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時代文學與“大文學觀”的話題引起廣泛關注。“大文學觀”的提出有利于打破文學界對“純文學觀”的潛在迷戀，有利于超越新時期文學的美學成規(guī)，有利于推動新時代文學的發(fā)展。但何謂“大文學觀”，目前尚未有明確的規(guī)范，筆者不揣冒昧，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粗淺的分析與探討。

可以說，“大文學觀”是新時代文學牢記“國之大者”的表現(xiàn)，也是對新時期“純文學觀”的一種批評與超越。這一命題對新時期以來文學的“主體性”“向內(nèi)轉”“寫什么”和“怎么寫”等一系列理論命題進行創(chuàng)造性重構，扭轉“純文學觀”對敘述、形式、修辭的重視，以及個人化、內(nèi)向化、西方化的傾向，重建文學與人民、生活、世界的聯(lián)系。具體說來，重建“大文學觀”至少應該包括重建大文體觀、大生活觀、大文藝觀、大文化觀等不同的維度。

在純文學觀的視野之中，只有注重敘述、形式、修辭與技巧的作品才是“文學”，才是“好的文學”。在這樣的評價標準中，散文、戲劇、報告文學等與社會現(xiàn)實相關的文體被排除在“好的文學”之外，而只留下小說與詩歌。即使在小說與詩歌中，也只有那些具備先鋒性、實驗性的作品才被視為“好的文學”。像路遙《平凡的世界》這樣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則不夠“純粹”，所以其發(fā)表才會遭遇諸多波折。而所謂先鋒性、實驗性的標準則主要來自西方現(xiàn)代派。在一段時間內(nèi)中國文學只是模仿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的試驗場，而無法表達中國人的生活經(jīng)驗和喜怒哀樂，這極大地損傷了中國文學的主體性與自主性。

新時代以來，我們重建中國文學的主體性與文藝的人民性標準，也要重建新的“大文體觀”，即文學不僅包括實驗性的小說、詩歌，也包括現(xiàn)實主義的小說、詩歌，也包括散文、戲劇和報告文學，也包括20世紀90年代發(fā)展起來的通俗文學、新世紀興盛起來的網(wǎng)絡文學，以及最近風起云涌的素人寫作等。只要這些作品能夠表達中國人的生活經(jīng)驗與喜怒哀樂，就是“文學”，只要寫得深刻優(yōu)美，就是“好的文學”，而不必以文體、技巧論優(yōu)劣。對于作家來說，也要打破文體優(yōu)劣的固有觀念。魯迅既寫小說，也寫散文，既寫詩歌，也寫雜文，還寫論著、做翻譯，對他來說重鑄現(xiàn)代中國人的靈魂才是最重要的，不同的“文體”只是趁手的兵器。新時代作家要突破具體的文體界限，重建新的“大文學觀”，充分表達出新時代中國經(jīng)驗的深刻、復雜與豐富。

在純文學觀的視野中，文學并不是來自生活，而是來自對西方現(xiàn)代經(jīng)典的學習與借鑒，即使與生活相關，也只是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生活、情感與情緒相關。新時期以來，文學對“生活”側重點的理解隨時代而發(fā)生變化，如果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主要寫的是“時代生活”“公共生活”，那么先鋒文學寫的則是“個體生活”，新寫實主義寫的則是“日常生活”。我們可以看到，“個體生活”“日常生活”等寫作潮流的出現(xiàn)，在當時的語境中拓展了文學的表現(xiàn)范圍，有其針對性與合理性，但自“個體生活”以來，文學對“生活”的理解愈發(fā)狹隘，甚至趨于極端，似乎只有個人的、日常的、私密的生活才是“生活”，而他人的生活、時代的生活則不是“生活”。事實上，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的飛速發(fā)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時代的深刻變化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每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也只有聯(lián)系時代的變化，我們才能理解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心靈世界及其變化，如果將某一時期的“日常生活”進行孤立、封閉的理解，那么我們不僅無法正確認識“自我”，更無法客觀、全面認識中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將個人生活與時代經(jīng)驗結合起來，重建“大生活觀”與“大文學觀”，關注時代、中國與我們每個人生命體驗的變化。

在純文學觀的視野之中，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詩到語言為止”，要充分彰顯文學的“主體性”，這在特定年代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時過境遷，過于強調(diào)文學的“語言”與“主體性”則易于墜入神秘主義的窠臼。如果文學只強調(diào)“語言”，攝影只強調(diào)“光影”，美術只強調(diào)“筆觸”，不同藝術都將語言的獨特性絕對化，那不僅藝術之間無法交流，各藝術門類也將與時代產(chǎn)生脫節(jié)。文學固然是語言的藝術，但同樣或更加重要的一個命題是“文學是人學”。語言隨時代而變，人學隨時代而變，文學也隨時代而變。魯迅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而藝術正是可以讓人類“悲歡相通”的重要載體。閱讀一部小說，欣賞一部電影，觀看一幅美術或攝影作品，觀者可以共同進入同一種情緒或同一個節(jié)奏，與作者心靈相交，與其他觀者共同體驗藝術之美及他人的生活經(jīng)驗與內(nèi)心世界，這些也反向塑造了觀者的心靈與美學感覺，這是我們從那些經(jīng)典作品中所獲得的恩惠，也讓人類更加“悲歡相通”——對他人的生活處境更具同情心與悲憫心。在各藝術門類中，文學因其語言更接近人類的思維，所以更具思想性。“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不僅在藝術、文化領域處于先鋒位置，也在整個社會領域處于先鋒位置。重建“大文學觀”，就是要讓文學擺脫自我的禁錮，在與時代和其他藝術的交流互動中，充分發(fā)揮其思想性與獨特性，恢復其先鋒位置與引領作用。

“文學是人學”，歷史學、社會學與哲學等人文與社會科學也是“人學”，醫(yī)學、基因工程、腦科學等自然科學也是“人學”。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改變了人類對自我的認知，也改變了文學史的書寫。新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突飛猛進，我們正在迎來新一輪科技革命。新時代文學不應孤立在對“文學”的固定理解中，而應當積極汲取各科學領域的前沿成果，以開放的心態(tài)探索新世紀的“人學”，特別是人性、人心與人情之變與不變。以現(xiàn)在熱門的人工智能為例。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和人機協(xié)同的前景，將在何種程度上改變傳統(tǒng)“人”的觀念，就是“人學”值得關注的問題。科學在不斷發(fā)展進步，向各個領域各個分支延伸展開，但文學也有自身的優(yōu)勢，那就是文學始終關注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會因分支細化而忽略對人的整體觀照，讀者從中可以身臨其境般體驗到特定的時空、人物的生活與情感、作者深刻獨特的思考，并與作者和其他讀者產(chǎn)生心靈交流。這就是為什么恩格斯如此評價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我從這里，甚至在經(jīng)濟細節(jié)方面（如革命的動產(chǎn)和不動產(chǎn)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上學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家、經(jīng)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同樣我們閱讀《紅樓夢》《戰(zhàn)爭與和平》《巴黎圣母院》等文學經(jīng)典，也能在歷史、社會等知識之外，直觀地感受到作者筆下鮮活的人物，微妙的人際關系及其生活狀態(tài)與細節(jié)。這種活生生的氣息或許正是恩格斯所說的“還要多”的部分，也是文學的優(yōu)勢和魅力所在。新時代文學在關注活生生的人的同時，也要不斷汲取科學前沿的最新成果，讓文學具備新的科學根基，并以此勘探新世紀人類的生存與精神處境。

總之，我們必須將文學從純文學的觀念中解放出來，讓新時代文學向更廣闊的生活敞開，向藝術和科學敞開，向人民與大地敞開，講述新時代的中國故事，講述中國人的希望、夢想和理想生活，在對新時代的深刻摹寫中展現(xiàn)出新的中國美學、中國精神與中國力量，為推動文化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作出獨特貢獻。

（作者：李云雷，系《中國作家》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