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大儒方孝孺殉難歷史，是一個典型的層累過程。其中“拒草詔”“誅十族”，都已有學者論證是虛構（見參考文獻）。現在看來，方孝孺被譽為“天下讀書種子”并非出自姚廣孝，而是后人借姚廣孝之口發天下公論。

一、《明史·方孝孺傳》的矛盾記載

《明史·方孝孺傳》記載：“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

這里說的是，明成祖“靖難之役”起兵之初，首席謀臣姚廣孝即為方孝孺求情。然而，這段話顯然十分矛盾：既然料定方孝孺必不降，又請求“幸勿殺之”，讓成祖如何自處呢？又進一步說明殺方孝孺的嚴重后果－－“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以此來說服成祖不殺。“成祖頷之”，即點頭同意。

那么，方孝孺為何又被殺呢？《明史·方孝孺傳》記載：到了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燕兵入南京，“是日，孝孺被執下獄”。成祖“欲使草詔”，召至殿下，于是有了一番關于“周公輔成王”的激烈對話，最后“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時年四十有六。”

既然明成祖也同意姚廣孝的判斷：“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如何要方孝孺來起草即位詔書呢？這不又是自相矛盾嗎？

要方孝孺來起草即位詔書，首次出現在天順時期李賢所著的《古穰集》：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文廟即命草詔，乃舉聲大哭曰：“將何為辭？”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筆，既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

這樣看來，用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也是姚廣孝的建議，而且是“必須”－－即唯一人選，似乎沒有方孝孺草詔，新皇登基就無法宣示天下，就缺乏合法性。

《明史·方孝孺傳》的作者，大約也感到姚廣孝既有斷定方孝孺“必不降”在先，又有推薦他為草詔唯一人選的矛盾，于是只說明成祖“欲使草詔”，不提姚廣孝的建議。

然而，即使做了這樣的處理，也無法自圓其說。因為無論明成祖還是姚廣孝，都不會給方孝孺這樣的機會，更不可能因為視方孝孺為“天下讀書種子”而放他一條活路。

二、六月十三日朱棣頒布的“奸臣錄”

明代中期成化、弘治時期宋端儀所著《立齋閑錄》中，收錄了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進入南京城當中發布一道關于抓捕奸臣的“燕王令旨”，號召“凡有首惡有名，聽人擒拿”。同時公布一份53人的“奸臣錄”，其中方孝孺名列第五。

那么方孝孺是哪一天被捕的呢？就在六月十三日當天。無論是成書于永樂初年的《奉天靖難記》，還是成書于宣德初年的《明太宗實錄》，都記載了朱棣入城當日即將方孝孺逮捕下獄。方孝孺不僅是“奸臣錄”中第一名被捕，而且是當天唯一一名載入這兩部官方史書的“首惡”。可見，抓捕“奸臣”是朱棣君臣入城之后的首要任務，而逮捕方孝孺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世來看都是一件大事。

“燕王令旨”指責“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宣布今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赦”。朱棣君臣，實際下已經詔告天下，這些列入黑名單的“奸臣”，只有死路一條。

朱棣入城之時，宮中火起。朱棣遣人救火，出尸于火中，指為建文帝自焚。此時方孝孺被捕送到，朱棣“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為，汝罪何逃！”下令將方孝孺下獄，“勿令遽死”。一方面宣布對手已死，為自己取而代之掃清了障礙；另一方面宣布方孝孺等人罪無可赦，為自己洗清責任。勝利者的謀略和表演，斑斑可見。

進入南京四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登基稱帝。十八日，下令廢除建文新政，同時革除建文年號，改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六月二十五日，“執奸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至此，朱棣用“革除”建文新政和年號、“禮葬建文君”和“公判公決”的方式處死“奸臣”，正式宣告改朝換代的完成。

從頒布“燕王令旨”和“奸臣錄”，到公開處死方孝孺等人，姚廣孝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三、姚廣孝：“靖難之役”的首席謀臣和第一功臣

《明史·姚廣孝傳》記載：姚廣孝本是醫家之子，年十四出家為僧，法名道衍，后來又跟從道士席應真學習陰陽術數之學。當時的相術奇人袁珙一見他就說：“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把他比作元初輔佐元世祖忽必烈，曾經出家為僧的劉秉忠。姚廣孝聞言，“大喜”。后來，馬皇后病逝，明太祖選派高僧侍奉諸王，為馬皇后誦經祈福。姚廣孝有機會來到燕王朱棣身邊，成為他的重要謀臣。

建文帝開始削藩時，他首先力勸朱棣起兵。面臨朱棣發出“民心向彼，奈何”的疑問，姚廣孝回答：“臣知天道，何論民心！”這就是所謂“定策起兵”之功。在后來的靖難之役中，姚廣孝“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于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論功以為第一。”

有學者檢索了姚廣孝的存世著作，沒有發現其中有評價方孝孺為“天下讀書種子”的記載。認為這是因為朱棣違背了對姚廣孝的承諾，殘忍殺害了方孝孺。以姚廣孝的精明，自然不會在書中提起。

其實，更合理的解釋是：作為第一功臣和首席謀臣，姚廣孝必然參與了“燕王令旨”及“奸臣錄”的草擬，因此也不可能推薦方孝孺起草即位詔。從“靖難之役”一開始，方孝孺就是朱棣君臣“清君側”的主要對象之一，姚廣孝自然不可能以“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來危言聳聽，請求朱棣大發善心而“幸勿殺之”。

四、從“拒草詔”、“誅十族”，到“天下讀書種子”，歷史層累的線索清晰可見

“天下讀書種子”首次出現在嘉靖初年姜清所著的《姜氏秘史》，這是專記建文朝歷史的第一部編年體著作。該書對方孝孺之死的記載有兩段，分別出現在方孝孺和保護方孝孺后裔的寧海典史魏澤的相關傳記：

其一：

既而姚廣孝薦之草詔，文廟遣召，數回，竟以衰服往，投筆慟哭不能止。文廟不悅而詔之，辭益厲。既而曰：“若稱周公，成王安在？”命割其舌。

孝孺含血犯御座，文廟大怒，磔之，詈至死，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方氏墓。

其二：

先是，燕邸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須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納之。既至，建文帝亡去，遂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立。”

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

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上大怒，即收捕其族黨，盡誅之。

《姜氏秘史》問世之時，拒方孝孺殉難大約120余年。在此之前，“拒草詔”首次出現在天順年間李賢所著的《古穰集》，“誅十族”首次出現在正德年間祝允明所著的《野記》。《姜氏秘史》在前兩書“拒草詔”“誅十族”的基礎上，增加了姚廣孝以“天下讀書種子”來勸諫朱棣“須全方孝孺”和寧海典史魏澤保護方孝孺后裔的新敘事。

從“拒草詔”，到“誅十族”，進而到“天下讀書種子”，方孝孺之死的記載不僅越來越詳細，而且越來越血腥慘烈。歷史層累的線索清晰可見。方孝孺身負“天下讀書種子”的崇高威望，既是對姚廣孝推薦起草即位詔“必須方孝孺”的補充解釋，也是對方孝孺針鋒相對、揭露“周公輔成王”的虛偽，以“含血犯御座”“詈至死”來藐視朱棣淫威的這種大無畏精神的贊嘆。

五、后人借姚廣孝之口發天下公論

“天下讀書種子”不可能出自姚廣孝之口，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方孝孺生前即有此評價，為何后人借姚廣孝之口給予方孝孺如此崇高的評價呢？

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方孝孺在建文朝的歷史地位，二是歷史敘事的基本規律。

首先，看方孝孺在建文朝的歷史地位。

方孝孺在明太祖在位時期已經兩次以布衣之身獲得召見，還得以名列“文臣之首”宋濂門下，并被宋濂譽為百鳥中的鳳凰，不僅是可以比肩歐陽修、蘇軾文學之士，還是未來的國之棟梁。蜀王朱椿為其書齋題寫“正學”，天下因此尊之為正學先生。正因為方孝孺極高的社會聲譽，所以建文帝一即位，就將他召至京師，從漢中府學教授（從九品）迅速提拔到侍講學士（從五品），與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一起成為建文新政的核心人物。

與具體負責削藩戰略的兵部尚書（正二品）齊泰、統籌政務的太常寺卿（正三品）黃子澄相比，方孝孺雖然級別較低，但實為建文新政的意識形態和改革理論奠基者，同時還是重要詔令文件的起草者。正如當年其師宋濂為朱元璋起草《奉天討元北伐檄文》，靖難之役中討伐燕王朱棣的檄文，皆出自方孝孺之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方孝孺的作用和影響力超過齊泰、黃子澄，可謂建文新政的首席謀臣、天下讀書人的精神領袖。也正因為如此，朱棣才會在入城當日即將他逮捕下獄，對他痛下殺手、株連人數（847人，一說873人）遠遠超過其他“奸臣”，而且下令“藏方孝孺詩文者，罪至死”。這是要從肉體到精神上，都要完全消除方孝孺的歷史影響。而方孝孺之所以罹禍如此慘烈，也正從反面說明了“天下讀書種子”－－此時方孝孺雖無其名，而有其實。正如朱棣即位后重用的酷吏陳瑛在清除建文余黨時所說：“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為無名！”朱棣也非如此處置方孝孺不足以泄心頭之恨、震懾天下讀書人之心、鉗制天下人之口！

其次，是歷史敘事的常見手法。

借對手之口進行評價，是歷史敘事的常見手法。即以《三國演義》來說，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后，蜀軍撤退之后，司馬懿視察其留下的營壘布局，不禁贊嘆：“天下奇才也！”周瑜臨終前發出長嘆：“既生瑜，何生亮！”

這種敘事，既能避免自夸之嫌－－即所謂“敵人對你的評價，才是你真正的價值”，又能增強說服力和權威性－－能夠被強大的對手如此重視、欽佩，本身就說明了被評價者具有超凡的、令人折服的品質或能力。這種來自對手的評價，同時為對話的雙方增光，不僅凸顯了被評價者的非凡特質，也展現了評價者的獨到眼光。從藝術效果上來說，將敘事從“善惡斗爭”提升到“英雄博弈”或“巨人對話”，極大增強了故事的張力和悲劇之美。

方孝孺輔佐建文帝推行新政，積累了巨大的聲望，以致朱棣也不得不發出“民心向彼，奈何”的感嘆。而朱棣對方孝孺等建文忠臣的殘酷鎮壓，又為方孝孺在當時和后世贏得巨大的同情。當明朝中期政治氛圍日漸寬松，關于靖難之役的民間著述日漸增多、流傳更廣之時，無論是宋濂的“鳳凰”之譽，還是朱椿尊之“正學”美名，都不足以表達同情者的心聲。只有“天下讀書種子”－－這個立足于“天下”，作為天下讀書人的“種子”－－為天下讀書人傳承學問、修養人格，這樣一個民間可以想象的最高榮譽，可以表達千千萬萬同情者對方孝孺的崇敬、對朱棣的不滿。而這樣一個至高無上的榮譽，出自朱棣的第一功臣和首席謀臣姚廣孝，無疑是最具有說服力、影響力。

“天下讀書種子”的說法雖然最晚出現，但它不僅為“拒草詔”“誅十族”補充完整了邏輯鏈條，而且為后來方孝孺的慘死提供了強大的戲劇張力。至此，方孝孺殉難事跡在民間著述中的層累構建最終完成，流傳越來越廣，影響到晚明的官方史書和清代欽定的《明史》。

參考文獻：

《方孝孺“拒草詔”問題考述》（劉曉東 李子齊，《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23第1期）

《方孝孺殉難事跡的敘事演化與“誅十族”說考》（李谷悅《史學月刊》2014年第1期）

《古穰集》卷三十，[明]李賢 撰；[明]程敏政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6月

《立齋閑錄》卷二

《奉天靖難記》卷四，《明太宗實錄》卷九下

中國藝術研究院2019屆博士論文，張健旺，《方孝孺與有明一代的“讀書種子”》

《姜氏秘史》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