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娜伊達·吉皮烏斯肖像 （1869 —1945）

《月亮與迷霧》，【俄】吉皮烏斯著，汪劍釗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在以詩性風格和悲劇色彩聞名的俄國文學經典之中，季娜伊達·吉皮烏斯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與之同時代的詩人勃留索夫贊譽她“仿佛是以濃縮的、有力的語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畫出了一顆現代心靈的全部體驗”。她與生俱來的憂郁冷漠、對生命的感性體悟、對最終信仰求索而不得的苦悶，以及裹挾于社會變革之中的激情、戰栗和掙扎，都熔鑄進其畢生的文學創作，尤其是象征主義的詩歌創作之中。那些滿溢著詩人自在的靈魂精神與搖曳的個人情感的詩性文字，同時凝聚著她對瞬間與永恒、死亡與永生的時間與生命辯證關系的深沉思索，最終構成“白銀時代”里一道獨具一格的文學景觀。

一

1869年，吉皮烏斯出生于俄羅斯圖拉省的一個德僑貴族家庭。自童年起，她就隨父母處于漂泊不定的遷居之中。始終陪伴著她的，只有被她稱之為“唯一主要的老師”的文學書籍和寫作。1881年，吉皮烏斯的父親死于結核病。這對年幼的詩人是一次重大的打擊。不久之后，她自己也患上了同樣的病癥，這令其飽嘗死亡的威脅。成年之后，吉皮烏斯回憶起自己的童年，稱自那時起，“就被死亡與愛情烙下了創痕”。這或許正是她在詩歌中反復吟詠人類、愛情與死亡的原因之一。

作為一名基督教徒，吉皮烏斯總是通過描述時間的話語來展現宗教的上層結構，即以宗教觀念中“瞬間的此世”和“永恒的彼世”作為詩歌創作的哲學底色，時間就此與生命相連。如《祈禱》中所寫：月亮的影子靜止不動/銀色與黑色的天空/影子有如死亡靜止不動/是否還活著，柔順的心/請賜給我以往的沉默/啊，把我交還給永恒/且讓我深深陷入沉默/且讓我安息在無限之中。銀色的月亮與黑色的天空格格不入。在寒冷、孤獨的氛圍之中，抒情主人公實際是死亡之后的靈魂，她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發出了自己的祈禱，時間在這里成為烘托氛圍的助力。結尾處的“永恒”與開頭的“黑夜”相對應，因為黑夜意味著死亡，而死亡意味著彼世。唯其如此，靈魂才能在時間的永恒之中得以安息，這正是篤信宗教的吉皮烏斯所向往的。

無獨有偶，在《暫時》一詩中，吉皮烏斯再次強烈地表達對死亡就是永恒的肯定：我憎恨人世間的“暫時”/一切都有盡頭，無論痛苦與歡樂/須知，無論河流如何源遠流長/它總會有盡頭，流到海洋中匯合/我同時反對大地與蒼天/既反對懿行美德，也反對滅絕人性/我只接受你一個，死亡/唯有你身上沒有“暫時”只有永恒。

值得注意的是，吉皮烏斯是渴求靈魂自由的。從兩首詩中可以看出，抒情主人公雖然渴求上帝救贖帶來的永恒，卻又在對自由的追求和對信仰的虔誠之間掙扎。她有著屬于自己的獨立精神，但無法融合自己的精神與信仰是她苦悶的根源。主人公的做法在側面反映出吉皮烏斯的某種困境。在吉皮烏斯身上，信仰是與生命交織的，實現生命的永恒需要忠篤宗教信仰的力量。但她又意識到“絕對宗教精神于我并非全部”，不愿放棄作為獨立個體的意志與思考，于是只能選擇沉默，嘗試在沉默中抵達永恒。

二

毫無疑問，吉皮烏斯對時間與生命之關系的思索受到了宗教世界觀的影響，但她同時從人的意志等維度進行反詰，從而使詩歌“流動著敏銳、生動和有機的思想脈搏，并與復雜的情緒變化相互交織，探尋著精神的完整，理想的和諧的主題”。

其一是對永恒價值的重新思考。在《時鐘停擺》中，吉皮烏斯一反常態地將生命的不朽稱作僵硬的尸體：我們因為短暫、因為輕松而珍藏的一切/突然變得不朽，變得永恒——和奇異/仿佛死者的尸體，逐漸冷卻、僵硬/追求卻沒有意象，結束卻沒有終點/無形的永恒之秩序與和諧喪失了聲音。比起一味追求永恒，此時的詩人表現出反對甚至抵抗的態度。時鐘的停擺寓意著生命的終止，在宗教教義里，這是獲得永恒的開端。但詩人認為，永恒雖然意味著不朽，但如同尸體般冰冷、僵硬。死亡固然能得到永恒，但這種永恒卻是沒有感情與溫度的，它的價值與意義也就需要被重新估量。

其二是對瞬間價值的肯定。在《瞬間》一詩中，詩人將時間空間化：透過窗子，高空在閃爍/黃昏的天穹明亮又安謐/寂寞的心兒因為幸福而歌哭/它愜意于天空如此美麗/寧靜的夜晚，燈光通明/燈光里釋放出我的歡樂/此刻世界上再沒有旁人/唯有上帝，天空和我。詩歌中上帝、天空和自我的并列，這正是《瞬間》的哲理底色。抒情主人公認為自我通過感知上帝可以獲得永恒。很明顯，這是吉皮烏斯在象征主義觀念引領下對宗教世界觀的重塑。此刻的時間是靜止的，是瞬時的。詩人嘗試將宗教與人同構，完成個人生命與宗教信仰的和解，進而獲取實現永恒的可能。但她忽視了時間的靜止是相對于流動而言的，沒有流動就沒有靜止，沒有瞬間也就沒有永恒。于是，吉皮烏斯進一步指出時間具有瞬間與永恒雙重性的特質，并揭示其背后所隱藏的生命之間的聯系。

時間逝者如斯，但現實的語言卻是永恒的。在變與不變之間，吉皮烏斯發現了時間的縫隙。“在那種生存于其間死于其間的瞬間的后面追隨著一個瞬間，生存也誕生于這后一個瞬間，正是這種前仆后繼的瞬間狀態，造成了時間永恒運動的形象”。詩人雖然追求永恒，但也發現了瞬間的重要性——短暫的瞬間與漫長的永恒并非矛盾，只是時間的表現形式，它們在不斷地轉換、挪移、交錯，從而孕育出新的瞬間與永恒。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吉皮烏斯對永恒與瞬間的辯證思考的結果。“人生不滿百，譬如朝露晞”，脆弱的生命與轉瞬即逝的時間如此相近，但堅韌的生命又能在時間長河中沉淀下神學、哲學與詩學的豐沛內蘊。瞬間是個體生命相對于延綿不息的永恒而言的，于是瞬間不因其短暫而噤聲，永恒也不因其無窮而不朽。詩人透過這一主題所要傳達的，或許正是如何理解生命與時間的相似，即延續的永恒和存在的瞬間并行的生命意義。

三

作為一位敏感而富有才思的女性詩人，吉皮烏斯的詩歌還表現出“以鮮明的創作特色和精巧的創作手法表現出時代典型的心理綜合征——自私的個體之人‘離群索居的誘惑’和個體在尋求信仰的路途上克服這種誘惑的努力”。這種風格無疑受到了她的丈夫、俄國頗負盛名的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影響。

1888年，吉皮烏斯與梅列日科夫斯基相識。一年后，兩人走入婚姻的殿堂。盡管他們在文學方面經常發生爭論，甚至是爭吵，但吉皮烏斯從不否認梅列日科夫斯基對她的影響，甚至承認在“自覺地迎合這種影響”。面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爆發的多次社會運動和戰爭，吉皮烏斯夫婦始終相伴在一起，即便是在離開圣彼得堡，流亡法國巴黎期間也不曾分離，一直到1941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去世。在充斥著緊張情緒與兩次世界大戰釀成的生離死別的氛圍中，“愛與死的掙扎、生與死的交織、向死而生的探索”進一步豐滿了吉皮烏斯詩歌中幽僻而深邃的精神內質和美學風格。

在這一背景下，吉皮烏斯詩歌中關于時間與生命的思辨，實際又體現了她對于人的存在價值的哲學思考，也就是究竟何為有意義的生命。很明顯，這是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流行的虛無主義思潮密切相連的。但詩人不愿意隨波逐流，而是執著地肯定與踐行自己的主張與意志。

在《歌》中，天穹之下，夕陽西沉，世界廣闊無垠而難以尋找希望的火光。但盡管黑夜漫長，吉皮烏斯卻堅信著奇跡的降臨：哦，讓虛無的東西成為現實/讓虛無成為現實：蒼白的天穹允諾顯露奇跡/允諾顯露奇跡。這是作為宗教信徒的詩人對“終極關懷的最高境界——‘彼岸’或‘彼世’的追求”。吉皮烏斯雖然寄希望于形而上的天穹能夠允諾顯露奇跡，但是她并不否定人在其中的力量，甚至在熱烈地呼喚著人們積極行動起來。在《晚霞》中，這種“人”的力量尤為明顯：我看見遠方的天際無垠/看見明亮的晚霞/面對我那狂躁不安的心靈/我與它促膝對話/心靈——你須沉默和容忍/霞光黯淡的高空充滿/冷漠、寒意和光明/一陣人間未有的清涼飛飄自慢慢消逝的晚霞/無論幸福，無論歡樂——都不需要/只要燃燒，霞光，盡情地燃燒！

如果說黃昏在吉皮烏斯的詩歌中代表著離群索居的孤寂，那么晚霞則象征著冷漠、寒意和即將到來的光明，能令人冷靜。這也是心靈狂躁不安的抒情主人公和晚霞促膝對話的原因。通過與晚霞的對話，她體悟到幸福和歡樂或許并不是最重要的——唯有盡情地燃燒自我，生命才真正有意義。作為一位關心人類未來命運走向的詩人，吉皮烏斯從來都不是冷漠旁觀的。她與梅列日科夫斯基積極投身于人類精神拯救的事業，除了進行文學創作，他們還共同創辦了哲學俱樂部，組織會議，創辦雜志，盡管他們不懈追求的最終目標并沒有實現，但無限接近的行動過程本身，已經證實了生命存在的價值。

吉皮烏斯提醒我們，生命與時間一樣，是永恒與瞬間并存的。永恒與瞬間、死亡與生命的交融并非宗教所獨有，通過詩也可以觸碰。盡管我們永遠無法捕捉瞬間，也永遠無法到達永恒，但并不妨礙我們用盡全力去接近和摸索。總體來看，吉皮烏斯的詩歌雖然帶有象征主義的光怪陸離與難以琢磨，但其中闡述的對于生命的觀察和認知又是冷靜而犀利的，是“理性與激情高度統一的結晶”，對于迷惘自身價值何為與失落在存在主義困境中的人們而言，今天讀來也仍具有某種普遍性的啟迪意義。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