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作為地標走進文學殿堂與文學創作走不出故鄉內理相通。凡文學創作總少不了“故鄉”的支撐，靈感涌現、故事原型、文脈傳承滲透著作家的成長經驗，情感羈絆、寫作意義等蘊藏著創作者的故土情結。同樣，故鄉作為文化母題成為人類心靈港灣與精神家園的象征，離不開文學作品的助推。

用文字鐫刻鄉愁

土地是人類繁衍生息的基本構成要素，也是文學創作的母題。作家創造出的文學世界大都與其出生地關聯緊密。美國作家福克納說：“我的像郵票那樣大小的故鄉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寫的，而且，即使寫一輩子，我也寫不盡那里的人和事。”可以說，故鄉在作家創作中首先是以土地為承載體的物理空間，包括山川、河流、平原、祖屋、集鎮、城市等。沈從文筆下的溪水、青山、渡船、吊腳樓，以及端午節賽龍舟、下河抓鴨子的民俗活動組合出優美質樸的文學化湘西，在展現故鄉地理景觀的同時勾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端木蕻良說過：“土地是我的母親，我的每一寸皮膚都有著土粒。”這種把生命融入土地的信念，在蕭軍、蕭紅筆下是對東北大地的守望與凝視。他們以土地為畫布展現國仇家恨，寫出了人民大眾與侵略者的抗爭。不同作家關注的視野和創作風格不盡相同，但不論是頌揚、反思還是批判，其文學世界的建構大都源于個人的成長經歷，回歸故鄉往往意味著創造力的爆發。新中國成立以來，趙樹理《三里灣》、周立波《山鄉巨變》、路遙《人生》《平凡的世界》、關仁山《麥河》、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等，每個作家都幾乎花費大量的筆墨探尋人和土地的關聯，落點幾無例外地指向故鄉。

汪曾祺出生于江蘇高郵，一生輾轉奔波，居留故里的時間很短，但作品里念念不忘的都是故鄉。故土的河流、沙洲、街鎮、房屋、田地、學校，高郵土地上的物產美食都是他的心心念念，《故鄉的野菜》《故鄉的食物》《豆腐》《端午的鴨蛋》《干絲》《四方食事》《家常酒菜》等作品都是他故鄉情結的見證。《蘿卜》中他寫道：“蘿卜極脆嫩，有甜味，富水分。自離家鄉后，我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蘿卜。或者不如說自我長大后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蘿卜。小時候吃的東西都是最好吃的。”感受過各地不同種類蘿卜的各種做法后，汪曾祺對家鄉蘿卜的贊美超越對食材本身的關注，寫的是舌尖上的鄉愁。

遠離故鄉，遠離童年，成長中的經驗把我們與過往關聯起來，形成一生的美好回憶，組建起高度個人化的記憶庫。在這個意義上，食物與炊煙、飛鳥、小橋流水等一起勾勒出故鄉，成為文學創作反復描摹的對象。班固寫道：“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新文學中的鄉土小說流派，創作者僑寓都市，反反復復書寫故鄉，是用文字捍衛主體價值，逃離都市文化侵蝕的體現，其本質是以故鄉作為精神棲息地，抵抗生活或生命的支離破碎。故鄉不是空洞的文字符號，而是支撐文學世界的精神家園。戀鄉，不僅是文學創作的母題，更是人們的精神傳承。

文化根脈是文學創作的精神原動力

人類走出棲居地的同時拓展心靈宇宙，探索發現生命更大的價值與美好。受地理環境影響，不同地域的人們形成了不同的生存形態，造就了多樣的文化。作家生于斯，長于斯，不自覺地就將成長中的文化記憶流露于筆端，形成故鄉和文學創作的同構。莫言作品中的高密東北鄉不僅是地理空間的文學化呈現，更是齊魯文化原始野性生命力的重塑，他用粗糲的文字展現了歷史褶皺中的生存智慧和家鄉的文化精神。

故鄉是文學的原點，滋潤創作者寫出優秀的作品。韓少功注目湘西，創作了《爸爸爸》《馬橋詞典》，展現了湘楚巫文化的神秘性。陳彥的創作長期聚焦于故鄉，關注秦腔藝術與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在城鄉快速變遷發展的時代中，勾勒了三秦大地的文化品格。《裝臺》中的刀順子身處困境卻能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棄對其他生命的溫暖、托舉與責任，尤其是放棄自身生命演進的真誠、韌性與耐力”。《主角》憶秦娥從牧羊女、燒火丫頭到秦腔皇后再淡出舞臺，在秦腔興衰起落的書寫中發掘了三秦大地自強拼搏、生生不息的文化傳統。《長安第二碗》中，通過秦存根堅守“誠信經營不摻假”的祖訓和面對誘惑“祖業不能賣”的怒吼，展現了勞動人民不為利益所誘的硬骨氣，凸顯了三秦文化的高標。

汪曾祺的筆下沒有大人物，也沒有空洞的宏大敘事，都是船夫、車匠、鄉村醫生、伙計、養鴨人等普通勞動者。故鄉包容的文化傳統投射到他的創作中體現為對人和人性的尊重。汪曾祺以百姓視角寫就江南水鄉故事，凸顯了隱匿的水鄉倫理。他的作品不僅是對童年時光的追憶，更是對故土文化精神的展現。16歲離開家鄉，汪曾祺開啟了一生的漂泊，于他而言高郵是精神寄托，也是想象世界中充滿溫情的心靈棲息地。藝術創作者只有充分感知生活才能深刻認識生活。把個人體驗轉化為具有普遍性的人類經驗，是優秀文藝工作者終身努力的目標。故鄉的水孕育出柔而不弱的人性、開放包容的倫理觀念和樸素自然的人文理想，共同參與建構了汪曾祺靈動淡遠的文學世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將寫作比擬為“蚌病成珠”，強調創作是個體豐富經驗的展現。故鄉就是最初進入蚌殼的那粒沙，激發作者的創作沖動，孕育寫作靈感，以精神原動力的形態催生優秀作品。

故鄉是文學創作的“起筆”，也是“落筆”

故鄉是祖先生活過的地方，是人倫關系的承載，是中國人一生的牽絆，也是他們肉體和靈魂的歸宿。汪曾祺說：“一個作者的責任只是把你看到的、想過的一點生活誠實地告訴讀者。……作者的責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盡量把這一點生活說得有意思一些。……最好不要想到我寫小說，你看。而是，咱們來談談生活。”可以說，“談談生活”是他創作觀的樸素凝結，道出了他寫作的重心。人民群眾的生活蘊藏著豐富的藝術原料，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蔡崇達聚焦閩南地區，通過《皮囊》《命運》《草民》構成的“故鄉三部曲”將故土的海洋文化、民俗信仰和堅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寫了出來。“討大海”和“討小海”分別對應著移民精神與日常生計，貫穿其間的是下南洋、返故鄉、撿海蠣、織漁網、曬魚干等綿延數代的集體記憶。在他的筆下，大年三十抱著女兒跳“火裙”、元宵節感受南音社團的義演、看高甲戲表演、西洋樂隊和高蹺表演交織的葬禮共同構成了故鄉人的生活圖景。

在汪曾祺看來，一個人是不能脫離自己的民族的。“民族”最重要的東西是它的文化，“一個中國人，即便沒有讀過什么書，也是在文化傳統里生活著的”。他同樣重視民俗和節日儀式在創作中的運用，《戴車匠》《端午的鴨蛋》《我的父親》《故里雜記》《珠子燈》等為讀者展現了江南水鄉鮮活的生活畫卷。《故鄉的元宵》中，汪曾祺寫了玻璃方燈、白明角琉璃壽字燈、紅琉璃泡子燈、珠子燈、兔子燈、繡球燈、走馬燈，以及人們賞燈的民俗活動，活靈活現地描繪出高郵的燈節盛景。

儀式尤其是節慶儀式是一個特定群體對文化的守護與傳承，能夠讓人們在共同的信仰中體會生命的律動，以情感為紐帶感受“共同體”的溫暖，強化個人的社會歸屬。榮格認為除了個體即刻的顯性認識，藝術創作還有更深遠廣大的精神系統，而且這一系統具有在所有個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體性和非個人性本質，“不是思辨性的，也不是哲學性的，而是經驗性的”。辨析故鄉和文學創作的關系，集體性、經驗性的考量或有助于提升我們的認知。節日是集體共同的文化記憶，節慶活動更是人們的集體狂歡。文學作品中的人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有集體觀念與文化歸屬。故鄉是人們集體認同和心靈世界建設的基石，也是個體文化認同的落腳點。

高適有詩曰：“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遠離故土，在他鄉發揮價值是現代人生活的常態。文學創作一定程度上是記憶的重現與重組，雖然要運用特殊的寫作方法，但主要是作者體驗和內在經驗的外化。文學以語言文字為基礎，表達思想感情，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特定群體共享的審美經驗。故鄉是文學創作的“起筆”，也是“落筆”。關中、燕趙、塞外等黃河流域地理遼闊，山川壯美，民風粗獷豪邁，孕育出雄渾剛健、悲壯慷慨的審美趣味，形成邊塞詩、豪放派的文學創作風格。江南、巴蜀、湖湘等長江中下游和嶺南地區水網密布，河流湖泊廣泛分布，氣候溫暖濕潤，物產豐饒，文化積淀深厚，民風細膩含蓄，滋生了精致、柔美、感傷、委婉、內斂的審美追求，造就中國文學中的婉約取向。審美經驗的聚合推動“共同體”的產生，催生集體意識與個體心態，進而影響集體、個人的生活模式與行為方式，參與建構出中國人世世代代延綿不息的文化傳統和文明形態。

（作者：王瑜，系汕頭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