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文壇，對于小說創(chuàng)作領域的關注幾乎占據了大半壁江山。這既得益于小說家們筆耕不輟的努力，更是與小說文體的豐富性、多變性等特質息息相關。自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之路，小說家們便一直在尋求小說技法的突破與創(chuàng)新。蔣光慈的羅曼蒂克小說模式將戀愛與革命結合，新感覺派的作品里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的現(xiàn)代感受，先鋒作家筆下極致的語言狂歡……每一次變革，都將文學觀念引向更寬闊的認知。及至今天，無論是從小說技法還是內核表達來看，作家們似乎都很難在嚴肅小說的框架中尋求新意和新的突破了。于是乎，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現(xiàn)象：將流行小說、類型文學的敘述方法與故事元素，與嚴肅小說的思想主題進行新的融合，即打破傳統(tǒng)意義上純文學與俗文學的壁壘，在作品中拼貼武俠、懸疑、言情、玄幻等通俗元素，強化小說的故事性，從而引發(fā)讀者的閱讀興味。特別是近些年，許多作家拿起推理的筆，制造一樁樁引人入勝的懸疑案件。這些懸疑故事經過影視改編的二次加工后一炮而紅，不僅點燃了人們心中的“懸疑熱”，更打造出懸疑敘事的“出圈”神話。

一、出圈

中國當代純文學作品中，先鋒文學最早出現(xiàn)懸疑色彩，馬原、殘雪、孫甘露、余華等作家都在小說書寫中嘗試利用荒誕的故事敘述，探索先鋒的敘事技巧。真正將懸疑作為敘事焦點的，是麥家的《解密》《暗算》《風聲》等諜戰(zhàn)特工小說系列。2008年，《暗算》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是主流文學界把類型文學納入視野的下沉姿態(tài)。自這之后，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便與“懸疑”“推理”等元素結合得愈加緊密，不僅在題材方面組合多變，敘事策略也呈現(xiàn)出紛繁復雜的樣貌。大致看來，涉及現(xiàn)實刑偵懸疑色彩的小說以須一瓜的《太陽黑子》（2010）、田耳的《天體懸浮》（2014）、蔡駿的《春夜》（2020）、路內的《霧行者》（2020）、房偉的《血色莫扎特》（2020）、東西的《回響》（2021）、吳忠全的《寒夜無聲》（2023）等為代表，小說家以類型寫作的方式結構故事，又以現(xiàn)實批判的理性來書寫主體記憶的危機想象，使這一類文本極具文學與戲劇的雙重張力；歷史懸疑推理題材首推馬伯庸的《風起隴西》（2011）、《三國機密》（2012）、《長安十二時辰》（2017）、《顯微鏡下的大明》（2019）、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圖密碼》（2014—2019）、魏風華的《唐朝詭事錄》（2013—2016）等。此類作品運用懸疑推理乃至政治陰謀等類型元素，不僅講述了一個個懸念叢生的精彩故事，還重構了對于中國古代的歷史想象；還有一部分作品是以懸念建造起一個個真假難辨的敘事迷宮，劉醒龍的《黃岡秘卷》（2018）、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2022）、田耳的《秘要》（2023）等皆是虛構了一個秘寶，在尋寶過程中逐漸顯現(xiàn)幾代人的情感糾葛與歷史記憶。

在諸多文本中，以“鐵西三劍客”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為代表的東北懸疑敘事，是率先進入大眾視野的“出圈”組合。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蹺蹺板》《北方化為烏有》，班宇的《冬泳》《槍墓》，鄭執(zhí)的《生吞》等小說，都采取了懸疑小說的架構模式來搭建別樣的東北城市歷史空間。以“懸案”為切入點，以1990年代為背景，“新東北作家群”共享了“老工業(yè)區(qū)”與“下崗潮”的歷史經驗，“原本工業(yè)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東北地區(qū)，遭遇了一次整體性的垮塌。機器成為廢鐵，工人成為失業(yè)者，原本沿鐵路串聯(lián)起來的、銅墻鐵壁一般的現(xiàn)代城市，也順著鐵路的軌跡一路衰落下來。原本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鐵西區(qū)，在不斷地銹蝕中，成為落伍的代名詞，也成為集體化時代的遺骸”[1]。衰頹的時代氛圍與神秘冷峻的懸疑敘事構成了新東北書寫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也間接重塑了大眾對東北的認知。

顯然，懸疑“出圈”的原因，影視改編是最大的推手。2014年以來，以愛奇藝、騰訊、優(yōu)酷為代表的頭部視頻網站利用網絡平臺的優(yōu)勢，開始對優(yōu)秀的懸疑小說進行改編。2015年的《心理罪》，2016年的《法醫(yī)秦明》，2017年的《無證之罪》《白夜追兇》，等等，原創(chuàng)小說＋影視化改編的制作模式，促使收視率和口碑得到雙豐收的驚喜。進入2020年，愛奇藝打造的“迷霧劇場”正式啟動，《隱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兩部現(xiàn)象級懸疑劇橫空出世，后又緊接著《非常目擊》《八角亭謎霧》《誰是兇手》等多部劇集，助推懸疑敘事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其中，《無證之罪》《隱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分別改編自紫金陳的小說《無證之罪》（2014）、《壞小孩》（2014）和《長夜難明》（2017）。這三部網劇的高播放量和好口碑，促使紫金陳成為豆瓣2020年度讀書榜單最受關注作者的第一名，原小說在各大電商平臺銷量暴增。紫金陳的成功，是因為其作品有效完成了懸疑敘事由文學文本向影像文本的再創(chuàng)造。

二、融合

需要強調的是，懸疑推理小說作為類型文學的一種，有其固定的類型特征。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一個懸念為軸心作為情節(jié)推進的主要動力，伴隨著謎題的深入探索、解決，將讀者帶入到緊張刺激的情緒中，最后在結局中剝開“疑”的內核；為了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在人物類型設置上，需要包含“懸念設置者”“活動參與者”和“解釋懸念者”，一個人物可以有多重身份的重疊。然而，上文提及的大部分作品卻與懸疑小說的特征相悖。一是懸念的延宕。讀者對推理小說的最大期待就是懸念的層層揭開，文本中出現(xiàn)的任何插曲都會被視作無用的拖沓。然而在東西的《回響》中，“大坑案”的探查過程被冉咚咚與慕達夫的婚姻生活一再懸置。女警察冉咚咚在調查被害者的出入記錄時，卻意外發(fā)現(xiàn)丈夫的開房記錄，由此開啟了小說偶數章對于包括冉咚咚在內的若干人物的心理勘探與精神分析。每當兇殺案的偵破往前推進或遇阻時，就開始纏繞冉咚咚與慕達夫的情感波折。所以小說雖然以案件的偵破為敘述內驅力，但文本的敘述重心卻是冉慕二人更為殘酷的心靈檔案。由此可見，《回響》看似是在偵破案件，實際是對幽暗人心、復雜人性的詰問。二是結局的不確定性。格非的長篇小說《敵人》（1991）以趙家宅院的一場神秘大火為開端，老財主趙伯衡于臨終前寫下一串人名，暗示著這些人名與那場大火有關。“敵人”是否存在？“敵人”是誰？這個疑問始終作為懸而未決的威脅纏繞在趙家人的頭上，成為他們的恐懼來源。盡管小說最后暗示了趙龍是被趙少忠殺害，但卻沒有解釋其殺人動機，“敵人”仍是未知，從而產生了新的謎題。似是而非的結局指向愈加不明的敘事空缺，并留下意味深長的話語空間。三是模糊的人物設置。懸疑小說吸引讀者的重要手段除了懸念的精妙設計，人物的塑造也是關鍵。如《心理罪》系列的方木，《法醫(yī)秦明》系列的主角三人團秦明、趙大寶與林濤，《死亡通知單》系列的刑警羅飛，人物設置功能清晰、特點鮮明。反觀《平原上的摩西》，刑警莊樹雖然是調查十二年前那件懸案的核心人物，然而雙雪濤卻采取了多角度交叉敘事。文本中有七位第一人稱敘述者進行了十四次敘述，莊樹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只出現(xiàn)了三次，不同的敘述者既有十二年前的父輩，也有十二年后的“子一代”，其中有的敘述者與案件并不相干，甚至案件的直接涉案者李守廉只存在于其他敘述者的講述中。參照黃平所說，“對于《平原上的摩西》而言，非如此敘述不可的原因，在于小說故事開始啟動的歷史時刻，任何一個人物都無法把握時代的總體性”[2]。每一個敘述主體對同一歷史時刻有著不同的經驗與感知。在這里，人物不是為了推動情節(jié)而服務，而是暗示了主體在把握歷史與個人命運的無力感，是對歷史的重新講述與修復。

因此，對于本文所要討論的作品來說，它們并不能被歸納到類型文學的行列里。更準確地說，這是嚴肅小說與流行元素的碰撞與融合，借助懸疑的外殼，小說家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敘事的不可知性，將思想的觸角延伸至現(xiàn)實關懷與歷史向度，使得作品兼具類型寫作的可讀性與嚴肅小說的縱深性。紫金陳“推理三部曲”之所以能獲得觀眾最大認可度，懸疑是看點之一，而真正打動人心的是其作品觸及了更為廣闊的社會問題。如《沉默的真相》喚醒人們對公平正義與道德良知的追求，《壞小孩》思考原生家庭對孩童成長教育的作用，其內核與外延已經超越了一般懸疑小說的深度。另外，在嚴肅小說融入流行元素的同時，一部分類型寫作的作家也開始有意識地轉型。曾經，懸疑、恐怖流是暢銷書作家蔡駿身上的標簽，然而自2020年出版的《春夜》開始，到后續(xù)的《謊言之子》等幾部作品，無論是從風格、類型、語言等方面來看，都與此前的類型文學有很大區(qū)別。初看《春夜》的封面介紹——具有被“托夢”能力的少年、能讓萬物死而復生的男人、消失的廠長、仇人的女兒、永動機的秘密——不少人以為這又是一部懸疑之作。然而，在亡魂“托夢”的指引下，一個消逝的時代的歷史記憶緩慢蘇醒。《春夜》的故事發(fā)生在1990年代末上海大部分國企重組改革引發(fā)的下崗潮這一背景下，小說以“我”父親所在的國營春申機械廠由盛轉衰后發(fā)生的一系列故事，與工廠兩代人的命運變換，展現(xiàn)出上海的時代變遷史與小人物的心靈史。通過作家向歷史縱深處的探尋，《春夜》摘下了“懸疑”的標簽，并被納入純文學的軌道中。

三、懸疑作為方法

若要把以上討論的文本聚合在一起，我們不難看出，“懸疑”已然成為當下小說家重述歷史記憶或推演人性幽微的首要手段之一。那么這就不僅僅只是浮于表面的“出圈”現(xiàn)象，而是一個具有時代癥候意義的文學問題。若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或應回溯到現(xiàn)代作家的類偵探寫作中去。有學者將張?zhí)煲砼c施蟄存二人的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嘗試視為兩種文學癥候與發(fā)展可能性來加以理解：“曾經嘗試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的張?zhí)煲恚环η楣?jié)的佳構與詭計的巧思，但同時也一直囿于模仿與創(chuàng)新、類型與突破的兩難困境之中；而同樣有著大量類型小說閱讀經驗的施蟄存則跳出類型之外，將偵探、懸疑、恐怖等類型文學元素融入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之中，并試圖借此表現(xiàn)某種時代的‘新感覺’。”[3]張?zhí)煲淼膫商叫≌f寫作一直停留在對國外偵探小說的模仿中，而施蟄存則將懸疑作為一種裝置，把偵探小說這一舶來品與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社會相結合，于是找到了一條新的文學實踐的方向。當代作家將偵探、懸疑等形式作為把握時代“新感覺”的寫作方式，正是效仿了施蟄存的道路。

歷史是發(fā)展的、流動的，百年前施蟄存大膽選用偵探、懸疑等類型文學元素來反映1930年代歷史的變動與斷裂，與當下作家從純文學的束縛中突圍、尋求新的技法的融合產生了共振。阿甘本曾就“當代性”提出一個問題的討論：“我們與誰以及與什么同屬于一個時代？”他回答道，“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與時代契合，也不調整自己以適應時代要求的人。因而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也就是不相關的。但正是因為這種境況，正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錯誤，他們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4]。從文學的角度論，近十年來的中國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代際經驗表現(xiàn)出明顯差異，恰如陳曉明所說，“歷史發(fā)展到如此時刻，何為這個時代的‘當代性’，已經不能獲得共同的經驗和統(tǒng)一的認識”[5]。今天，我們談論當下小說創(chuàng)作的類型化傾向現(xiàn)象，已經和1980年代探討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分野有了恍如隔世之別。生活于復雜當代社會的小說家們，完全堅守傳統(tǒng)文學寫作陣營似乎已經變得不再可能。沒有了約束力的文學場域，還會產生偉大的作品嗎？我們不必為此過于悲觀。正如施蟄存當年運用懸疑類型元素表現(xiàn)1930年代上海都市“新感覺”的探索，當下作家也無須將一種文學方法或思潮視為圭臬，而賦予其過多的責任使命與意識形態(tài)內涵。本文所分析的以懸疑把握現(xiàn)實的書寫策略，或許指出了未來文學實踐的可能性。

注釋：

[1]江怡：《論“子一代”的東北書寫——以董寶石和“新東北作家群”為例》，《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5期。

[2]黃平：《“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3期。

[3]戰(zhàn)玉冰：《把懸疑作為方法——兼談當代中國青年寫作中的類型問題》，《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

[4][意]吉奧喬·阿甘本：《何為同時代？》，王立秋譯，《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5]陳曉明：《論文學的“當代性”》，《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6期。

（作者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