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幾百萬人孤獨地生活在一起。”作為當代文學中的重要角色，城市居民在地理、階層、文化、經濟上千差萬別，描摹城市的作家異質同構了中國城市社會異常繁茂的文化景觀。因為語言、文化、地理等原因，溫州人的身份認同總是堅決地指向溫州城，“浙江人”在溫州幾乎是一個不存在的稱呼。某種意義上，溫州完全具備擁有其城市文學的條件和文化上的準備。特別在經歷了四十年的經濟上行期后，經濟退潮帶來群體情緒波動，高歌猛進化作沉郁平淡，新時代的城市氣質亟需被書寫。

“女性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變成女性的。”女性書寫要避免被符號化、客體化、欲望化，要展現完整人格。此外，我更關注不同的階層屬性給女性帶來的立場和利益上的差異。我所關注的人群以商人為主，在我成長的年代，溫州人手中的財富急劇積累，階層躍遷中人們重視教育，經濟、文化皆在塔尖的人士不再少見，而這樣的社會風貌顯然已跟前輩筆下的矮凳橋、信河街大相徑庭。

身份提煉指向文學的現實一面，要完成文學的二元變革，還需要適配的藝術形式。經歷了一系列寫作方法的試錯，比如表演型的寫作（描摹精英優勢階層而洋洋自得，卻對普通人的生活困境無視甚至蔑視）、為苦難而苦難的控訴型寫作等等，我開始在學術上尋找方法，比如哲學和精神分析。

小說借拉康理論設計人物。主角胡小穎是對象a，是無休止的欲望和動因。安公子是大他者，從不出現，卻時刻產生影響。眾人來到他創建的島嶼，暗示所有人需遵循他創設的語境。離開了原有的社會環境，個人被提純為各自的社會符號，島變成了能指的集合，在胡小穎的心靈投射出象征界。因此，島不是客觀存在，而只是投影的景觀幻象，島的景觀也即是話語、言語的景觀。趙茜和方玉代表權力話語，趙茜一直在規訓、命令胡小穎，她是胡小穎賴以生存環境的前提和法則；而兩個重要男性汪飛和林瀚文則以大學話語的角色出現，他們跟胡小穎是一種訓導關系，教會胡小穎認識社會的運行規律，同時也和權力話語交互同謀，對胡小穎進行壓迫。晶晶代表癔癥話語，她在這個權力體系中所有的積極表演都是失效的，自言自語而不自知。丁旭代表分析話語，并不服從權力結構，以逃離者的身份和超脫心態對胡小穎的生存狀態進行解讀和疏導；另一個分析者是不登島的季老師，她抵抗權力并釋放善意，喚醒了胡小穎內心的本真。

當下的溫州，物的生產的重要性減弱了，人的生產的重要性提升了。人們不再只重視造房子、做鞋，轉而開始重視身體與心靈的安置。于是，我“把自己當作方法”，對身邊五百米內的女性在社會、階層、文化、地域等各種屬性中的存在進行真誠的體察和觀照，同時也把“學術當作介入社會的一種途徑”，讓經驗與理論成為在藝術國度徜徉的兩翼。也許只有這樣，才能有望完成對溫州城市女性的精神指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