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2月3日，在《圣彼得堡警察新聞》上刊登了一則遺失啟事：

2月3日，星期日，下午一點，本人由德穆特旅館沿大科紐什尼亞街行至街角卡佩爾公寓，之后穿過涅瓦大街，又經過卡拉萬街和謝苗諾夫橋，行至利捷伊大街和巴謝伊大街交叉處的克拉耶夫斯基公寓，在這段路上遺失了一個包裹，內有兩本訂好的手稿，標題是《怎么辦？》，凡有人將此包裹送至克拉耶夫公寓涅克拉索夫處，可獲酬金五十銀盧布。

刊登這則啟事的人，是俄國著名詩人涅克拉索夫，他原定于在自己主辦的《現代人》雜志上連載這部遺失的書稿。可是，在涅克拉索夫親自攜書去印廠的路上，卻不慎將手稿丟失。他焦急萬分，連續在報紙上登載三次啟事，希望能挽救這部來之不易，且日后彪炳俄國文學史冊的著作。在經歷了五天的等待煎熬后，奇跡終于發生，有一位小官員將撿到的稿本完璧歸趙。

這部注定籠罩上傳奇性光環的書稿，便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獄中創作的長篇小說《怎么辦？》的第一部分。如果說這部書的出版經歷了驚險萬分、失而復得的一幕，那么它的創作過程在作者的革命和文學生活中，則不啻為一場九死一生的嚴峻考驗。尼古拉·加夫里諾維奇·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生于薩拉托夫一個家境殷實的神甫家庭，父親頗有文化，家中藏書甚多。他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1842年，車爾尼雪夫斯基進入薩拉托夫正教中學，但對未來從事宗教神職工作的前景絲毫不感興趣，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自學，廣泛閱讀文學、歷史、哲學等各門類書籍。1846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考入彼得堡大學，很快便對政府高壓下缺乏自由精神的大學和教授感到失望。他與革命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結交，關注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力求從中尋找改造俄國社會的方案。1848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照我對人類最終目標的信念來說，我已經成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極端共和主義者的第一個堅決擁護的人。”

1850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薩拉托夫，在當地中學任語文教員，在課堂上鼓吹革命思想，反對專制和對農民的壓迫。1853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再次奔赴彼得堡，起初為《祖國紀事》撰稿，后應涅克拉索夫之邀在《現代人》編輯部工作，發表多篇重要論著，宣傳唯物主義、革命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揭露農奴制改革欺騙農民的實質，受到沙皇本人的仇視。1862年，警察當局借口赫爾岑信件中提到在國外與車爾尼雪夫斯基合辦《現代人》，將車爾尼雪夫斯基羈押進彼得保羅要塞近兩年。1864年，沙皇政府在執行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假死刑判決后，將他流放至西伯利亞服苦役。在此后二十五年的監禁、苦役、流放中，車爾尼雪夫斯基經受了嚴酷的自然環境、沉重的體力勞動和惡劣的生活條件，但始終不屈不撓，保持著高尚的革命氣節，堅持思考和寫作，直至1889年獲準返回薩拉托夫。多年的流放雖然不曾摧折他的精神意志，但的確嚴重毀壞了他的身體健康，返回故鄉后過了四個月，車爾尼雪夫斯基于10月29日夜里因病辭世。普列漢諾夫后來寫道：“我們很難想象這位文學上的普羅米修斯驕傲地忍受了多少沉重的苦難呵！”

長篇小說《怎么辦？》正是在車爾尼雪夫斯基被定罪之前關押在彼得保羅要塞時寫作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原本相信，因為缺乏指控他的直接罪證，當局將很快釋放他。但案件的審訊過程從1862年7月7日故意拖到了1863年初，此時車爾尼雪夫斯基開始預感到前途險惡，心情變得十分壓抑。《怎么辦？》動筆于1862年12月4日，用了短短四個月便告完成，它是作者在原先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無法實施，只能發憤著書，且只能采取文學虛構形式的產物。但挑選小說這一文學體裁，除便于混過書刊審查之外，另有一層考慮：車爾尼雪夫斯基意圖編寫一部啟蒙大眾、內容豐富的《知識和生活的百科全書》，在具體寫作時把其中的各個章節體現為一些情節引人入勝的中長篇小說，以促進他的思想在廣大讀者群眾中間的傳播。在1862年10月5日寫給妻子的信中，他談到自己的構思：“因此我把這部書（《百科全書》）改寫成一部通俗易懂的長篇小說，其中有軼事、大小場面、妙語，讓所有除了小說什么也不讀的人讀一讀它。”該寫作計劃的最重要部分即是長篇小說《怎么辦？》，另外還包括《阿爾菲里耶夫》《小說中的小說》和諸多《小故事》。盡管身處險境，但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所有這些作品里保持著對自己信念的忠誠，對舊世界的憎恨，和對人類光明未來的美好希望，同時揭露了農奴制社會的野蠻、奴役、卑鄙，和人在舊制度下思想的蒙昧和情感的扭曲，態度鮮明地展現生活應該是什么樣子，通過什么途徑能夠實現這樣的生活。

在囚禁期間所寫的全部作品中，當時騙過書刊審查而出版問世的只有《怎么辦？》，這與作家在這部書里巧妙的情節設置不無關系。小說一開頭便用三角戀愛故布疑陣，安排了一出仿佛是偵探小說里常見的自殺懸案。而各個章節的標題也讓人聯想到流行的家庭倫理劇：《初戀和正式結婚》《婚后和第二次戀愛》《第二次結婚》等等。以至于閱讀過長篇小說第一部分的書刊審查官在官方報告中說“它的內容無可指摘”。可是，熟悉俄國文學傳統的人都知道，俄國作家一向把家庭視為社會的最小細胞，家庭中夫妻之間的愛情，關系到對整個社會制度的評價和改造問題。車爾尼雪夫斯基也不例外，但他對愛情的文學闡釋即便在尤其強調社會批判的俄國文學傳統中也獨具一格。在自己第一部美學著作《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系》中，他表達過這樣一個看法：世界上的美不外乎美景、美人和愛情，那些認為“藝術的對象是美”的唯美主義詩人往往沉溺于書寫大自然和真摯愛情；但在人的漫長一生中，在更廣闊的時代和民族生活中，有比年輕人的愛情更加嚴肅和持久的問題值得關心，將整個人生都渲染上玫瑰色幻想，只會讓文學作品顯得既夸張造作，又單調乏味——因此“美學應當要求詩人只有當他真正需要描寫愛情的時候采取描寫愛情”。

小說《怎么辦？》以愛情糾葛開場，但也只是被用作表明更崇高的觀念和實現社會政治綱領的一條線索，而根據作家的自白，在祖國傳播真理、藝術、科學是俄國人當前唯一的使命。按照這種頗具啟蒙精神的知識分子使命意識，對于女性而言最真實有效的自由便不可能局限在狹隘的家庭和感情領域，而是與女性參與社會生活的要求緊密地聯系起來。讓車爾尼雪夫斯基倍感痛惜的，不僅是俄國女性在婚前婚后都只能聽命于父母或丈夫的安排，更是她們被剝奪了選擇生活道路和社會勞動的權利。他通過文學創作的鮮活形象表明，女性只有獲得了與男子平等的公民權，并且在社會生產活動中保持獨立性，才能夠為自己爭取到真實有效的自由。小說里的女主人公雖然從奴隸狀態中被丈夫拯救，但她在婚姻中并未像契訶夫筆下的“寶貝兒”那樣完全滿足于對丈夫的感情并把丈夫的思想當作自己的信念，而是渴望了解廣闊的社會生活和大眾的需求，從而把女性解放問題與女性廣泛參與社會實踐的問題聯系在了一起。用普列漢諾夫的話說，正是依靠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六十年代人”的努力，啟蒙的光芒照進了家庭關系中“以前完全黑暗的角落”。

車爾尼雪夫斯基自己在第一章便宣布，小說無意編造“虛張聲勢的沖突”。小說情節并不復雜，講述了女主人公韋拉·帕夫洛夫娜在年輕一代先進的平民知識分子指引下沖破舊家庭的桎梏，自覺爭取家庭幸福和投身社會活動的生活道路。其間穿插著韋拉的四個夢，代表著她逐步覺醒的過程，揭示出婦女解放的真正意義和人類社會的理想形態。但這部小說的情節沖突仍然扣人心弦，因為它真實再現了具有唯物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信念的“新人”與屈從“偷和搶”規則的舊世界之間不可調和的社會沖突。車爾尼雪夫斯基塑造出韋拉·帕夫洛夫娜、洛普霍夫、基爾薩諾夫和拉赫梅托夫等六十年代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是舊制度的掘墓人和未來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者。在舊制度和舊思想仍然壓迫人心、控制人際關系的局面下，他們珍惜人的個性尊嚴和價值，捍衛一切人擁有自由勞動、追求幸福的權利，按照新的方式提出愛情和婚姻問題，把個人和家庭問題的解決歸入根本的社會改造方案之中。而這種社會改造的最終目標，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明確而熱切描繪的社會主義遠景，它已成為那一時代所有先進的人的最高理想。

應該指出，社會主義傾向的藝術作品，在歐洲和俄國早已出現過：比如喬治·桑、狄更斯、赫爾岑、奧加遼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等的小說。但他們的社會理想往往遠離現實，依靠普遍的人性、愛與和解的精神。韋拉·帕夫洛夫娜對此想到：她之前讀過的書雖然也提出過關于窮人、婦女和愛情的問題，但“這一切思想不是夾雜著疑問，就是附帶有那么些條件，并且這一切仿佛都是不平凡的、難以置信的東西。仿佛是幻想，好固然好，就是沒法實現”。與之前文學傳統中抽象的人道主義呼吁不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基礎上，明明白白地指出了現實中進行社會改造的道路。這條道路擺脫了“‘高尚’之類的冠冕堂皇的字眼”，或者神秘主義的宗教啟示元素，依靠的是人的理性計算、物質利益和社會化的勞動聯盟，也就是書中所說的“利己主義”原則。當然，這里的“利己主義”不同于自私自利的庸俗打算；作者相信，一旦人們掌握了科學知識和進步的道德觀念，把過去用于相互爭斗的人力和財力轉而用來造福人類，便會發現建立在團結和平等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對自己更加有利的選擇。

不過，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書中力圖在不改變政治制度的基礎上進行大型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實驗，無疑具有烏托邦的性質，這部小說也經常被說成是天真幼稚的兒童寓言。但所謂的烏托邦和寓言因素，并沒有妨礙車爾尼雪夫斯基對革命前景和歷史復雜性的深刻洞見。為了準備革命，作家在普通新人之外推出了“鹽中之鹽”拉赫梅托夫，盡管故意避而不談這位英雄人物的革命思想和行動，但他在釘子上睡覺的場景卻成為這部對自然主義描寫極度克制的小說里唯一一個鮮明的細節，牢牢鎖住讀者的注意。此外，韋拉的母親瑪麗婭·羅扎利斯卡雅在女兒第二個夢里的登場，徹底打破了作者刻意營造的“兒童寓言”的氛圍：

“韋爾卡。你有學問，可你是靠我偷來的錢求得學問的。你想著善，可我要是不惡，你連什么叫善也不知道。懂吧？什么都靠了我，你是我的女兒，懂吧？我是你的娘。”

韋羅奇卡又是哭泣又是哆嗦，身上發冷。

“媽，您要我怎么樣呢？我不能愛您啊。”

“難道我在求你愛我嗎？”

“我希望至少能敬重您，但是我連這一點也辦不到。”

“我需要你敬重嗎？”

“您到底需要什么呢，媽？您干嗎來找我，這么氣勢洶洶地跟我說話？您要我怎么樣呢？”

“你要感謝我，你這不識好歹的。你不必愛我，不必敬重我。我惡毒，為什么愛我？我壞，為什么敬重我？可你得明白，韋爾卡，如果我不這樣，你也不會有今天。你好是因為我壞，你善良是因為我惡毒。你得明白這個，韋爾卡，你要感謝我。”

這段文字揭露出俄國啟蒙思想發展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瑪麗婭出身于把女兒視作商品、把丈夫視作收入來源、把作為妻子的自己視作滿足丈夫虛榮和肉欲的工具的舊世界，依靠爭強好勝不屈不撓的意志，以及坑蒙拐騙巧取豪奪的手段，為自己在充滿欺騙和暴力的非人環境中爭取到專橫跋扈的資格。但她不擇手段獲取的財富，卻為女兒接受教育，成為擁有光明的知識和健全的道德的勞動者奠定了物質基礎。這個深刻的隱喻解釋了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何把用專制手段在俄國推行歐洲文明成果的彼得大帝稱為“愛國主義者”，也說明了為建立新世界廣泛運用資本主義時期發展起來的技術力量的必要性。

正是因為在討論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這種務實性、辯證性和科學性的態度，在俄國經典文學中，《怎么辦？》對整個國家的道德和精神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無與倫比。俄國馬克思主義先驅普列漢諾夫動情地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命屬于歷史，“所有那些關心俄國文學的命運的人，所有那些珍視智慧、才能、知識、勇氣和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將永遠懷著感激的心情回想起他的名字”。在19世紀的先進思想運動中，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怎么辦？》不僅是俄國，而且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社會主義生活教科書和指引方向的旗幟。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