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月光漫進窗來，忽然就想起了紅柯——那個總是瞇著眼、低頭走路的人，已經離開七年了。作為你一直以“叔”相稱、現在也喜歡寫點東西的人，紅柯，在這個月圓人團圓的日子，我想起了你。

第一次見紅柯，是1985年秋天。我在寶雞文理學院組織部工作，常看見一個中等身材的年輕人在宣傳部門口進出。他走路微低著頭，說話時眼睛瞇成一條縫，有時架著副眼鏡，有時又徒手揉著眼睛，模樣介于學生和老師之間。后來才知道，他叫楊宏科，中文系剛畢業留校。

沒過多久，辦公樓里那個低頭沉思的身影消失了。聽說他去了新疆，像一粒被風吹向西北的種子，在奎屯落了腳。那時的我忙于瑣事，漸漸忘了這個只有一面之緣的年輕人。

再見已是十年后。我調任校紀委書記，有一天辦公室門口有人徘徊——還是那個微低著頭的姿勢，還是那副沉思的模樣。是楊宏科回來了。他搓著手，語氣局促地詢問愛人工作安排的事。我告訴他我不分管人事了，他也簡單說了這十年在新疆的情況，卻只字未提自己已成知名作家。臨走時，他依舊低著頭，背影里似乎藏著生活的重量。

直到有一天，家鄉兩個高考生來找我，說要報考文理學院中文系，因為仰慕作家紅柯，我才恍然大悟——那個總是低頭走路的楊宏科，就是文壇上新銳作家紅柯。從那以后，我慢慢拼湊出了作為作家的紅柯在新疆的漫漫十年。那些低頭走路的日子，那些藏在局促背后的沉默，應該都化作了他筆下娓娓道來的文字。

紅柯待我不同旁人。在學校，別人都叫我“老師”或“書記”，唯獨他叫我“叔”，叫我夫人“姨”。這稱呼來得自然，仿佛我們不是同事，而是同村隔壁的鄰里。他來找我時，從不客套，就像傍晚來家吃碗面那樣隨意。

記得校門口梧桐葉落滿地的那個秋天，我看見他在碎金般的落葉里來回轉悠，背著手，腦袋埋得很低，皮鞋尖碾著枯葉。我拍拍他胳膊，問：“在這兒轉悠啥？”他猛抬頭，鏡片后的眼睛亮了，說：“買了張床墊，等送貨的人。”我告訴他送貨的早往他家那邊去了，他“啊”了一聲，咧嘴笑出個月牙，慌慌張張就往回跑，活像個怕錯過水果糖的孩子。

愛人工作安排、評職的煩惱，可能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煩心事，紅柯終究不想在母校待下去了。陜西師范大學要調他，他來辦公室找我，瞇著眼，語氣卻比往日堅定：“領導開會時，您不要發言挽留我。”那時我已退居二線，其實沒有發言的機會了，但我懂他——新疆的風、文學的魂，讓他不愿再困在這個老地方。

臨走前，寶雞市委副書記設宴為他送行。他緊張得像個孩子，說“從沒和這么大的官一起吃過飯”，非要我作陪。宴席上，市領導們為流失這樣的人才深感惋惜，紅柯卻話不多，只顧低頭吃飯。只有說起新疆的草原戈壁、筆下的人物故事時，他眼里才會泛起光，滔滔不絕地說上一陣。那一刻，他不是局促的楊宏科，而是在文字里自由馳騁的作家紅柯。

去了西安后，他當了陜西省作協副主席、陜西師大博導。有次我去西安，試著給他打電話，本想簡單問候，沒想到他放下電話就打車趕來，推掉所有事務專程接待。點了八盤菜，我說太多了，他認真道：“齊了呀，叔。”給我倒上酒，語氣鄭重：“得把你招待好。”原來他一直把我當長輩，所以要盡晚輩之道。

后來他掛職寶雞渭濱區副區長，我們住得很近，我卻一次沒去找過他。不是不想見，是怕——怕他又推掉所有事，擺上一桌子菜忙前忙后。我知道他待人實在，越是這樣，我越怕添麻煩。

突然聽說他走了，是心臟病。1962年生人，2018年2月24日離開了這個他無限熱愛又偶感煩擾的人間，才56歲。電視里播著他的追悼會，賈平凹先生致悼詞，送行的人黑壓壓一片。

學界說他是陜西繼路遙、陳忠實、賈平凹之后的文學黑馬，開創了邊疆詩化敘事風格。可我總想起校門口那個低頭轉悠的身影，想起他聽到床墊送到時猛地抬頭的樣子——鏡片后的眼睛彎著，嘴角咧得大大的，帶著孩子氣的雀躍。那笑容刻在腦子里，一閉眼，就清清楚楚地對著我。

楊宏科啊，今天是八月十五，我想起你叫我“叔”的情分。每逢佳節倍思親，咱們是有親情的，叔想你了。

你沒離開。我仿佛看見你踏上了西去的列車，飛馳過嘉峪關，去大西北尋找騎手；又仿佛看見你帶著采訪本，行進在天山腳下，奔波在大漠戈壁。在那片你深愛的土地上，你永遠走著，寫著，瞇眼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