轉企改制后的中國出版業的深化改革，才正剛剛啟幕。出版規模和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絕不能停滯，因為在市場經濟的海洋里，在世界的經濟舞臺上，航母和小舢板不具備同等沖撞的實力（擁有獨家精品內容的“小舢板”除外），產業規模是文化實力和影響力提升的基礎；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規模和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是過程，是手段，而非目標，如何以產業規模服務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服務于“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才是中國出版業深化改革的“深水區”。一份融合發展指導意見，一份社會效益優先、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更為中國出版業深化改革的路線圖提供了兩大支點，其一就是精品內容，其二就是融合發展，前者是后者之魂，后者是前者之體。

正是在此背景下，12月16日，由中國出版協會主辦的2018中國出版年會暨改革開放40周年出版座談會吸引了多方關注。這是中國出版事業承前啟后的關鍵會議，既是對中國出版改革開放四十年路線圖的勾勒與總結，更吹響了新時代中國出版業深化改革的號角，繪就了一幅中國出版業在新時代如何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坐標。

需要指出的是，宏觀目標的微調，與微觀主體的管理機制并不相悖。改革開放四十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證明，生產能力獲得極大解放，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激勵機制息息相關。

四十年路線圖

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讓整個出版行業的生產能力獲得極大解放。沒有這么大的產業規模，就沒有出版繁榮發展的局面，不可能充分滿足廣大讀者對閱讀的需求，中國出版更不可能逐漸走到世界舞臺上參與國際競爭。

從1977到2017年，我國圖書品種由12886種增長到499884種；百萬人均圖書品種13.57種增長到361.52種；圖書總印數由33.08億冊增長到90.37億冊（張）；每人每年可分得圖書3.5冊增長到6.53冊。全國報紙品種由180種增加到1894種，總印數由123.74億份增長到390.07億份；每千人每天分得報紙由35.7份增長到77.4份。數字的背后，是幾代出版人的奮斗與改革史。

“文革”結束時，我國已是嚴重的“書荒”，城鄉無書可讀。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中國新聞出版業在黨的改革開放總方針的指引下，開始了浴火重生和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歷程。

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柳斌杰回憶，其時，為解放出版生產力，國家一是恢復“文革”前就有的所有出版社，特別是先后停辦的部委專業出版社，一律恢復出版業務，加快出版專業書籍、報刊。二是放開省、市、自治區、特大城市辦出版社的政策，允許地方、有條件的高等學校和軍隊的大單位籌辦出版社。地方、高校和軍隊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后，出版生產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我國三分之二的出版社、雜志社是這一時期創辦的。三是改革了發行體制，出版業改變了由新華書店總店發行的模式，改由出版單位、新華書店和發行公司共同發行，形成了初步競爭的模式。同時放開了民營發行，允許民營資本辦個體書店、自辦發行書攤、書報銷售點。這大大活躍了圖書市場，初步解決買書難的問題。四是印刷廠轉企改制，打破“大鍋飯”“鐵飯碗”的體制，實行經濟核算和多勞多得的分配政策，改善內部經營，提高勞動效率，釋放出版生產能力。這一改革，使圖書印刷周期縮短了三分之二，有效改進了“出書難”的問題。

而鄧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講話和進入新世紀前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重要關口，也是中國新聞出版業改革開放的重要關口。“國家一是以黨報、省級以上電視臺、重要出版社為主體，分別組建了一批報業集團、廣播電視集團和出版集團。全國一共組建了130多家這樣的集團，初步觸動了原來分散的新聞出版單位。二是放開了書報刊、電子出版物發行市場，除總批發和批發外，所有經營環節都向民營和個體書商報商開放，準允他們辦店設攤。”柳斌杰回憶。如此，出現了所謂的“二渠道”，一下催生了上萬家民營書店、出版工作室、音像經營（出租）公司，街頭巷尾都有書報刊、光盤銷售點。

與之同時，國家開放外資在中國大陸獨資和合資辦印刷廠，世界著名印刷企業、期刊社和出版社來華洽談合作、交流業務的人越來越多。新聞出版企業內部機制改革也開始進行，經營方式和經營責任制開始新的探索，基層單位（特別是國有書店）承包經營、租賃經營、合伙經營普遍試行，教材教輔出版采取招標進行，出版社編輯室、廣播電視頻道及節目組等分配機制也有創新。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思路，黨中央組織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大調研，在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方案，為期3年的試點后，將總結經驗，全面推開。

“這次確定的9個地區和35家文化單位，重點都在新聞出版行業。9個地區都是以新聞出版行業為重點，35個文化單位中21個是報社和出版發行單位。由此，可見新聞出版擔負著主要改革任務。”柳斌杰評論。

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中央下發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其中，新聞出版體制轉變是改革的核心。五年時間，530多家出版社轉企改制，30多家出版集團成了上市公司，在市場融資達到2900多億元；3000多家非時政類報刊完成了轉企改制，1萬多家國有書店完全推向了市場，整個新聞出版經營體制完成了大轉變。

“至此，中國特色的現代出版產業體系基本形成。”在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魏玉山看來，三個支撐點建構了中國特色的現代出版產業體系。

其一，不斷深化書刊出版單位的改革，激發出版活力，提高出版物的供給能力。比如，轉變思想觀念，推動出版單位由單純的生產型向生產經營性轉變，從面向地方生產轉向面向全國乃至全世界生產；擴大出版單位自主權，由大鍋飯向承包制、目標責任制轉變；實行考核制度與獎勵制度，調動編輯出版人員的積極性等。2000年以后，在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版單位的改革進入新階段，主要的做法一是推動出版單位轉企改制，二是組建出版企業集團，并推動出版單位上市融資，出版的產業化水平大大提升。

其二是不斷深化發行體制與發行單位改革，增加出版物發行網點，構建新型的出版物流通體系。圖書發行改革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不斷推進新華書店改革。新華書店管理權經歷了一個統—分—統—分—統的過程，1957年前，全國新華書店實行的是統一管理，總店、省店、縣店三級核算模式，1957年改為省市區統一管理，省市區店與縣店二級核算模式。1978年，財政部與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聯合發文，恢復縣店由省市區店統一管理的模式。1986年開始，相當多的省市區新華書店又把管理權下放給區縣，2000年前后，在組建新華書店集團的背景下，下放的權利再次上收到省市區店。在不斷改變縣級新華書店管理權的同時，新華書店還進行了“一主三多一少”（即構建以國營新華書店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購銷形式，少流轉環節的圖書發行網）、“三防一聯”（即放權承包，搞活國營書店；放開批發渠道，搞活圖書市場；放開購銷形式和發行折扣，搞活購銷機制；推行橫向經濟聯合，發展各種出版發行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三建二轉一加強”（即重視批發市場建設、建立新型購銷關系，建立和完善市場規則，轉換出版社自辦發行的觀念和機制，轉換國有書店的經營機制，加強農村發行）、組建省市區新華書店集團與實行連鎖經營等改革。

其三就是引導、支持非公資本進入圖書出版發行領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與開放的推進，非公資本漸次進入發行、印刷、出版等領域。非公資本進入數字出版、網絡出版領域的數量更多，影響也更大，在2004年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的首批50家互聯網出版單位中，網易、新浪、搜狐三大門戶網站名列其中，目前中國影響最大的數字出版企業多是非國有的。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全面部署了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中央先后多次部署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新聞出版改革開放在既往的基礎上，又走上了新時代的新征程。在柳斌杰看來，這個時期的新聞出版改革開放主要圍繞幾個重點問題展開。

其一就是加快傳播能力的建設。“經過幾年努力，數字出版、互聯網出版已經達到年產值7000多億元的規模，主流媒體的兩微一端用戶最高時達到10億的規模。”

其二，堅持融合發展。“整個新聞出版業就在體制、機制、內容、形式、技術、平臺、渠道、產業、產品、市場、服務和資本、人才、機構等方面，開始全面、深度的融合。”

其三，加強新聞出版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目前，國家已經制定實施了《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公共圖書館法》《電影產業促進法》，發布了關于加強公共文化服務保障設施建設、提供標準化均等化服務的實施意見，加大了各級財政公共文化服務的經費預算。

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聞出版在走出去、跨文明交流、跨國溝通對話方面，實現了新突破。圖書貿易、版權輸出、出版合作、人才培訓、投資辦社辦刊辦報辦電視等多種方式都取得長足發展。這幾年，國際出版業兼并重組的主導力量是中國，撼動了國際出版界。

“我們已經實現了在40多個國家注冊中國出版機構的目標，本土化發展勢頭良好。”柳斌杰介紹。

市場改革的弄潮兒

改革開放的東風給出版業的市場化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在集團化征程、上市風潮的市場化變革中，由于主管主辦部門的同一，地方出版集團率先整合了省域范圍之內的出版社和新華書店，實現規模化的推進，成為出版市場化征程的弄潮兒。

其中，遼寧出版邁出了變革創新的第一步，于2000年3月組建了中國出版界第一家真正政企分開和政事分開，并獲得國有資產授權經營的出版產業集團，走上了集團化發展的道路。在遼寧出版集團董事長楊建軍看來，集團化發展給遼寧出版業帶來的改變是不言而喻的，它大幅提高了出版產業集約化經營能力，解決產業發展中格局散亂的問題；進一步做大產業規模，增強了競爭實力。

隨著遼寧出版集團化、股份制改造的進程，對接資本市場則成為遼寧出版持續做大做強的必由之路。然而，楊建軍也深知，對接資本市場，還需解決如下關鍵問題。譬如，要解決如何將出版業的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充分體現在法人治理結構中；如何通過股權結構多元化，使企業建立與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公司治理結構；如何通過編輯業務和經營業務的整體上市，解決關聯交易和同業競爭問題，等等。

由此，2015年8月以來，遼寧出版集團在新一屆領導的帶領下，再次舉起改革創新的大旗，以總體戰略改革起步，要將前兩次改革紅利持續釋放，全面開啟了再次創業的新征程。

寫進遼寧出版集團總體戰略深化改革規劃的，其一是文化企業履行文化責任，推動出版主業深化改革；其二是持續發展產業規模，構建以文化為核心的大出版、大發行、大教育、泛娛樂與文化金融、文化科技、文創平臺共生共融的“四+三”發展格局。

在遼版集團徐徐展開的產業版圖中，包括打造“渠道+”的發展方式，如啟動全省“盛文·北方新生活”建設，推進全省市縣新華書店上收，加快校園等特色書店布局，鞏固全省發行渠道；推動“教育+”項目落地，拓展教育產業板塊，推進教育裝備、綜合素質評價和中高考改革輔助系統等項目實施，實現向全平臺教育服務轉型；實現“文化+”的產業新增量，聚集優質IP，探索文化旅游領域，促進文創產品跨界開發，加快培育泛娛樂業態；激活“金融+”的產業布局，成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實現北方傳媒整體上市，布局證券、保險、銀行等金融領域，撬動產業發展；促進“科技+”的數字化轉型，充分發揮國家出版融合發展重點實驗室引領作用，提出“五融”戰略，打造智能教育等五大數字平臺，不斷拓展數字營銷渠道，擴大電商運營規模，推動融合發展；發揮“平臺+”的培育功能，按照“園區運營、產業支撐、基金投資”的定位，釋放北方文化新谷、創意產業基地、北方國家版權交易中心的集聚作用、承載作用和孵化作用，搭建多元文創平臺。

借助資本力量，江西中文傳媒集團的發展思路是“并購重組，借船出海”。在董事長趙東亮看來，面對數字化大潮，傳統出版企業缺人才、缺技術、缺資金，甚至缺內容，因為一個單體的出版社或者出版集團很難支撐起一個數字化閱讀平臺的內容需求。要解決這個問題，中文傳媒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并購，引進新的市場主體，引進新的技術團隊，以此來補齊短板，豐富業態。

2013年以來，江西出版集團并購重組10余個科技型項目，總投資達40億元。2016年，并購項目的利潤超6億元，超過2012年全集團的利潤總和，相當于再造了一個集團。并購項目對集團發展的貢獻率達40%以上。

在趙東亮看來，一個出版集團和上市公司，就是要聚資源、構要素、建機制，打造經營平臺。江西出版集團近三年來著力打造了四個平臺，構成一個運營服務商的目標。即率先打造了國際文化行云平臺、出版傳媒物聯網運用平臺、教育應用服務平臺，以及目前在推進的版權交易平臺。這四個平臺雖然還在不斷實踐，但是其戰略目標定位就是促進傳統出版轉型升級。

近年來，江西出版集團依托并購企業的團隊和技術，設立了多只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出版企業要做好資本運營，就是要善于把資產變資本、資金變資本，然后通過資本，把國內外的優勢企業與出版的產業鏈、價值鏈、產品鏈，鏈接到一起；通過期權、股份等方式把內容與技術、人才與技術、產品與資本構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趙東亮的建議。據了解，目前，江西出版集團已經實現智明星通掛牌“新三板”，正在推進并購企業瑞章科技、華章漢辰的股改上市工作，集團計劃在未來三年內，再推動實施主導2-3家上市企業。

新的“改革窗口期”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出版集團將經營手段發揮到了極致，正是反映了部分地方出版集團在內容積累上的劣勢。如前所述，規模和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是過程，是手段，而非目標，如何以產業規模服務于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才是中國出版業深化改革的“深水區”。

“規模與質量既對立，又統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著不同的重點側重有所不同。”在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譚躍看來，從過去看，規模就是質量。從無到有，從0到1，本質就是在量中含有了質的意義。從未來看，質量就是新的規模。

“我們追求質量，壓縮品種，看似量的減少，但卻是另一種量的擴大，讀者的需求會更大范圍地被激發起來，市場的能量會更大程度地被撬動起來，從而形成新的更大的也是更好的出版規模。生產的高質量，刺激著傳播的高質量。傳播的高質量又催化著生產的更高質量和更大規模。”譚躍將此稱之為，“出版人觀未來大勢應有的眼光”。

市場數據支撐了譚躍的觀點。圖書的單品種平均印數從1994年的6萬冊下降到2017年的1.8萬冊，下降了70％，這說明單品種的邊際效益逐年在下滑；目前，一本新書在貨架上的動銷時間大概在3個月左右，如果3個月沒人買或者銷量比較少，就基本回倉庫了。這樣的書在整個市場的占比恐怕不是個小數字。這說明，產品的平均生命周期越來越短。不僅如此，市場上的重復跟風之作、粗制濫造之作層出不窮。大家日益感覺到，書的品種越來越多，可好書越來越少。這些都說明，出版業依靠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越來越難以持續。

顯然，對于出版企業而言，高質量關聯著內容、市場、經濟、產業、機制、黨建、人才等多個維度，其中，“最關鍵的是內容質量和產業質量”。

比如，經過最近40年的發展，中國在國家治理、經濟發展、社會管理、教育文化等多個領域積累了大量成功經驗，但還缺乏深刻的學術性、原理性的總結。從文化上看，經過百年的“西學東漸”，正在逐漸呈現出初露端倪的“東風西行”的氣象。40年的改革開放成果在引起世人關注的同時，中國文化的現代闡釋、中國道路的學術表達、中國問題的理論概括，將會隨之勃發，中國出版的內容創新的黃金期，會越來越清晰地撲面而來。“我們是不是處在了一個出版的大時代呢？”這是譚躍對自己的發問，更是對整個出版業的提問。

而產業質量，譚躍的定義是，“重點在業態”，經濟是其表，新業態是其神，關鍵是業態的數字化，而關鍵的關鍵是內容的數據化。

顯然，在越過規模效益的山峰之后，中國出版業在新時代“深化改革”的任務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做優內容選擇和內容生產，做優內容傳播和閱讀服務，做優企業制度和內部激控，做優融合發展和業態創新，做優國際交流和跨國出版，每一個面，都在對中國出版人提出持續的要求。步履未能停歇，中國出版的新征程，真正的中國出版大時代，等待中國出版人厲兵秣馬，整裝待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