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水魚》以詩意的筆法講述李氏家族五代的帝王夢，時間跨越百年，空間涉及長江中下游的海陸，充滿先鋒意味的敘事意在探討現實與荒誕的界限，考量歷史的實相與虛相，反思愛情與革命的限度，并以在路上的姿態引發關于人類生存狀態的形而上思考，也一并塑造了這部小說流動的美學風貌以及另類南方的精神骨骼。家族史和國族史的互滲使這部40萬字的長篇具有穿透歷史與現實的精神動能，看似滑稽、可笑乃至于荒誕的情節之下，不乏作者看取歷史與現實的深邃目光與悲憫情懷。小說前頁所附《普賢菩薩警眾偈》正可視為小說的精神題解，“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生存發出的警示成為惘惘的威脅，少水魚恰是對眾生生命狀態的譬喻，也與庶民被大時代戰爭暴力裹挾的處境一致。作者以少水魚比附庶民遭遇但又蕩開一筆，人物的揭竿而起意味著別求出路，如此，所謂的荒誕帝王夢既是匹夫的無知之舉，也成為民間抗議的一種聲音表達。反抗導致了逃亡并促成了新唐王國子民持續的遷徙，使流動成為小說的美學特質。充斥于流徙途中的愛欲與被殲滅的威脅輻輳一處，人性的幽微與復雜給新唐這一夢幻王國平添了現實的維度。從樂壩的定居到梅林的發現，現代化的逼近使新唐人再度舉起義旗，重新踏上尋找桃花源的未知路途，尋找原鄉的行為也使這部如作者所言具備“純南方氣質”的小說躍出了當下熱絡的“新南方”譜系，并且折射出充滿存在主義哲學思辨意味的“另類的南方”的新圖景。

一、流動狀態：從敘事到故事

《少水魚》的寫作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延宕，小說落款提及1995年冬天于烏魯木齊留下初始寫作殘稿，2023年，改定于成都牧馬山，依作者記錄，寫作過程中至少留下9稿。小說寫作這一行為本身便發生于時間與空間的流動之中，于長時段的時間線條內最終完成的寫作，如新唐王國一般同樣有著漫長的時空遷徙經歷，或形成了一種有意味的文本內外的呼應。作者自述，“這部小說所呈現的都是新的語言、結構、時空和想象。”①相比于作者此前的長篇小說《激情王國》《我的絕代佳人》《白山》等，《少水魚》以新唐王國的建立與逃亡這一充滿荒誕色彩的故事，以貼近又疏離于主流歷史之外的手法，寫出人性的復雜幽微與歷史的多面多聲，加之，小說充滿先鋒意味的敘事形態，確然呈現了新的時空與想象，新的語言與結構。

《少水魚》全書共設七章，除開卷“引章”與收尾“結語”外，小說主體部分以“金”“木”“水”“土”“火”五元素命名。作者令小說人物輪番出場充當故事敘事者，顯示出對于話語講述權力的出讓，不同聲音組成的多元故事聲調形成了充滿著民間性意味的美學形態。小說引章中，“還得從新唐皇帝李宗羲第一次死而復活的事說起。”②一句便已使小說的“后設敘事”構造浮現于讀者眼前。第一層敘事以我的視角講述李宗羲因床第之事瀕死而還魂的故事，以此戲謔所謂的皇家莊嚴，屬于對于新唐國眾人遷徙故事的倒敘。對于眾人敘事是否要原話實錄的詢問，記錄人“我”回答，“既然是歷史，肯定要對你們的話進行整理，做適當的加工。”③知識分子對于講述者口述歷史的修飾和增刪，不僅蘊含著作者對于書寫者修改庶民故事真實面向的諷刺態度，更是提示出當前所呈現的小說文本或是一種不可靠的講述。對于不可靠敘事提示的先入為主，使接下來由“金”“木”“水”“土”“火”五章組織起來的第二層故事講述真假難辨，始終籠罩著事件無法完全可信的質疑迷霧。結語部分，作者則施加一記回馬槍，點明故事由亡魂所述，并由盧一萍所記錄，“他們無需隱晦，因為他們都是亡魂。上述均為亡魂所述。”④相比于知識分子對于歷史的修正，已成為亡魂的眾人敘述則始終以坦誠的姿態言及他們的欲望、夢想乃至于難解的困惑。第一層敘事自言進行的故事修飾與第二層敘事中確信亡魂講述的真情表露，使文本形成了真假難辨的敘事張力，并延伸出對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乃至于廟堂與民間的多元辯證思考。

后設敘事的使用令新唐王國的故事出入于虛實之間，《少水魚》無疑顯示出了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某些姿態。小說核心部分的五章由李宗羲、燕古雪、李方吾等人物輪番出場作為故事講述者，個人視角占據小說一端娓娓道來，看似個人化視角的講述卻又與新唐的故事緊密關聯，小說首尾的遷徙情節互相呼應形成閉環，進而使小說的敘事外形狀似合抱的花瓣。他們既是敘述人但同時被別人所敘述，雙重化的敘事效果給予第二層敘事以足夠的自由。在中國古代思想中，五行之說被用于闡釋萬物起源與多樣的統一，世界即在此種相生相克的作用之下發展演進并且生生不息。盧一萍以五行作為小說敘事章節標題正是別有抱負，“金”講述新唐王國建立始末，主要講述人為李家第二代李宗羲和被前者騙至海上的新唐皇后燕古雪，旁及李宗羲父親李能的故事，他原為鄉村郎中，后做端公，虛構族譜和制造血緣，聲稱為唐代太子李賢之后，以戲班黃袍為龍袍并于集州創立新唐國，50天后被清軍剿滅，事敗投身白蓮教，從集州沿長江流動吳越最后落腳昆山。一則稍顯滑稽的新唐開國史卻在此后被其后代反復承繼，李宗羲故伎重演并在事敗之后于島嶼間逃亡，再于荒島建立不過三人和疆域百畝的新唐。“金”一節中李家建立新唐的夢想被后代繼承，作者既以此諷刺無知莽夫的帝王夢，又營造出家族宿命式的輪回困境。以下各章的眾人流亡、作戰、生死與愛欲的人世瞋癡便都因“金”一章而起而滅。古代思想中五行相生與相克的辨證哲學，與《少水魚》這樣一部講述草莽人士帝王夢和建國的故事形成呼應。李氏家族的帝王夢與新唐國很難被歸于中國歷史上草莽皇帝打天下的譜系中，所謂的新唐不過是底層想象中一個虛無縹緲的幻夢或是主體的自我耽溺，這使小說的精神底色仍然落實于鄉土大地。小說不乏對于民間旺盛生命力量的發現，五行相生相克卻又生生不息的哲學與李家幾代海陸流徙、建立家園與再赴征程的精神底色若合符契，并實踐了陳思和所言民間藏污納垢但是又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哲學⑤。《少水魚》中不難看到作者對于鄉土與民間的感情趨近，這也給荒誕的故事平添了民間性的色澤與亮度。

《少水魚》流動性的美學則不只在于以后設敘事和花瓣式講述帶來的視角更轉，新唐王國在長江中下游的遷徙流離也證明著這是一個始終在路上的故事。當流動成為一個王國的常態，便映射出了新唐游離于傳統意義王國之外的反常性的存在狀態，新唐作為國族的荒謬一面由此得以浮現。李家第二代李宗羲繼承父親志向，在海上重建新唐王國，引來清朝水師圍剿，在危急時刻率眾于西洞庭湖登岸，而后逃遁于武陵山中，實現了從海洋到陸地的位置移動。隨著故事的展開，敘事者轉換為李方吾、陸云珠和孟金榜等人，并講述新唐為躲避追兵深入大山，以及從冬天到春天在山林中跋涉的漫長逃亡旅程，敵人追蹤的威脅伴隨死亡的恐懼和愛欲的沉淪，不知前路的逃亡旅程給小說增添了存在主義式的困境意味。在“轉過第九十七個山嘴”之后，眾人終于發現了可作為落腳之處的土地，“一切都是嶄新的”的表述以及“幾水”“樂壩”的全新命名，表明著這是新唐王國彌賽亞式的新開端。然而，近似于桃花源的樂壩卻因為李寥對于林海市的發現逐漸生變，身著中山裝、穿黑皮鞋和手拿文明棍的外界人士進入，意味著樂壩自足、自由與自在的時間被切斷，森林遭遇砍伐表明樂壩被現代化的步履所碾壓，李宗羲殺洋人祭旗，并隨即帶領新唐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跋涉，預示著他們再次走出了現代化的線性時間，并再度開始追逐從未言及卻終存在的未知前方。“人類在心靈的長路上苦苦探尋，永無終點，這就是人類的命運，只不過肉體的安棲稍可慰藉漂泊的靈魂罷了。”⑥新唐皇帝李宗羲的話成為理解《少水魚》的最好注釋，流動和尋找一個不知何所在的未來才是人類的永久性的狀態。

從敘事的筋骨到故事的表達，《少水魚》流動性的美學于焉浮現，流動性意味著不確定，但同時它也是逃離刻板拘束和發現多種可能的力量。這使這樣一個以荒誕為底色的新唐建國的故事重疊著關于生死、愛欲、價值與意義等終極性命題的思考。在流動狀態中蔓延出的關于革命的初衷與效用、愛欲的沉淪與生命意義的反思，也使小說掩映著對于人性復雜面向的關注。充滿夢幻與烏托邦氣息的故事之下，更是有著對于歷史和現實的深切觀照。

二、革命、愛欲與歷史的重釋

如果說，作者此前寫作的《激情王國》意在敘述一個詩意王國如何走向潰敗，那么《少水魚》則是接續這種詩意譜系的再出發。詩意的筆觸以及“白鳥”“熊”等意象的使用給小說增添了飄渺式的氣氛，但是，貫穿小說之中的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軍閥割據等中國近代史大事，則使小說被拉回到現實的地面。這提醒讀者，這個以荒誕為底色的帝王夢包裹著濃厚的現實主義因子，其中有著作者對于中國百年來歷史走向的反身回顧。新唐荒誕的建國故事之中摻雜著戰爭的暴力、死亡的威脅，伴隨著情欲的糾纏以及個人化私欲的作用，這使新唐這樣一個看似烏托邦世界的另面——即異托邦的一面得以呈現。對于革命與愛欲的反思也指示著這場建國之夢實則是一場夢魘，作者的歷史和人道式的關懷也由此表露。

李家第一代建立新唐舉起反對清王朝的大旗，這一反抗的行為在歷史學意義上具有積極的正向性價值，但是，建國的目的卻翻轉了其中的正義意味，小農式的皇帝之夢是新唐建立的促動邏輯，不具備正義的建國初衷在此后漫長遷徙的死亡中得到確證。借助于底層的皇帝之夢，作者達成了對于中國漫長歷史中各種異質性力量的審視，并以此反思所謂正義的限度與反抗的意義。經歷漫長山林、海洋遷徙的李氏及新唐王朝顯示出的強韌生命力之下，卻仍然留有著歷史演進所必然伴隨的暴力、戰爭與血腥。

《少水魚》全書的故事中心落實在新唐王國被圍捕的流徙之中，作者卻有意地避開了血腥暴力，小說并沒有直接描繪戰爭場面的片段，但正是那些以直白筆法交待的無聲無息的死亡事件，較之于大場面的作戰更富于穿透紙背與引人深思的力量。小說不僅寫出了千百年來庶民一貫遭受損害的遭遇，而且也以此質疑所謂王朝建立的正義性。

死亡貫穿于小說的始終，第一代李能的皇帝夢碎帶來的是家中八口人被砍頭的結果，李宗羲在遭受官兵海上圍剿時導致燕古雪等人的死亡，在大山深處逃亡之時張屠戶、李紹文和其他不知名者接連死去。個人的皇帝之夢直接導致了群體的無辜喪命，不禁使人發現個人的一己私欲如何成為毀滅性的力量，并間接造成他者生命喪失的后果。小說中的一段敘述頗可得見作者對此的觀感。“為了新唐，朕也算是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無數人為之血灑疆場，朕也做出了巨大犧牲。”⑦新唐皇帝李宗羲的敘述充滿了英雄主義式的氣概，然而，建立王朝卻并非出于集體生活的正義追求，反而出自于付出-收獲的商品化規則。“但朕義無反顧，因為朕知道，要做皇帝，就得這樣，這如同開店做生意，開始可能虧損巨大，甚至血本無歸，可一旦成功，所獲就是整個天下。”⑧所謂的革命帶來無數生命的逝去，而最終的目的則是建立一個一人稱帝的封建帝國，服從的是不做虧本買賣的商業邏輯，也可見這場帝王夢的滑稽。作者以此戲謔革命的正義，反思宏大敘事的虛偽，當建立王國的意義被狹窄化為服務于個人的權力私欲，也使這場帝王夢成為黃粱一夢式的鬧劇。

新唐王國的建立始末給《少水魚》披上了歷史的晦暗包袱，但小說中對于愛情的書寫筆調則承襲作者此前創作的詩意譜系。如作者所言，“小說雖然有一個流徙的背景，其實，這還是部愛情小說，有不少情愛的描寫。”⑨愛情故事呈現出人物復雜的愛欲世界，不僅為逃亡的人物提供情感慰藉，并成為某些隔斷性的舒緩時刻。

《少水魚》中的許多愛情都屬于超越于禮俗世界范疇的關系，從這一角度反而見到不被常理與常規塑造的人性自然欲望。李方吾心儀從鄂西俘虜回的旦角林景芳，但是后者卻對李方吾之父李宗羲情根深種。孟金榜一行在尋找李宗羲率領的隊伍時被森林所圍困，陷入缺衣少食的生存困境，但小說中提及孟金榜愛戀陸云珠的情節，則以布滿抒情意味的表述切斷前述生存的難題。“林風從已經變得很遙遠的南方帶來了初春的花香，是還沒有開敗的冬梅的，是迎春的、杜鵑的、瑞香的、山茶的、玉蘭的……花香。”⑩愛情成為了逃亡路途上的某些安慰性力量，用以調和戰爭的暴力與歷史的虛與委蛇。作為東王妃的陸云珠喜歡孟金榜，但同樣心儀李紹謀，她自言，個人無法完全屬于一個人的愛情，也是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表現。李娥兒身懷他人孩子，但仍舊被朱征遠愛戀，二人的心意相通也使逃亡旅程多了許多詩意的時刻，“新鮮的陽光照在森林上面，透進森林里的光束五彩繽紛，不停地有鳥兒從光束里飛過，留下一串鳥鳴。”?愛情的撫慰消滅了孤獨和不知前路的恐懼感，相比于不切實際的帝王夢，愛情感覺的涌動將人物拉回了真實的人間。

事關新唐的革命故事與天然本真的愛欲書寫構成了荒誕與抒情的辯證結構，潛藏于其下的觀念邏輯則是作者一以貫之的寫作主旨，“更深入地探索人性的幽微，表現我們所處世界的荒誕。”?如果說革命的故事折射出新唐這一虛擬王國仍舊攜帶著過往革命史的血腥、暴力與殘殺，是一個異托邦的世界；那么愛情則指向著新唐內部的自由、平等乃至于超越于常規與傳統的束縛，并且又不乏活潑與自然的烏托邦氣質。異托邦與烏托邦的纏繞成為小說故事演進的動力來源，也使《少水魚》這樣一則以新唐立國為敘事主線的故事成為不折不扣的新歷史敘事。

若干年后，由官方撰述的《集州文史》第三期“新唐專輯”部分將新唐的故事主調定位于“反帝反封建的先鋒”，這樣一種單調化的敘事方式無疑意味著正史對于新唐故事的收編，同時也導致了對于民間歷史復雜性的斫傷。而對于革命故事藏污納垢和充滿個人化欲望的呈現，以及對于自由愛情與愛欲的表達，則無疑指向著一個多元立體的新唐王國的身影。《少水魚》的故事正是對于歷史的一次重釋，小說記錄下了一群底層小人物天真而草率的建國歷史，也記錄下那些自由奔放的原始情感，發掘出來自于鄉村、民間的生機和力量，荒誕的帝王夢之下也不乏堅韌、刻苦與百折不撓的中國式品格。由此，《少水魚》這部跨越百年看似荒誕的小說便有了足以與正史對話的意義。

三、尋找桃花源與另類的南方

《少水魚》后半部分，眾人終于找到似被神靈遺忘的仙境，取名樂壩并在此安居，樂壩與世隔絕又自給自足，成為遠離于塵世的桃花源，小說前半部分新唐荒謬的建國夢至此規避了政治，并且走入了中國隱逸傳統的譜系。尋找桃花源的理想主義行為稀釋了政治迷夢的濃度，使得這場關于遷徙與流亡、官方與民間、成王與敗寇的故事多了對于人之存在狀態的形而上思考，由此，《少水魚》所呈現的南方故事便也多了“另類的南方”的精神特質。

《少水魚》敘述匹夫草莽的帝王夢，以歷史的事件做注給予小說現實主義的創作底色，不乏詩意的筆觸與瑰麗的文學想象則又使小說顯示出浪漫主義的色澤，并達成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和諧交融。現實與浪漫的光影折射出關于生存、宿命、未來與輪回等關涉人類生命維度的思考，就小說的精神根底而言，《少水魚》實則是一則關于跋涉與尋找原鄉的歷史寓言。流動成為新唐的日常狀態，以此組織起來的行動版圖勾勒出新唐王國在長江中下游的行走軌跡，可以說這是一場失敗者的大逃亡，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也不乏是一次走向未來的尋找。小說的浪漫主義奠定了它對于陸地景觀的詩意筆調，同樣勾畫出濃墨重彩的海洋景象。這使《少水魚》氤氳著南方的迷離霧氣并具有了海洋性的文本特征，而海洋性正是近期熱絡的“新南方寫作”的重點詞匯，這也提示著盧一萍的《少水魚》與“新南方寫作”在內在精神上的某種默契。然而，《少水魚》中的長江中下游這一地理區域以及頗具南方氣質的筆調、氣氛，與“新南方寫作”這一名詞有著某些方面的吻合，但相比于“新南方寫作”中那個相對實體化的南方所指符號，《少水魚》中的南方既指向長江中下游這一實體化的地理坐標，更是帶有存在主義式的事關生命、死亡和未來的哲學化思考，這使《少水魚》中的南方具備了“另類的”氣質。

新唐起事的失敗導致了民眾流離于陸地和海洋之間的流動狀態，這種流動既是出于政治之故的被動逃亡，但也有著形而上的尋找未來的意味。無論是在海上李宗羲以船為國的集聚，還是經歷山林中行走而后以“樂壩”為駐扎地的選擇，新唐所在的空間皆是近乎與世隔絕的化外之地，類似于走出紅塵之外的虛幻世界。而在新唐領土之外的林海城乃至其他區域充斥著妓院、鴉片館，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俗世世界。兩種有意味的空間對比也順勢推出了小說中兩種有意味的時間，在新唐世界內部時間仿若停止，而林海從集鎮到市的轉變則說明新唐之外的世界正處于現代化席卷的加速時代。隔絕的空間和停滯的時間顯示出新唐走出俗世和拒絕現代化的姿態，充滿著近似于烏有之地的意味。在某種意義上，這使建國的荒唐政治迷夢與桃花源式的隱士理想輻輳一處，并成為作者回眸歷史與反思當下、探究集體意志與回顧個體價值的有意味的結構。

然而，發展的大潮襲來并打開了樂壩的邊界，李寥發現林海并娶外人梅枝為妻實則已經預示著樂壩的世界發生了改變，新唐自身的運行邏輯則在現代性步伐的加快中被打破。當外界的伐木聲、開礦的炮聲傳入樂壩，正提示著外部力量對于新唐烏托邦發出的威脅。如果說，曾經新唐所要對抗的是如清朝一般的封建帝國，那么現在則是中華民國體制下的現代化潮流。而當新唐中的年輕人對外面世界躍躍欲試并成為礦工、伐木工人、筑路工人之時，則確認著樂壩這一新唐自我建立的烏托邦世界的最終潰敗。

在《少水魚》一書的結局部分，李宗羲殺洋人祭旗而引來劉大帥的圍剿后，促使新唐再次踏上了新的遠征，樂壩并非這場荒誕建國夢的終點，新一輪的遷徙意味著原鄉正在尚不可知的前方。在若干年之后，聚集樂壩許久的新唐后人聲稱將再度以集州、壁州和巴州為據點，企圖最后占領漢中并且逐鹿中原，則意味著昔日故事的卷土重來。上述地點正是李家第一代皇帝之夢開啟的地方，這提示著新唐的故事至此達成閉環，開始了再一輪的事關尋找的重復與循環。

如此，新唐時間感的喪失則不止于前文所言的停滯，還在于它的輪回。雖然后代在不斷長大，但是皇帝李宗羲卻是永遠的老而不死，這本身便是一個有意味的現象，李宗羲正是中國百年尾大不掉的古舊思想的化身。新唐是主動也是被棄置于正常時間脈絡之外的一種存在，在已然步入民國時期的現代化時代，新唐仍以昔日的措辭宣誓其不變的理想，頗顯示出滑稽乃至于不和諧于時代律動的意味，始終生活于自身的邏輯之下也同時使他們隔絕于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之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閉塞式生活使樂壩或是新唐既是烏托邦，但也注定了它將會成為歷史大書中某種被遺忘的存在，或是于夾縫中被詮釋的虛無縹緲的神話，并成為被史書隨意點染和塑造的一則小故事。這不免使人發出終極的質疑，建立新唐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小說中對此全然無交待，李宗羲與眾人只是不斷地重復著這樣的一個國族迷夢，卻似乎從未探究他們選擇與行動為了什么，意義與價值又在何處。因而，出走和尋找的過程似乎比原因與結局重要得多，而意義便也產生于行動的過程中。

新唐王國百年來自陸地至海上再返歸陸地的行旅本身便是一次次的在路上，樂壩只是一時的棲居地，世界上沒有永久的桃花源，所有的停留都只是暫時性地休憩和駐扎，而原鄉則在并不知道何時可以抵達的遠方，尋找才是這個故事的終極意義。但是，當時移世易和時代更迭，現代化成為既定的事實而勢必給新唐帶來更大的難題。在路上的狀態使整個文本實際上從未抵達最后的結局時刻，尋找的故事則處于永久性地延宕之中。恰如小說主體部分占據巨大篇幅的逃亡經歷，在如迷宮一般的森林里兜兜轉轉，向不知未來的前方行進，也恰是對人類生存處境的隱喻。

盧一萍自言希望寫一部充滿南方氣質的小說，《少水魚》中的長江中下游的地理版圖，以及充溢于小說中的山川草木與海洋河流發散出了南方的味道，確實顯示出強烈的“南方氣質”。

近年來，以南方為故事場域的小說寫作勢頭強勁，學者楊慶祥以“新南方寫作”這一命名意在給這股寫作思潮進行文學史意義的定位。他將“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經典性”作為“新南方寫作”的理想特質，以上特質在《少水魚》中幾乎都有所表現。楊慶祥進一步指出，“新南方應該指那些在地緣上更具有不確定和異質性的地理區域，他們與北方或者其他區域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的關系——而不僅僅是‘對峙’。”?楊慶祥對于新南方地理區域異質性的理解落實于實體的空間，而盧一萍筆下的南方則既是實體的地理坐標，又是立足于浪漫主義寫作筆法之上的一個虛擬的南方。相比于實體化的南方地理方位，《少水魚》更為關注的是人物在南方漫游，尋找原鄉的在路上的存在狀態，行走這一行為就是故事意義的本身。

結局的開放性使盧一萍《少水魚》中的南方多了高蹈式的特質，所指向的是一種存在主義視域下的南方，因而顯示出了既契合于“新南方寫作”的特質，又有作者個人意志存在的“另類的南方”。《少水魚》中營構出的“另類南方”指向的正是對人類生存與意義這一終極命題的思索。小說中，新唐再赴征程的開放式結局提示著故事的未完成，也同時預示著這一南方故事所具有的持續性的張力。

注釋：

①⑨?盧一萍：《我想寫一部純南方氣質的小說：關于長篇小說〈少水魚〉的創作談》，《城市地理》2023年第11期。

②③④⑥⑦⑧⑩?盧一萍：《少水魚》，百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9頁，第20頁，第537頁，第198頁，第76頁，第76頁，第107頁，第159頁。

⑤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頁。

?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