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作家是文學思潮的主要“生產者”，而到了1990年代，編輯不僅僅是文學作品的“篩選者”，編輯和批評家取代了作家在文學思潮中的“生產者”地位，而以“領航者”身份在文學發展中發揮了“前置”作用。1990年代的文學潮流，如“新寫實”“新狀態”等，都是理論先行的文學活動?！扒爸谩毙臀膶W活動并不是1990年代中國文學的特有產物，中外文學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在1839—1846年間，別林斯基主持專欄“祖國紀事”，在別林斯基的影響下，“祖國紀事”積極宣傳唯物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不僅推動了文學批評的發展，還培養和影響了一代俄國作家，包括赫爾岑、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梢哉f，這些作家在文學界獲得認可，別林斯基的批評和推介功不可沒。1950年代，以克洛德·西蒙、娜塔麗·薩洛特和米歇爾·布托爾等人為代表的“新小說派”，也是在理論主張的指導下開展文學活動的?！靶滦≌f派”認為，當時的小說創作已經處于停滯狀態，其根本原因在于受到傳統小說觀念的束縛，因此他們在內容上反對傳統小說寫作，在結構和語言上也力求革新。娜塔麗·薩洛特的《馬爾特羅》《天象儀》，阿蘭·羅布-格里耶的《橡皮》《在迷宮中》，克洛德·西蒙的《風》《草》，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夏天晚上十點半》等作品，體現了“新小說派”的核心理念，即反對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探索新的小說表現手法和語言，描繪事物的“真實”面貌，刻畫出前人未曾發現的、客觀存在的內心世界?！靶滦≌f派”的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具有創新性。文學研究會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早、影響和貢獻很大的文學社團之一。在理念先于實踐的主張下，文學研究會強調“為人生而文學”，堅持現實主義，以尊重傳統和積極創新為原則，以《小說月報》為主要陣地，留下《海濱故人》《命命鳥》《背影》《雨巷》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主張和成果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偟膩碚f，這些“前置”的情況都比較類似，幾乎都是作家或批評家提出理論主張，再由作家去實踐。然而在1990年代的中國文學中，發揮“前置”作用的主要是編輯。如“聯網四重奏”就是由當時身為編輯的王干提出，后由幾家刊物積極策劃推動的。“新狀態”小說的提出也是先有文學策劃，再去“搜羅”文學作品?？梢哉f，編輯發揮“前置”作用是少見的，它是1990年代中國文學特有的現象。

一

身份“前置”的可能：1990年代文學的特定場域

1990年代的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轉變，經濟發展浪潮帶來文學的變化，文學期刊為謀求生存積極轉變運營方式，這為文學發展既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挑戰。王干等一批文學期刊編輯、批評家正處于這一特殊時期，文學場域的某種“空缺”和批評場域的“疲軟”，為有開拓精神的王干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機會。1990年代，以《鐘山》為主陣地，期刊編輯和批評家共同“操作”了一次又一次文學思潮事件，為編輯、批評家身份“前置”提供了可能。身份“前置”是發生在1990年代中國文學中的特殊現象?！扒爸谩敝傅氖悄呈挛锉环胖迷谀骋贿^程、事件或序列的起始階段或者位置上。“前置”強調事物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優先性，“前置”也意味著正式進入某個活動或開始某個活動之前，必須首先完成或設置的環節。“前置”不僅確保后續工作順利開展，還會對整體效果和結果產生深遠影響。“前置”雖然不是文學術語，但在1990年代的文學活動中卻有突出的實踐功能，編輯和批評家身份的“前置”，為1990年代的文學期刊帶來新的熱點和發展動力。

1990年代文學期刊中編輯身份的“前置”，與當時整個社會的發展聯系緊密。首先是文學期刊的發展在這一時期遭遇“重創”。1990年代是轉型的年代，它上承1980年代，下啟21世紀。1984年，國務院發布了所謂“斷奶”政策，結束了文學期刊長期依賴國家財政撥款生存的局面。這一政策給文學期刊的發展帶來深刻影響。財政支持的減少意味著文學期刊必須依靠自身的銷路來維持生存，這導致許多文學期刊面臨生存壓力。1984至1986年間，出現了文學期刊的改版/更名潮，許多地方期刊嘗試跨越以往的期刊等級體系，期望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型期刊。這種改版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文學期刊的等級體制。但改版的失敗、“新啟蒙主義”的退潮、世俗化的轉向，迫使許多期刊退居邊緣，再難引領文學風潮。這直接導致了文學期刊在文化領域中的邊緣化。其次是“斷奶”政策促使文學期刊開始尋求自主性。很多期刊在發刊詞中建構出頗具特色的自主性文學話語。這種轉向體現了文學期刊在新的形勢下對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文學期刊為了生存開始更多地考慮市場和讀者的需求，通過改版迎合市場規律和大眾讀者，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學與市場的接軌。以通俗文學為例，1985年開始的通俗小說連載熱潮，讓通俗文學和純文學有了齊頭并進的可能。再次是技術進步帶來傳媒革新。技術進步顯著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格局，紙質媒體作為主要傳播方式的地位受到挑戰。隨著廣播電視的普及，信息傳播變得更加迅速和普及。新興媒介不僅提供了更豐富的內容，也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習慣。期刊和報紙不再是傳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和載體，以文學期刊為例，其逐漸回歸到發展文學的定位上來。文學期刊的功能變得相對單一，使得其傳播文學的本體功能得到了更大的展現。正如《十月》副主編寧肯所說：“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大家對于純文學期刊的定位已經十分明確，文學就是文學。還是應該回到本位，在文學這塊一畝三分地上經營好?！保?）最后是市場語境中文學的邊緣化。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文學作品的商業化趨勢愈發明顯，文學創作更多地迎合市場和大眾口味，純文學的空間被擠壓。作家的創作動機和身份也發生了變化，非職業化、大眾化和明星化現象普遍，文學的社會影響力和文化價值被削弱。面對文學邊緣化的事實，有些文學期刊選擇以靜制動，堅持以不變應萬變的辦刊方式，維持文學期刊的生存?？傮w來說，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相對被動，文學期刊的發展亟須一種導引性的力量出現。

文學發展的內外困境逼迫期刊和期刊編輯不得不尋求新的出路。有的期刊在原有發展基礎上增強與作家的互動，促進雙方主體意識的覺醒，直接影響了純文學期刊的辦刊理念和編輯策略。如《北京文學》為爭取讀者，擴大發行量，對來稿的要求不再強調精英主義的形式探索和意義深度，而是追求文本的大眾化和可讀性。一些期刊通過欄目策劃和出版規劃，對小說創作生態產生影響，引導小說藝術的多元調適。如1980年代中期《收獲》對“先鋒小說”的重視和著意引導，直接推動了“先鋒文學”思潮的誕生。一些文學期刊開始對辦刊方向進行調整，如《花城》主動調整辦刊方案，從“現實”走向“先鋒”，大量削減欄目數量，強化和確認了1980年代以來形成的純文學觀念，成為1990年代“先鋒文學”的主要陣地。隨著傳媒的發展，文學期刊也不得不向媒體化轉型，這一轉型也為編輯提供了大展身手的空間。還有一些期刊有了新的媒體形象定位，如《收獲》的“純文學家園的守望者”定位。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不僅在內容上具有反傳統特質，更體現了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巨大引領作用。文學的內外之變催生期刊的職能變化，文學期刊發展亟須變革，這為王干等編輯的文學策劃實踐提供了機會，為編輯身份“前置”提供了可能。

以王干為代表的一批期刊編輯，是編輯身份“前置”的典范，他們以各自供職的期刊為中心，形成了獨特的辦刊方式，“新寫實”“新狀態”“聯網四重奏”等都是編輯主動策劃和引導文學潮流的例證。在這些文學期刊的引導下，1990年代文學雖然無法改變邊緣狀態，但一些真正熱愛并致力于文學的作家和期刊頑強地活了下來，文學回歸到了本屬于文學的位置，而不會再像1980年代初期那樣，是一種病態的“全民文學熱”。更難能可貴的是，發揮了身份“前置”作用的這批編輯，并沒有讓文學走向絕對的市場化和通俗化，而是堅持了純文學的辦刊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期刊和文學作品的品質。正如王干所言，1990年代很多作家投身商海，而他以一股傻勁堅持了對文學的熱情：“我特別喜歡文學，即使在當時，許多人通過經商發財，我依然覺得那種專注和有點傻的精神是必要的，因為文學評論和編輯工作本質上是為他人做嫁衣裳。”（2）

二

對創作的“倒逼”：期刊對文學潮流的牽引和孵化

編輯以文學期刊為依托制造社會熱點并引導和孵化文學潮流，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一大特色，文學期刊實現了由追蹤文學潮流向引領文學潮流角色的轉變。這一時期，以《鐘山》推出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為最早的代表性事件，它打開了期刊推動思潮發展的大門。這正是王干參與并一手策劃的文學事件。

“新寫實小說”的推出是《鐘山》長期醞釀的結果。《鐘山》在1988年第6期上發布了一則《文訊》：“本刊將從1989年第1期起舉辦‘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努力倡導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具有當代意識、歷史意識和哲學意識，又貼近生活關注現實的新寫實小說。”（3）在1989年第3期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卷首語中，《鐘山》對“新寫實”的闡釋和界定常被看作“新寫實小說”的宣言（4）。這期卷首語不僅展現了《鐘山》對“新寫實”這一文學思潮的深入思考，同時也為“新寫實小說”躋身文學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通過“新寫實小說”獲得讀者認可，并在文壇引起關注這一事實，可以看出編輯的主動策劃對“新寫實”潮流的出現功不可沒。

由《大家》《作家》《山花》《鐘山》發起的“聯網四重奏”，是在策劃“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成功經驗基礎上的又一次大規模行動?！奥摼W四重奏”是編輯從幕后走向前臺，發揮“前置”作用的典范?！叭绻f80年代引領文壇的是作家，那么90年代以來的編輯和作家共同引領著文壇?！保?）作為“聯網四重奏”的最初策劃者和聯絡人，王干在《90年代中國文學備忘錄》中詳細陳述了這一文學事件的起因、經過：“‘聯網四重奏’這個名目最初出現在1995年的3月份，但醞釀這個計劃卻在1994年的7月份。貴州作協的文學刊物《山花》從1994年5月起，由著名作家何士光擔任主編，批評家何銳擔任副主編，他們希望刊物能有新的變化……我認為跨世紀文學新人的造就不僅影響到20世紀文學的興衰，而且還關系到21世紀文學的繁榮，推出新的實力派作家意義深遠。而90年代隨著大眾傳媒的勃興，文學期刊的影響不免顯得式微，既然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新人身上，孤軍奮戰還不如協同合作，聯網勢在必行，特別是一些遠離‘中心’的邊緣期刊（缺少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一些天然條件）更需要進行聯網?！保?）王干以敏銳的視角從式微的文學狀態中找到一條路徑，這也體現了他對當時文壇狀況的把握。持續幾年的“聯網四重奏”推出了很多作家，如斯妤、述平、張旻、朱文、徐坤、刁斗、東西、張梅、邱華棟、文浪、魯羊、李馮、丁天、夏商、陳家橋、王海玲、李洱、李大衛、劉慶、吳晨駿、衛慧、金仁順、胡性能等，以及孟繁華、李陀、段崇軒、張清華等批評家?！奥摼W四重奏”以發現和推介文學新人為重心，從這些作家后來的創作看，“聯網四重奏”為當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由王干參與策劃并作為主要推手的期刊引領潮流的第三個標志性事件，是《鐘山》推出的“新狀態”。無論是文學中的時間進程，還是現實中的時間進程，1990年代都已經距離21世紀越來越近，追趕潮流的人已經感覺到某種世紀末的悲情，告別過去是這個時代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靶聽顟B”的出現就與這種難以名狀的悲情有很大關聯。王干把“新狀態”看成一種隱形的“倒計時”：“‘新狀態’是文學的一次‘倒計時’，這種‘倒計時’缺少具體的實在的指向……‘新狀態’的倒計時表現為對過去時代的一次悲劇性的告別。”（7）“新狀態”可以看作王干等人用“倒計時”的方式，對作家創作進行“倒逼”的典范。在《在風中言語 在風中傾訴——關于〈桃色嘴唇〉這部奇作的札記》一文中，王干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有一個提綱式的總論，他認為先鋒小說“敘事人大多是在扮演西方小說文化的傳播人”（8），而尋根小說則“企圖以中國地域文化的代言人身份去與西方主流文化對話，獲取拉美文學的殊榮”（9）。在這一論斷基礎上，王干提出1990年代小說的一個變化是“小說家開始擺脫了種種角色的誘惑，慢慢回到自身”（10）。不難發現，王干所指的“新狀態”并不是一種單一的文學狀態，而是尊重文學的發展規律，從“學習”與“對峙”的熱潮中回到自身，即中國文學開始走上自我探索的道路?！靶聽顟B”是對探索狀態的包容。因此，“新狀態”嚴格來說不算是人為主張，而是文學發生巨變時，王干和他的同仁們敏銳地發現了這股文學暗流，并用“新狀態”為其命名?！靶聽顟B”的內容指涉也不像1980年代的“尋根”“反思”等文學思潮那樣清晰。從王干的論述來看，只要小說家和他們的作品脫離了那種“學習性”的文體與“對峙性”的習性，敢于在小說中積極探索新的寫作路徑，都可以被稱為“新狀態”。“新狀態”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舊有秩序的反叛，反叛舊秩序意味著告別過去與迎接新生，而“新狀態”就是對這種新生的容納和肯定。有了這個思想背景，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王干把王蒙、陳染、崔子恩、王安憶、韓東等這些表面上看起來八竿子打不著的作家，歸類為“新狀態”作家。王蒙的寫作不斷地自我革新，這種小說狀態既是前衛的，也是“新狀態”的，王安憶在巨大寫作野心支配下追求一種“寫”的自由，這些都是“新狀態”最好的寫照。對這些作品的欣賞與力挺，一方面說明作為編輯的王干有獨到的審美眼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致力于打破文學創作的同質化趨向，激發邊緣異質文學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勇氣和決心。

綜合來看，“新狀態”既是王干一再提倡的文學思潮，也是王干身為編輯所期待看到的作家自由書寫的狀態。這種期待與王干對大時代的反思分不開。面對1990年代經濟崛起、文學邊緣化的現實，王干在《文學的界面在延伸——論新世紀文學兼駁文學邊緣論》中曾說：“但文學真正失去轟動效應還是在1990年代以后……文學的面貌被還原了，或者說在一個商業社會里或者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里，文學回歸到一個應有的位置……‘邊緣論’由此產生，當然參照系是以八十年代的超級輝煌為依據的。”（11）由這些論斷可見，王干作為一名編輯，對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有著客觀冷靜的思考。雖然“新狀態”欄目沒能持續多久，作為一種文學思潮也沒能像“新寫實”那樣在文學史上被大書特書，然而1990年代以來，憑借新媒體的出現，網絡平臺的興起，網絡小說、青春文學、新武俠等新文學思潮相繼涌現，這算是“新狀態”在另一維度上的延伸。

在觀察思潮的同時，類型文學如女性文學、城市文學等也進入了王干的觀察視野。《成長的煩惱——90年代女性文學的一個情節》是王干對1990年代女性文學認識的一個切面。1994年6月，《鐘山》召開過全國第一個城市文學研討會，王干是會議的籌劃者和操辦者之一。1998年，在《老游女金——90年代城市文學的四種敘述形態》一文中，王干指出老城敘述者、城市游走者、都市女性和淘金者傳奇是城市文學的四種敘事形態。這可以看作王干對城市文學的定位。

王干的眾多文學實踐表明，編輯在文學期刊引領文學思潮的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他們不僅是文學作品的“篩選者”“編輯者”，還是文學思潮的“推動者”“策劃者”，他們主動介入文學生產，對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

綜合的意義：編創評的轉化

1990年代的文學思潮越來越多地由期刊編輯和批評家引領，這種轉變不僅反映了文學場域內部的角色轉換，也映射出社會文化和經濟結構的變遷。1980年代的文學思潮包括但不限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這類作品堅持反思歷史、批判現實、探索個體經驗，反映了社會的轉型和個體的覺醒。

“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的命名落后于創作實踐。“傷痕文學”誕生于“文革”結束后，“尋根文學”的誕生有著較為復雜的背景。中國作家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深刻影響，許多作家在馬爾克斯的作品中看到文學走向世界舞臺的希望，并致力于將自身創作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以解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的精神危機等問題。1984年初，李陀在《創作通信》上首次使用了“尋根”這一概念。1985年開始，韓少功、李陀、鄭萬隆、鄭義、阿城、李杭育等作家紛紛發表文章，提倡或宣揚“尋根文學”的理念。韓少功的文章《文學的“根”》后來被視為文學“尋根”運動的宣言。盡管“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這兩個名詞是后來的理論家所賦予的，但“傷痕”和“反思”主題早已存在，它們與1990年代諸多文學思潮的提出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除此之外，1980年代的文學界，“四小風箏”是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這個稱謂源于1982年馮驥才、李陀、劉心武、王蒙，圍繞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一書所進行的書信往來與學術探討。通過這些書信與討論，他們表達了對現代主義文學的認同。這些書信后來被稱為“風箏通信”，它標志著1980年代中國文學界對現代主義文學探索的一個重要階段。這場討論不僅引發了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廣泛關注，還擴展到了文學與社會、與文化的關系層面，以及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層面?！八男★L箏”現象代表了1980年代中國文學界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積極追求和對文學現代化的深入探索。這場討論也促進了文學觀念和表達方式的創新，并為“先鋒文學”等文學思潮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八男★L箏”現象形成于作家內部，它的命名晚于它的出現，但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從“新寫實”到“新狀態”，再到“聯網四重奏”，幾乎構成1990年代文學思潮主旋律的文學事件與活動，都是先有命名，再有文學作品的集中展示。王干不僅是這些活動的參與者，有些活動甚至最早都是由他策劃的。正如傅逸塵所說：“在我有限的文學視野與閱讀里，感覺1988年末至199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學，也就是‘后新時期文學’，似有半壁江山都與王干相關。他對‘后新時期文學’文學思潮的建構與文學活動的推動，在中國文壇恐怕無出其右者?！保?2）在文學環境復雜的1990年代，王干在參與策劃文學活動上花費了大量精力，除了《鐘山》，他的身影還活躍在《大家》《東方文化周刊》等期刊中。在文學被邊緣化的1990年代，他在文學期刊的發展與文學欄目的策劃中投入全部熱情。這也成為1990年代文學期刊的亮點之一。

需要說明的是，身份的“前置”不是靜態的，它也會在個體與時代、與社會的互動中不斷變化。在做期刊欄目策劃時，王干是策劃者，也是編輯。在策劃“新狀態”時，王干與作家同頻，從而感受到1990年代作家寫作的新變。“新狀態”的命名與呈現并不是某個期刊策劃的結果，它更來自王干對當時文學潮流的深刻感知。王干在《走向自我認同的新狀態》中說：“新狀態的自我閱讀方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早期浪漫主義的某些特性，特別是五四時期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一些‘私小說’的敘事形態，這里面是否有某種具體的承繼和脈連尚不可斷言，但作為對‘詩性’這樣一種在中國當代文學屢屢被放逐的文學精神的顯現，新狀態與郁達夫等人的取向有某些相同之處?！保?3）對文學的感知與命名來源于王干的多種身份，這些身份在不同的場域和文化活動中被激活和構建，形成王干在1990年代獨特的、無法被取代的文學形象。

除此之外，作為批評家的王干還熱衷于文學理論的轉化，他對“南方文體”的構建甚至可以看作是“南方詩學”的濫觴之一。在《尋找一種南方文體》中，王干這樣論述“南方文體”：“南方的文體是一種作家的文體，是與河流湖泊相對應的文體，它的流動，它的飄逸，它的輕靈，它的敏捷，并不能代替北方文體的嚴峻、凝重、結實、樸素……南方文體顯然是一種新鮮的文體，是一種需要發展、需要補充的文體，它的熱情和稚嫩都充滿著一種青春的光彩……南方文體是拋出去尚沒有終點的曲線……南方文體的出現，標明創作與評論界限的模糊化、邊緣化?！保?4）王干在文中明確指出“南方文體”的流動性、開放性等特征，而這些特征正與當下出現的“新南方寫作”“南方詩學”等文學思潮暗合。王干此文寫于1995年，由此足見王干對文學發展的預見性。王干對理論獨到的見解和構建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悄然完成了他多重身份的構建與轉化。

結 語

在1990年代的中國文學場域中，編輯和批評家的身份“前置”成為一種顯著的文化現象，影響了文學的發展軌跡和創作格局。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不僅是作品的展示平臺，更成為文學思潮的策源地和引領者。王干等編輯通過主動策劃引領文學潮流，推動了文學思潮的發展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學創作的格局。在王干等人策劃的“新寫實”“新狀態”等活動的助推下，文學思潮呈現出從幕后向臺前轉向的態勢，激發了作家的創作熱情和文學的創新活力。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文學作品的商業化趨勢愈發明顯，純文學空間被擠壓，而王干等人的努力，為文學的多元化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們以文學期刊為平臺，推動文學與時代的對話融合，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王干的多重身份使其對文學現場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不僅在文學期刊的發展與文學欄目的策劃中投入全部熱情，還積極參與文學理論的構建和轉化，為1990年代的文學生態注入活力，也為后來的文學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王干的編輯活動和批評實踐證明，在文學邊緣化的時代語境中，編輯和批評家可以通過自身努力，為文學的發展提供動力和方向，彰顯編輯身份“前置”的獨特價值。

注釋：

（1）舒晉瑜：《中國文學期刊生存狀況調查》，《中華讀書報》2007年1月17日。

（2）王干：《王干談枕邊書》，《中華讀書報》2025年1月1日。

（3）《鐘山》編輯部：《文訊》，《鐘山》1988年第6期。

（4）《鐘山》編輯部：《“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卷首語》，《鐘山》1989年第3期。

（5）楊會：《權威與曖昧——從“聯網四重奏”看當今文學期刊編輯的角色》，《編輯出版》2013年第6期。

（6）（7）（8）（9）（10）王干：《90年代中國文學備忘錄》，第188、62、261、261、26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11）王干：《文學的界面在延伸——論新世紀文學兼駁文學邊緣論》，郜元寶編選：《2007～2008中國文學評論雙年選》，第201-202頁，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

（12）傅逸塵：《“后現實主義”論與1990年代的文學思潮——讀〈王干文集〉之文學批評記》，《南方文壇》2020年第5期。

（13）王干：《走向自我閱讀的新狀態》，《作家》1995年第10期。

（14）王干：《尋找一種南方文體》，《作家》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