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先生的新著《師友記》，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刊梓行。筆者曾負笈南雍，有幸親承教澤，因而一獲老師贈書，立刻展卷快讀。熟悉的語氣好似一葉小舟，載我循著長江東下，回到了向莫老師親炙問學的日子。如自序所言，《師友記》中所收的50篇文字，或是憶人專文，或是書序、書評，但皆與師友相關。根據師、友身份，存歿與否，文章又分為四輯。可以說，這本以師友為主題的文集，實是莫老師對良師益友的一次真摯致敬。通過此書，我們誠可一窺莫老師的“師友圈”，領略書中所記人物之風采，但若更進一步，還可“遺貌取神”。“貌”自然是本書記載的那些人物逸事，而“神”則是透過具體人、事展現的精神氣韻。如果說“貌”是師友交往的客觀記錄，那么“神”便是將文章綴合一處的作者之心。細心的讀者不妨采用以下三種眼光讀之，或可借此體悟此書深意。

首先，讀尊師重道的傳承精神。莫老師是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他與程千帆先生的師弟遇合，早已成為學界津津樂道的佳話。一位被特殊年代磨練為水稻種植行家的“老三屆”，卻命運般地與程先生相聚于南京大學，從此走上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之路。不過，正所謂“言教”不如“身教”，莫老師對程先生的感念，并不止于學問傳授。試讀《千帆先生與南京大學》的一處細節。昏迷多日的程先生，醒來想起的第一件事，竟是因《黃侃日記》尚未出版而“對不起老師”。此文原是2023年5月南京大學“程千帆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系列講座”上的講演整理稿。筆者當日在臺下，親見莫老師追憶至此，哽咽失聲。他的一只手緊握另一只小臂，恍惚真回到了程先生在病床上抓住他的手腕而低呼“對不起黃先生”的情境。23年過去了，是什么讓一位學生想起老師時“老來離思轉紛紛”？ 答案如《百年千帆》一文所言，他從老師的身上看到了“依存于忠恕之道的做人準則”和“根植于傳統文化的人格風范”。這種風范超越了一己之利害，也超越了私人之交誼，它讓一個人窺見了書本上記載的古老傳統在現世仍頑強存活的痕跡。從這個角度說，莫老師對程先生的尊敬，實是對文化傳統的尊敬。

同樣，《師友記》中對老師們事跡的追憶，實是為文化傳統承續而付出的努力。基于此，莫老師記人，多著眼于人格的剛健沉篤。程先生自不必言，他如《沈祖棻的最后五年》中，記沈先生70年代蟄居武漢大學“下九區”簡陋平房里的“瑣屑米鹽消日月”，《“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郭維森先生》中，記郭先生病榻上談起社會怪象時的“聲色俱厲”，《私德、師德與公德》里記唐圭璋先生的“三德”等等，從中莫不可窺見古人遺風。應當說，《師友記》里追憶老師們的文章，是一副老一輩知識分子群像，他們雖性格不同，經歷各異，但都深受中國文化傳統熏陶，體現出一種帶有共性的典范人格精神。

其次，讀淡而有味的君子交誼。“冷”，是不少人對莫老師的最初印象。共事過的王一涓老師便將他戲稱為“話題終結高手”，又說莫老師“即便是熟人，見面說話好像也超不過兩句，就沒話可談了”。其實，相較于“冷”，用“淡”概括莫老師的性格，似乎更合適：對名利淡，對朋友也淡。不過，不同于前者的“淡泊”，后者卻是“淡而有味”，這在記友人的隨筆間可獲印證。且讀《一杯淡水變清茶》。陶文鵬老師曾擔任《文學遺產》的主編，以常情而論，作為以論文為主要評價標準的學者，與這樣一位頂刊主編交往時，心中難免且敬且畏。反觀莫老師，不光與陶老師的通信僅限于商討修改意見、通知錄用與否，就連陶老師來南京出差時，也只招待他與不相識的客人合住南京大學招待所。唯一的“接待活動”，是“自掏腰包請他在學校禮堂看了一場周末電影，票價是5元錢，連看三部影片”。而陶老師也不以為忤，依然多次在背后稱贊莫老師的論文。

乍看之下，莫老師真是“迂”得可愛，然而細加尋思，這樣全然基于對文化的熱愛而建立的交游，何嘗不是令人渴望的？ 這才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書中所記，率多此類真正的友誼。當然，對待友情，莫老師也并非時時刻刻都是“淡”的，幾句戲語，有時便是不茍言笑的莫老師表達親近的獨特方式。《從水仙花說到林繼中》里，談到自己曾任中文系主任的經歷，莫老師語出驚人：“系主任真不是人干的。”隨即話頭一轉，牽合到林老師身上：“我連一個系主任都當不好，而繼中兄當一個校長還游刃有余，所以我覺得他真是了不起。”試問，若非推心置腹的友人，怎能開得出如此詼諧巧妙的玩笑？ 至于《歲暮懷舊悼宗文》《悼吳建輝博士》諸篇，追念亡者，更見至情至性。如果說，追憶老師的文字，是“大文章”，寫給友人的文字，則是“小品文”。從后者中不但可讀出莫老師的性格氣質，也如網友所說，玩味書中記載的友誼，在囂囂塵世中，“不啻一副清涼散也”。

最后，讀擲地有聲的危言讜論。莫老師曾解釋過，自己名字的含義并非“寶劍鋒從磨礪出”，而是連名帶姓一同考慮，取“切勿砥礪鋒芒”之意，其齋號也相應命名為“寧鈍齋”，似乎立志要做位超然物外的“老神仙”。然而，只須翻開任意一本隨筆集，略讀幾篇，便不難發現莫老師的為人“自是名字中縛不住者”。面對滾滾俗埃，他好似蘇東坡般累積了一肚皮不合時宜，只要機會合適，必定一吐為快。最難能可貴的是，莫老師對現實的針砭，殊非一時一己之牢騷，實為人人欲言而未言的真問題。《卅年功夫磨一劍》的開篇，他就發了一通議論，直指一些今人“常常將著述視為沽名釣譽、獲取利益的工具”，進而發掘問題的根源：“當代大學或學術機構中盛行所謂的數量化管理，評審職稱只看著作、論文的數量，更有甚者干脆按論文的篇數及所載刊物的級別賞予獎金，在虛名實利的雙重誘導下，學術造假層出不窮，學術泡沫泛濫成災。”以學術為志業者讀了這番話，恐怕沒有一個不心有戚戚的。又如《“教授寫教授”的小說》一篇，莫老師先指出，“大學并非世外桃源，但相對而言，大學校園仍是現實世界中比較潔凈的一個角落”，似乎對大學里的種種怪象有輕輕放過之意，但緊接著，他便辛辣地道出其中緣由：“倒不是大學里人人守身如玉，而是大學掌握的資源、權力較小。‘老鼠尾巴上害癤子，出膿也不多’。”王國維曾概論中國古典小說作者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莫老師雖非詩人，也不寫小說，但多歷世事，燭照人性，卻足與“客觀之詩人”相媲美，唯有如此者，才說得出這般深切探本之語。高校是社會的一環，高校的問題亦是社會問題之縮影。莫老師能夠直言不諱地指出高校圍墻內的諸多問題，對圍墻之外，自然也不會不聞不問。《“教授寫教授”的小說》文末，他寫到，高校教師“本是一群淡泊寧靜的書生”，但“在管理體制與社會風氣的雙重裹挾下”，許多人不得不改頭換面。或許有人會說，象牙塔中的學者聲量太小，即便做出批評也于事無補。莫老師引用的王瑤先生的兩句話，可視為對這種意見的回應：“說了也白說”“不說白不說。”磊落剴直，擲地有聲，信是讀書人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