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短篇小說《祝夢山》的尾聲，“我”跟師母溝通了祝夢山之行，師母不同意師伯關于做小工“不被尊重”的看法，認為“人是不可以過度地想象和附會未經歷的甘苦的”，主動選擇“普通的生活”，也是人生的一種。從某種角度上看，小說寫作，就是在“想象未經歷的甘苦”，而透過蘇寧的新作《祝夢山》，我們不難感受到寫作者在想象過程中的選擇、掙扎與對抗。

“祝夢山”，是“福清下轄的一個小鎮上的一座小山，山上有僧寺，亦有道觀”。而在現實中，福清市沒有祝夢山，有的是石竹山，以祈夢文化而聞名。與“祝夢山”名稱相近的，是福州西湖公園的夢山閣。“祝夢山”的命名，綜合了石竹山與夢山閣，同時取與“祈夢”相近之義，可見出作者有意打破虛構與現實的界限，也從某一層面暗示了小說如夢似幻的敘事風格。

來到祝夢山的“我”，是受師伯之托，尋訪其子斯載粟。“我”與載粟已有二十余年未見，而在“我”登上前往福州的高鐵時，接到祝夢山附近賣水的人打來的電話，說見過“我”留下的照片里的人，他上山出家了，名叫弘育。“我”聽完“吃了一驚”，來福州的第二天就見過他，但完全沒認出來。“我”折返回去，卻還是沒見到他。跟師伯說明情況，師伯表示“只要知道他還在就很好了”。回顧載粟的人生經歷，他在技校畢業后，到一個小學校當臨時教務員，辭職后去過藥店做售賣，后來離開了家，“一去不回，且再不傳遞信訊”。這成了師伯家的禁忌，而“我”對具體情況也不得而知，只是聽說他輾轉去了某個寺里。通過敘述者“我”見到的師伯和師母圍繞“成人對未成年人的壓制”的討論，不難產生聯想，父母在培養孩子時的心態差異，是促使載粟離家的重要原因。

緊接著，敘述視角轉到師伯和師母一方。在這里，交待了“我”以師伯相稱的因由。“我”報考學校時，斯老師招收的名額“出了點狀況”，轉而投考了自己的舅舅，那幾年舅舅忙碌，加上考慮到近親避嫌，很多時候是斯老師指導“我”，因而“我”稱呼他為“師伯”。師伯快七十了，住在南京城西北角，近兩年臥病，數次入院，師伯成了他無法接受的“白天也躺在床上的人”。當年，師母和師伯深有嫌隙，師母負氣調去“相隔兩百多公里的臨省城市”，由于身上有未完成的聘期任務，已退休的師母仍奔波兩地，不過為了讓女兒載慈放心，她選擇一個人張羅里外，和護工一起照顧因近期流感引發肺炎住院的師伯。“就是這一次住院，師伯說，他見到了載粟。”師伯認為醫院里的臨時護工，就是兒子載粟，“我”和師母覺得這是因為連續注射鹽酸左氧氟沙星導致的幻覺，覺得不可能認不出兒子的師母，還是選擇托人去尋找男護士的下落，最終無功而返。

時間來到2022年元旦，師伯、師母和載慈，先后收到家門口小街上寄來的報平安的卡片，或許是因為卡片的緣故，師伯動了尋子的念頭，由于出行不便，委托“我”前往祝夢山。時間線在此收束，與作品開篇勾連起來。由祝夢山回程的“我”，與師伯通了電話，在了解祝夢山的人來人往后，師伯又發出“這小子塵心難了”的感慨，并篤定上次在醫院做護工的就是載粟，而他對于做小工的評判，與師母不盡相同，這點在本文開始時已提到，茲不贅述。經過管戶籍和宗教局的朋友們的共同幫助，“我”查到弘育自述俗家姓陳，而以載粟為名落發的，可追溯到十年前的洛陽白馬寺，近幾年已不見蹤跡。

行文至此，敘述者突然蕩開一筆，講述師門一年看一次含笑花的節日傳統，這也成為師伯從當老師到臥病前的常規活動，近似“一年一度的拜宗認親儀式”，而“我”在畢業后，再無一次成行。這也讓“我”選擇動車返回，回想過去的生活片段。“我”發消息咨詢舅舅，是否要把祝夢山寺廟的查詢結果告知師伯，得到了“否”的回復，而“我”想到找個自由的時間，再去一趟祝夢山。

表面上看，《祝夢山》以尋找師伯之子載粟為主線，但這趟尋訪之旅，似乎并未得出有效結論，故事在懸念中開始，又在懷想中戛然而止。相比之下，支撐起情節主體的，反而是“我”對于師伯與師母的觀察，以及他們對于載粟的不同態度。而這也意味著，在深層次上，敘述者有意展示的，并非是否尋到離家在外的某個孩子，而是在孩子為何離家、離家之后又當如何的觀念沖突。當然，師生關系的描述，以及不在場的離家者，又將這樣的思考引向了更為豐富、矛盾且無法下判斷的狀態之中。以此觀之，寫作者敏銳地感知到了“想象未經歷的甘苦”的困難，并放棄了通常的懸念與解謎的寫作方式，將關注點落在普遍性的親情與師生關系上，著意塑造復雜多面的人物群像，同時將拼圖的空白留給讀者，讓讀者透過自身的經歷，去想象人物所經歷的一切，共同補足想象的空缺，而這某種角度上，也是對抗寫作者個體思考限度的重要方法。當然，這也是建立在犧牲一定的可讀性的基礎之上，不斷的閃回、插入與延宕，再加上未完成性，讓《祝夢山》在速食時代，可能會失去大量的速覽或只讀一遍作品的讀者，而在漫長的時間里，它終會贏得愿意多讀幾遍的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