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篇楊獻平的詩評是困難的，盡管這個想法由來已久。原因在于他太過復雜。他除了寫詩，還寫散文、小說和文學評論，方方面面，卓然成家。最麻煩的是，他有獨樹一幟的文學觀念。他那些散見于各種體裁的文學思考，表述都極其清楚，內部卻龐雜豐贍，大有“不確定的真理”的意味。這與他閱讀廣泛、駁雜，始終與人類思想浪潮相激相生密切相關。楊獻平是中國作家中并不多見的對思想感興趣的寫作者之一。他對天地萬物、宇宙人生有自己的見識，加上天生的敏感，強烈的感性與強烈的理性在他身上天衣無縫地縫合在一起。所以，無論在他的散文還是詩歌中都表現出這樣的特征，他在感物言志、體物抒情或者敘述的過程中突有頓悟，便立即中斷語流，冒出一兩個精彩的抽象概念或金句，使文本靈光乍現，出現羅蘭·巴特式的“刺點”。這雖然總顯得有些“峻急”“沉不住氣”，卻特別適合詩歌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張煒的說法深得我心，獻平的詩“常有閃亮的電弧劃過，讓人心弦戰栗”。

一、此時我在

幾年前，我想寫幾篇小文章，直陳當下詩歌寫作的四個弊端：詩意太密、心思太碎、人味太少、文本功利性太強，詩歌承受難以承受之重。楊獻平的兩本詩集《命中》（2015）和《萬物照心》（2025）不在其中。之所以能跳出“四坑”，楊獻平其實只有一個法寶，即只寫“此時我在”。

寫“此時我在”直擊現代性的要害，即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對人的存在的遺忘。寫此時我在，就是寫此時此刻我之生命情態：我之感覺、感動、感懷、感悟，我之情緒、情意、情感、情結，我之體驗、經驗、思想、覺悟。我之每一靈魂悸顫、生命律動及其與世間萬物的當下關聯，成為楊獻平詩歌創作的源泉。與其說楊獻平是在寫詩，不如說他是在為自己的存在立傳；與其說楊獻平是以詩的形式抵抗和拒絕對存在的遺忘，不如說他是以“一己的方式”為人類每一個動人的存在瞬間“保鮮”。楊獻平集農民、出逃者、打工仔、軍人、知識者、寫作者、已婚者與再婚者等眾多身份的疊加、聚合與沖突，使他深陷時代之中，他的詩作就不能不成為這個時代一份獨特的“存在備忘錄”。

正是在“此時我在”的意義上，楊獻平把第一本詩集命名為《命中》，可謂切中其詩學觀念的命脈。在我看來，“命中”具有三層含義。第一層，是在生命中寫作，在生命的此刻流動中寫生命。即如楊獻平所說“生命本身就是詩”，因此，他的詩歌寫作從不奔什么重大主題、題材或某種宏大敘事而去，他一己之生活歷程，腳印、心跡，浩渺蒼茫流動不居的感念和心魂，是其無所不在的吟詠對象。他的詩路奔走于南太行、巴丹吉林、成都等三個故鄉之間，以及北京、甘肅、青海、劍閣、射洪、崇州等周邊的開闊地帶。他的詩不是在返鄉的路上，就是在那些個喝茶、獨居、禮佛、參悟、心齋、苦思、眺望、懷想的時光縫隙，甚至在那些個突然淚流滿面、魂不守舍的瞬間。他的詩不少是寫給楊獻平自己的，然后是妻子婉豫和小兒子芮灼、父親楊恩富、母親曹桃妮、大兒子楊銳及其生母、同胞弟弟、岳父、岳母、魯院的同學、河西走廊的行吟詩人、南太行蓮花谷或安子溝那些尚在和已故的鄉親，以及怦然心動卻飄然而逝的某些幽魂倩影，等等等等。可以說，楊獻平用詩觸摸遍、記錄下無數次“命中”其“此時我在”的親密者，組成其生活世界和詩學宇宙中的親友譜系。這在當代詩壇不敢說絕無僅有，但可以說罕見。

“命中”的第二層含義，是在生命綿延浩瀚的過程中叩問命運。興感所至，詩篇立成，楊獻平無疑是個即興詩人。但他的“即興”中注入了“宿命”，即如20世紀的穆旦和叩問地壇的史鐵生。生命乃如一場戲，劇本早已寫好，角色亦已確定，就看你如何扮演、會不會演。這對于楊獻平是一個奇怪的事情。或許與他的兩本詩集都寫于四十和五十歲的前后兩三年間有關：據說這都是“不惑”“知命”之年啊。的確，楊獻平曾經在詩中寫道：“秋風橫渡，烏鴉悲憫/忘了告訴你，從四十歲開始/我信命，信天籟/信小麻雀的心臟以及撫摸它們的下弦月”（《失眠之書》）。即便睹物抒情，楊獻平的詩也會滑入宿命。在《短歌》中，抒情者本來是要告訴那個騎馬的人、跳胡騰舞的女子、我想的人、臥倒的山羊，關于單身的人、醉酒的詩人、燒黑的身體、提刀的殺手的秘密，卻突然以“要告訴自己/你要愛著，笑著/要用大雪把宿命焐熱”收結全詩，出人意表，卻張力拉滿。前面似乎與己無關的人事竟突入自己的命運，并將“宿命”置于“大雪”和“焐熱”的悖論之間，詩意悠然，短歌不短。在《燕趙歌》中，張三醉酒的現實與胡服騎射的歷史逐漸被抒情者看清，向宿命圍合，露出造物主的真相，“自己對自己發笑/上帝，這就是你的顏色”“因此，我們不要計較太多/大風吹過。黑夜更深/沒人的路上/燈光多么奢侈。破廟不見香火/寒鴉和蛇，命定如此/枯草是最可靠的”。在從民和到西寧的路上，“我覺得了向上的宿命/大風把大地吹凈，人從低處上升”（《從民和到西寧》）。我“陪母親看病”，發現“母親的頭發開始稀疏/霜白是萬物之慘烈宿命。我一聲嘆息/內心的裂帛，撕扯靈魂的幕影”（《陪母親看病》）。如此詩句，俯拾即是。

其實，楊獻平或許并未意識到，也并不一定贊成上面我對“命中”那兩層含義的解釋，他“命中”的原意，應該是精確擊中靶子，就像命運的獵人，準確命中生命中那些個“向死而生”的存在瞬間。卡爾維諾在寄語未來千年的文學藝術時，把“精確”作為一個重要目標。他斷言，“描寫朦朧狀態的詩人一定是主張精確性的詩人，善于用他的眼睛、耳朵和手，敏捷而準確地捕捉自己最細膩的感覺”。主張“此時我在”的楊獻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命中”的。看看那首叫《命中》的詩就不言自明了：“請用十指纏繞/請用一支針管扎進去/請用刀子。請用一只蝎子/猛然撩起尾針/請用蜜蜂，在花中沉醉的一刻/請把身子遞過來/請用一根筋，請用瘦削的麻雀/一只知更鳥，叫我的名字吧/請用一只黃鶯/喊我的前世。請用一個距離/在上帝門前掛鐘，于世界盡頭送一朵殺伐/一種螞蟻的叫喊/一種獵槍的射擊，請用箭矢和它們的哨音/此刻我在，請用你繡花的鞋墊和不打補丁的黃昏”。詩中具象化的表達，無一不精確地命中生命中那些充滿玄機的“此刻我在”。但更為有趣的是，這些“命中”在有意無意中依然被詩人置于“生命”的河流與“命運”的軌道。一只知更鳥和黃鶯詢喚我的前世今生。而上帝與掛鐘、世界盡頭與殺伐，卻讓“造物主”進入時間，讓“被造物”挑戰末日審判。這是一個意動型文本，除了以言言事、以言行事外，更在意以言成事：正面迎擊命中的叛逆的姿態，彌漫昂揚精壯的生命強力。

楊獻平說，書寫“此時我在”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楊獻平又說，詩歌就是內心的“偶發事件”。言下之意，“此時我在”的那些時刻，可遇而不可求，它們是存在中那些至光與至暗時刻，一捕捉，一抖擻，一詩化，就會閃現出存在的底色。有時不得不驚嘆，楊獻平對那些時刻的精確把握和高超書寫，應是人類最隱秘的時刻。舉一首讓我難以忘懷的《一個和一個》：“要體貼，深入的，如蝎子和它的尾針/要適可而止，黑暗本是一種光/要簡單，如蜻蜓在荷葉/和三角梅之上。要我這樣，一朵云之中的閃電/一棵樹不分雌雄/要登峰造極，就像你的每個清晨和黃昏/就像此刻此時，天一個，地一個/你一個，我一個，夜鶯在玫瑰叢中/鳴叫、做窩，帶著月色之靜謐，江河之急湍”。讀這樣的詩，豈止會心一笑？當夜鶯出現的時候，我的第一感覺是，楊獻平把中國古人的比興手法用顛倒了。

二、萬物照心

對不起，這個小標題是楊獻平第二本詩集的名字。我本想換一個，但想不出比這更好的，只好掠人之美。上面談了那么多“此時我在”，接下來的問題是，“此時我在”在何處發生？這就得把前面提到的楊獻平的那句話補充完整。楊獻平說詩是內心的偶發事件，完整的說法是，詩是“內心、靈魂和萬物之間的‘偶發事件’”。

天生敏感穎悟，即興賦詩，楊獻平不是在“做”詩，是在“寫”詩。其實也不是在“寫”詩，而是在“瀉”詩。詩是從感興之流中噴涌出來的。感興是感物之興，并非靈感的空襲。感物或者物感，是楊獻平“此時我在”詩學的發生機制。天地人神，因我一體，猶如《在成都北湖公園》的幾句詩：“水草依稀茂密，它們搖曳/沉迷、有序，借助水，仿佛莫名的讖語/天與地此刻呼應，鏈接的導體/是我，還有枝頭的梅花，殘余的銀杏葉”。在這里，被“我”這個“導體”“鏈接”的“物”，顯然不是康德的“物自體”，而是進入“感性直觀”，并被人的先驗圖式把握、被審美判斷力度量之后的現象之物、鑒賞之物。在海德格爾那里，正如在這首詩里一樣，“物”具有天地人神四維，人詩意地棲居，是棲居在“物”中。恰如抒情主體在《我的痛，怎么形容》里的那聲呼嘯，“噫吁嚱，我不過一個人/同在此刻，蒙受日月，空氣與萬物大恩”。

據說，我們今天已經進入了“非物”的時代，物原有的那種被本雅明洞見的“靈暈”，已在話語的“機械復制”之中消失殆盡。換言之，如今那些流布于新興媒介和各種藝術符號中的“物”，早已離“物”千里。話語的秩序代替了物的秩序，我們被囚禁在關于“物”的話語之中。新興哲人韓炳哲認為，這里潛藏著人類的巨大風險，因為只有現實之物在空間上的廣延性、在時間上的可持續性，才能為人類生活的穩定性提供實在性基礎，否則在一切皆流的信息世界中，不僅詩意的棲居不可能，甚至連棲居的愿望都變得有些可望而不可即。楊獻平“萬物皆詩”的詩學理念，“此時我在”感物賦詩的方式，扭轉了物的方向。回歸物、深入物、萬物照心，物我共生、共情、共理的詩歌氣象，使楊獻平不得不在這個時代的詩歌寫作中，因其所具有的“未來性”，破圈而出，別具意義。

物與人并肩而立，命運相契。楊獻平總是在物的體察中感悟到人的命運，物不只是其人生喟嘆的觸媒，更是其人生的另一種存在方式。比如，“醒來的窗外，一棟樓在向前，百米之外的人間/幾個人在車流之間”，這是再普通不過的街景和物象，但抒情主體從中看到了人生的某一危境，洞察到其中的深淵：“這情景像極了人生/我們都在危險的邊緣/生死未卜。也都在用肉身/收斂塵土及其黏合力。幸好天空的方向是敞開的/可哪里才算到達？”（《突然間淚流滿面》）在那個“霾重，心緊”的下午，“我”“突然間淚流滿面”。而“高鐵總讓我看到墳墓/一閃而過。這像極了所有的生/和死”（《高鐵途中》）。再比如，“總是被忽略”的海棠花苞，第二次被“我”在路上遇見，“一剎那震動的火焰”，讓我羞澀、慌亂；她“清潔若朝露/在霧霾之冬，宛如我愛”“宛若沉沉人世之突破蒙蔽的/一束光亮。照徹我/我為之驚顫”（《海棠花苞》）。同樣，“玉蘭花散開/宛如愛情及其謎底”“這世間多苦啊，玉蘭花是生命萬千悲憫之間/從皮肉徑直進入靈魂的激烈和熱忱”（《玉蘭花》）。楊獻平不少的感物詩都會出現類似的用詞，“像極了”“就像”“像是”“宛如”等，這些詞將“物”“我”的世界焊接在一起。

必須“隆重”一提的，是那首《傍晚戈壁所見》。不到十行的短詩，道盡被人間疏離或放逐人間的悲壯、蒼涼、勇毅和決絕，可講的卻是小麻雀的故事：“我看到一只小麻雀/向著落日飛。那么弱小的一只麻雀/它為什么，要向著落日飛/又為什么被我看到，我覺得心碎/還有悲壯和美。飛馳的車輪不斷揚起灰塵/我一直在想：在人間的小麻雀/它一定在逃離/身后的大地漸漸涼了/它在用翅膀，一點點打掃漸漸隆重的黑”。詩的妙處是“飛馳的車輪”的出現，它一下子把“人間的小麻雀”置于“向著落日飛”的小麻雀相同的生命情景，使其獲得深厚的寓意。戈壁的荒涼與人世的炎涼，自然的暮景與人生的寥落，日落大漠與黑暗的迫近，都營造出亡命天涯的悲壯。但詩中有光，無論是戈壁的麻雀還是人間的麻雀，雖弱小卻強悍，都飛向落日，逐光而去，召喚出一種眩暈致命的美。因物及我，因我及類，天地共情，言淺意深，達至哲思。

與物共生共情的關系，在楊獻平詩中并不總是像上面那樣簡單清晰，更多的時候，抒情主體是在與物的對照、對立、對抗與和解中，產生或曖昧或幽微或強烈等極其復雜的情感。穿行在茫茫大漠、荒涼戈壁，或者是祁連山這樣連綿穩固之物，以及如涼州、燕趙、嘉峪關等淘盡千古英雄之地，楊獻平詩中表現出的依然是陳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曠世憂傷，依然是東坡先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千古悲嘆。他在詩中寫道：“走在戈壁上/我時常看到曠野上的孤墳/看到孤墳上端坐的狐貍和烏鴉”（《當年在西北》）。而人呢？人間的那些愛恨情仇呢？早已被雨打風吹去。他在詩中不斷地表達自己只是一個“過客”“獨行者”“外省人”“局外人”，“在龐大的自然和人為之間/我像一粒沙子，被風卷起，又重重摔下去”（《嘉峪關》）。這也延伸到他在生日或一年行將過去之時對流年的感慨，“面對流年我滿目悲愴/越來越佝僂。一個人，眾人，作為祭品，時間照單全收”（《流年賦》）。而遷徙成都，深居城市以后，面對樓高車快、蕓蕓眾生、燈紅酒綠，無論是傍晚時分、午夜夢回，還是喝茶獨坐，抑或府南河邊散步，他都感到痛徹肺腑的孤獨。他在《獨在紅星路二段有感》中寫道：“我于紅星路一處樓上/端坐，似乎一口銹跡斑斑的銅鐘/飛機穿過烏云，/肉身竟然也嗡嗡有聲”。在飛機寓意的現代文明中，“我”就是一個棄世的古董。

楊獻平詩歌最深的憂傷來自最卑微之物——草芥。對草芥及其命運的感同身受，構成其詩歌的一抹濃重的底色，它甚至像一根脆弱的神經，隨時會觸動詩人的悲哀和眼淚。他在詩中寫道：“茅草就像另外一些我/我們是草民”（《下午》），“因為我出身于農民/在鄉村之間，我和我的父母雙親/還有祖父以上的先輩/都有一條泥土的根”（《無題》）。流淌農民的骨血，泥土一旦沾身，就無法洗盡，“農民是一種血統/是一根針線縫起來的老棉襖、長鐮刀、?頭豎門背后/鋤頭鋤掉的，不是雜草//是宿命”（《父親》），“而農民這個宿命/在中國如影隨形”（《寫給母親》）。除了貧窮、苦難、像螻蟻一樣生死，農民幾乎一無所有，“一個農民生如靜風/草芥；途經刀刃的塵土/光都是別人的”（《父親》），卻無數次被挪用、改寫和粉飾，以至于“從前我不知道世上還有一種苦/叫作中國農民，也不知道還有很多只嘴/都21世紀了，還把農民說成晉朝的某一個人”（《入中年賦》）。事實上，他們命如草芥，有嘴無聲，只是大地上沉默的一群，“卑微者從不發聲/天地之所以明亮，大地為其陰影”（《寫給母親》）。雖然詩人深信“越是向下，越是馥郁/最下層的靈魂，曾經的人，及其骨殖/總是在滋養萬物/包括人類自己”（《突然的桂花香》）。可這樣的信條，面對的是鄉村無可奈何的衰敗，“對過是張大炮的黑木門。門上對聯說/仁善持家久，讀書繼世長。可門是鎖著的/門檻都爛了，屋檐掉在地上”（《掘根運動》）。雖然“人人要富/可三十年了，很多人還是月照鍋蓋/清水米粒煮白菜/破帽遮顏的，鬧市中也都是一堆空碗”（《霧霾稍退后飲茶小記》）。詩人終于明白現代化對鄉村的席卷，“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掘根運動，從梧桐樹根/到炊煙骨髓，镢頭邊刃上，鐮刀一再磕頭謝罪”（《掘根運動》）。鄉村振興，是時代的使命，勢在必行。

這樣，萬物照心，此時我在，楊獻平詩中的物我關系，就不只是命運共契，物我共生共情，還有來自歷史與現實的深廣憂憤、一己之血脈與當下境遇的切身之痛，以及時空浩瀚無限所激發的形上之思、曠古憂傷。或許這就有了阿來的判詞：楊獻平詩歌的“憂傷真正發自內心，是他個人的，卻又不只是個人的。他想綿延到世界和眾生。由此，他的這些詩歌亦有了悲憫與宏闊的性質。”

三、所愛無端

無端，就是沒有原因。在我看來，真正的愛，是沒有原因的。當下盛行的感恩，只是愛的底線，更準確地說，它還在愛與不愛的門檻上，因為它是以“有恩可感”為條件，是功利的。楊獻平的詩歌在擊穿此時我在、萬物照心的過程中是有所覺悟的。而且，這種覺悟突破了“致良知”的傳統界限，既是大道更是窄門，是人站出自身，跨向彼岸的一種奔赴。在他的詩歌中表現為“所愛無端”。正是“所愛無端”，使他的詩歌呈現出一種高遠遼闊的氣象和境界。

覺悟是基于苦難，是源于炎涼世態、荒誕人生的看破與洞穿。其實楊獻平是最沒有理由“所愛無端”的，悖論似乎發生于“無愛現實”的逼迫。他的一首《鈍刀子》可以見出他對“誤解”“仇恨”“復仇”“疼痛”體會之深：“事到己身，才知是刀子/還很鈍。越是笨家伙，用情越深/它在持續用力/皮下兩毫米，越來越尖銳/切割如此嚴密，如同復仇的先鋒部隊/重要的不是鮮血，而是那種疼/它叫誤解，也叫仇恨/很多人渾然不覺/旁觀者心態優越。殺伐者手持的武器/來自昏暗錯覺”“活著似乎就像風卷江河/尤其是至親之人/用刀子斬頭不過瞬間，使用鈍刀子的人是我/當然還有你的配合。寬恕者，需要將一把白雪/放在最深的午夜”。生活在世中，就是生活在事中，因為人心的“昏暗錯覺”，世事如鈍刀子殺人。兇手與受害者，都是你我，無論親疏，它就是我們生活的日常，宿命般存在。如果有寬恕，也是午夜時分無力的內心發現。可以確定的是，“一代人必有一代人的傷悲/這是使命，你我都在遵循”（《談論》）。“人生之事，高尚使人痛苦/庸俗則令人快樂”（《生日書》），好人難做，“最好的人此生磨難/懷才不遇，急公好義的心，總是傷痕累累”（《最好的人》）；“太耿直的人，昨天喝下一杯茶水/今天只好拈花苦笑”（《無私的人》）。何況“這世界從沒有公心”“那么多的深坑和彎刀/只是相互不知道”（《昨日心情不好》）。不僅愛是如此稀少，“我們所愛的，多數用來自傷”，因為，“但凡入心的/必定早有虧欠/愛得越深，倒刺越長/鋒利，根根見血，還提著微笑的月光”（《所愛即所傷》）。總之，這世界“絕望密不透風/苦難從來如影隨形”（《酷熱之成都》），“在這個年代/愛深度躲藏”（《在故鄉的城市給你寫信》）。不必再引用了，這樣的詩句在楊獻平的詩歌中隨手可拾。

面對“悲哀常在/苦難永不停歇”（《父親和我》），關于“愛和不愛”，楊獻平的徹悟“源于痛覺/和善的被摧毀。在人世，我們要做的/唯一的方向，就是愛和愛下去”（《談論》）。而這愛無緣無故，不以任何條件為前提，因為“愛自己和愛眾生，根本不是什么宏心大愿/只是本能”（《燊海井》）。為此，“我們還要自發地/盡力去愛，愛得多一點/不叫自己羞愧、懊悔，還可以更寬仁”（《努力愛更多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恢復痛覺，仰望星空，止于至善。喪失痛覺，就會喪失悲憫，就會于人道麻木不仁，對愛無動于衷，世界就會在仇恨殺伐中沉淪。沒有對至善的眺望，愛就失去了牽引。在這個意義上，楊獻平的覺悟是平實而深刻的。

如何愛？楊獻平《愛一個人要愛品性和內心》如此寫道：“仇恨可以放下，厭棄可以隱退/相信愛，和慈悲；相信時間/相信鳥鳴的天啟/相信虎吼的靈性，雷霆的罪與罰/相信孤獨，但始終保有一副熱腸/相信一切終將逝去/相信萬物都對自己有恩/相信活著的尊嚴，為互助加冕/相信理解和悲憫/相信與人為善，相信生不止息/愛不停歇，相信每一個人/相信灰燼之美”。天地萬物、永恒時空，盡在愛中，僅僅出于“相信”。這首詩，總是使我不自覺地穿越近半個世紀的時光，與北島、舒婷的《一切》《這也是一切》等詩對讀，形成互文，中間穿插以海子富有神性的麥地意象組詩；也使我不時回首宗白華、冰心、梁宗岱那些近一個世紀前的“小詩”……斗轉星移，滄海桑田，歷史總在某些地方打幾個旋渦，然后又扭頭向前。老黑格爾的鬼魅不時閃現。

更有意思的是，楊獻平的那些相信，竟是出于另外的相信。即相信“一個人完全可以落身成廟”（《早晨最清醒》）；相信“每個人都有一座教堂”（《領報修院》）；相信“每一個生靈都有自己的宮殿”（《野花》）；相信“信仰是溫暖的事物”（《勒布溝》）……是的，當感性和理性都不能說服自己的時候，人就只剩下一條路了，那就是“相信”。而“相信”以后的愿景極其簡單：“我只想：在土地上安居樂業/每年有三十斤蜂蜜、幾百斤大米，再加上面粉/蔬菜自己種，孩子自己養/不和任何人爭，只愿敞開邊疆/與人類同處一國，抱緊慈悲”（《丁酉元宵吃面偶記》）。

到此，楊獻平的詩歌面目逐漸清晰。寫“此時我在”，目擊道存，“直將閱歷寫成吟”“誠身修辭，非有二道”，其全部詩歌乃是他的足跡心象。恰如龔自珍所言：“心跡盡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在這點上，于堅可謂知音，他說楊獻平的詩集“發生于自我的誠實之言”，并創構自己的“詩言體”。萬物照心，感物賦詩，神與物游，物我共契，憂憤深廣，情動天地，切膚之痛中蘊含哲思，又使楊獻平的詩歌別有境界。所愛無端，慈悲為懷，推己及人，因人及類，恢復痛感，止于至善，最終使楊獻平的詩歌以星光引路，“掠地飛行”，跨越此岸，氣象宏闊，自成高格。尤其可貴的是，楊獻平的詩歌有“五四”一代自由詩創立者們孜孜以求的“情感的內在節奏”和韻律，讀起來非常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