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門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1059年—1109年），名廌（zhì），華州（今陜西華縣）人。他比蘇軾小22歲，年輕時與蘇軾相識后，便自稱“門人”，尊稱蘇軾為“蘇公”。蘇軾愛才惜才，對李方叔的才學非常賞識，時時予以點撥；對他的生活也非常關心，常常慷慨相助。

不過，有意思的是，對于李方叔“越過邊界”的請求，蘇軾總是堅定拒絕，并及時加以勸誡。這種邊界感，非但沒有影響兩人的友情，反而讓兩人成為一生的師友。

相勉于道可以，相引于利不可

李方叔能結識蘇軾，要感謝自己的父親李惇。李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人品和文學都很不錯。1057年，他與蘇軾同榜中進士，有同年之誼。不過，李惇未及做官，中第后八年就去世了，留下六歲的兒子李方叔。

雖然沒有了父親的關愛和督促，有志氣的李方叔仍然勤奮讀書，“以學問稱鄉里”。他早就聽說，自己的父親有位文章甲天下的同學，姓蘇名軾。苦讀多年，到了參加科舉考試的年齡，李方叔盼望有名家能評點一下自己的文章，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學問，一方面也結識貴人，以作引薦。

蘇軾當時謫居黃州，相距遙遠，1081年冬天，剛過二十歲的李方叔背上自己文章詩賦，一路跋涉，從家鄉來到了黃州。

在古代，科舉“同年”是非常不一般的關系，蘇軾對同學的孩子，自然另眼相看。據《宋史》，蘇軾熱情接待了這位年輕人，與其促膝長談。聊到已經去世的老同學，蘇軾唏噓不已。但當他打開李方叔帶來的文章，瀏覽一番后，又高興起來。他撫著李方叔的背說：“你的文章，意境開闊，暢快淋漓，有飛沙走石之勢。將來，你的才學必然萬人莫敵。”

這次會面，李方叔得到了大文豪蘇軾的認可，成了蘇門的學生。但相聚的時光短暫，辭別老師返回故鄉后，更多的時候，李方叔只能通過書信向老師請教。

蘇軾也不遺余力地幫助他的學業。一是勉勵他刻苦攻讀。蘇軾希望他合理分配時間：暑熱之天，平時要閉門著述，得閑時再與其他文人唱和談論，既享受讀書作文的樂趣，又能快速提高。李方叔寄來的文章，蘇軾閱讀后也加以鼓勵：“豐容雋壯，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二是為他介紹學友，以資切磋。蘇軾得知李方叔可能參加當屆秋試，在祝愿他順利過關的同時，又告訴他：“我的侄婿王子立，近日由黃州往彭城去。明年或許能和你在考場中相見。此人品德、學問皆有過人處，你可以與他交流學業。”三是向朋友推薦他的文章，提高知名度。蘇軾認為自己與李方叔相知已久，有義務讓文壇的朋友們也了解這位年輕人的才華。蘇軾在信中推介李方叔：“筆勢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勢，常識之否？”還向朋友展示李方叔的文章，毫不吝惜贊言之辭。

這些都是學問上的幫助，蘇軾認為是與李方叔“相勉于道”。但當李方叔請托蘇軾為其引薦高官顯貴，以獲得科舉、仕途上的捷徑時。蘇軾當即回絕，表示自己絕不能“相引于利”。

蘇軾以前輩的語氣告誡他：“你的文章不錯，現在應該做的是安貧守道，不斷長進自己的品德和學業。至于富貴，豈是我蘇軾的綿薄之力所能辦到的。”末了又說：“我說的是實話，你現在不能接受，以后也當理解我的苦心。（鄙言拙直，久乃信爾）”

雖然屢加勸告，但年輕氣盛、急于獲取功名的李方叔一時不能理解。在這位學子看來，蘇軾名冠天下，向有權勢的人推薦我，不就是動動嘴的事嗎？所以，他后來多次寫信給蘇軾，甚至流露出怨望之意。

蘇軾可不慣著他。他寫了一封態度嚴肅的長信《與李方叔書》，義正詞嚴地表達了自己“實至則名隨之，非力致也”的觀點。首先，你的文章不錯，但并非無可挑剔。比如《兵鑒》，讀至終篇，也不知道你在說什么，今后繼續努力；其次，要做既有才學，也有道德的君子。人才不會被埋沒，機緣合適，自然能夠成名，刻意追求則欲速不達；而且，我這個人從來不獨立推薦后輩，只有大家一致認可的才俊，我才會聯名引薦。比如陳師道，在京師多年，很少主動結識貴人。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覺得此人難得，于是和我共同推薦，他這才得了一個官。蘇軾最后說：“官位爵祿，只有皇帝才能予取予奪。即便貴如丞相，也不敢對誰打包票，何況人微言輕的我呢。”

對年輕人，不能一味否定。批評了李方叔后，蘇軾仍不忘激勵一番：“我的朋友秦少游最近寫信來，說你的文章越發好了。圣明的君主招攬人才還來不及呢，怎么會丟棄不顧呢？你一定要信道自守，功名一定會不求自至。”

求引薦不成，李方叔還曾向蘇軾求字。蘇軾知道他不過是想在眾人面前自抬身價，因此沒有答應：“天氣熱，我既不飲酒，所以也很少寫字。偶爾寫一兩幅，也很快就被別人拿走了。我不希望你也搜求名人字畫。”

捐資出力可以，寫文相諛不可

話說李方叔從黃州回到家鄉，刻苦攻讀之余，另一件事情浮上他的心頭。因為家境清貧，他的祖母、父親、母親、前母去世后，都沒來得及安葬。李方叔認為這是不孝，但自己的積蓄又不夠，于是多方求助，想盡快完成這件大事。他又一次想到了蘇軾。

此時，李方叔在陽翟（今河南禹州），而蘇軾在南京（今河南商丘），距離不算遠。李方叔登門拜訪蘇軾，訴說了自己的窘境。蘇軾是個有同情心的人，朋友有困難時絕不會袖手旁觀。正好，不久前一位老朋友贈給自己絹十匹、絲百兩（宋代，絹和絲是硬通貨），以備將來到宜興養老之用。蘇軾當即把這些物品轉贈給李方叔，說：“這是一位仁義之人送給我的，你拿去變賣，應該能幫助你完成夙愿。你文采閃耀，氣節不凡，將來必能有所作為！”后來，蘇軾還贈送李方叔良馬一匹，為了方便他出售，還特意寫了《贈李方叔賜馬券》：“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出公據。”都是慷慨資助的證據。

除了捐資，蘇軾還以文字相助。他應李方叔的請求，為其父李惇的喪事寫了《李憲仲哀詞》：“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交與李方叔帶回。

蘇軾之所以肯寫哀詞相送，是因為自己與李方叔的父親關系不一般，而且這種文體完全是個人情感的表達，不涉及對逝者的公開評價。但當李方叔又提出進一步的要求，懇請他為自己先人撰寫墓志銘時，這就與蘇軾的原則抵觸了。蘇軾看來：墓志銘是對人一生的總結，像史書一樣，是要示之當世、傳之后人的。子孫們為了體現孝心，都希望將先輩們拔高一些，越高大上越好，如果迎合他們，那就是“諛墓”。做人正直，作文也不說假話的蘇軾，不愿意做這樣的事。

蘇軾當即復信回絕：“我理解你的孝心。但我一般不為人寫墓銘、墓志。近日為司馬光作行狀、書墓志，是因為他曾經為我先母寫過墓銘，有來必有往，我不能不回報。其他請托我的人，不管以什么理由，我都一一拒絕。很抱歉無法為你開這個口子，但我想您會理解我的。”回答得有理有據。

執著的李方叔仍然沒有死心，既然墓志不可以，但阡表（刻于墓道石碑上的紀念文字，亦稱墓表）總可以了吧，于是他又寫信來求。蘇軾沒有因為他是老同學的兒子，而且一再請求而放棄自己的邊界。他拒絕道：“阡表與墓志，名異而實同。恕我不能從命，勿怪！勿怪！”為了堵住李方叔的嘴，蘇軾又說：“不僅是銘、志這一類，我不敢寫。就是詩、賦、贊、詠，我也不敢下筆。”不給對方留一點幻想。

連續拒絕李方叔多次后，重情義的蘇軾思前想后，也于心不忍。特別是想到李方叔年紀輕輕就辦這樣的大事，非常不容易，自己應該做點什么，以“少慰孝子之心”。于是派自己的兒子蘇邁，代表蘇氏家人登門吊祭。這樣兩家人的情誼、面子也都照顧到了。

平等交流可以，拔高吹捧不可

蘇軾為人謙和淡泊，不愛慕虛榮。對待晚輩朋友，也是平等相待，從來不愿意他們吹捧自己。

1085年，蘇軾東山再起，后任翰林學士、知制誥，進入權力中心。李方叔也深深地為老師感到榮耀。為表祝賀，他作《金鑾賦》以及《上翰林眉山先生蘇公》長詩，有“惟超然之先生，冠百世而稱杰”“文章鮮儷于古今，德行爭光于日月”“高才映今古，妙學洞天人”“百神懷景福，萬化入鴻鈞”等句。可以說極盡夸獎。

這分明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在蘇軾看來：“朋友們用華麗的文字夸我，不是愛我，是在害我啊。”因此，收到這些歌功頌德的詩賦后，他沒有感到高興，立即回信批評：“前日所贈高文，雖然極為華麗，但粉飾得太過了。我沒有你的文章說得那樣好。”

蘇軾之所以對李方叔的大肆贊美不感冒，一是由于性格中的謙虛，蘇軾的文章名滿天下，但他認為這不過是“虛名過實”，自己實際上“朽鈍不能副其求”。二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在朝廷中，他曾因為虛名，屢屢為同僚嫉妒、中傷。因此，蘇軾拒絕張揚，在經歷過烏臺詩案、黃州貶謫后，他更懂得低調的重要。將“百世”“古今”“日月”這些辭藻用在自己身上，不異于將自己樹為引人攻擊的靶子。

有邊界感的友情才能持久。因為這些事情，李方叔對蘇軾更加敬重了。后來雖然發生過蘇軾任主考、自己落第，以及險受蘇軾案牽連的事情，他也始終追隨蘇公。

蘇軾去世后，李方叔哭得很傷心，說：“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為間！”師生之情絕不因生死而斷絕。當時，為蘇公作祭文的人很多，但人們認為數他的最為情真意切：“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

兩人的師友情，經歷住了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