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聲片》 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在3月26日開幕的《此地江河浩蕩——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館40年回顧展》展廳，有一個備受觀眾喜愛的互動裝置“文學留聲機”，撥出通往老舍的號碼，一個清亮而又富有京味兒的聲音便會帶著舊時電磁波的余音響起——那是年輕的舒慶春在上世紀20年代的異國他鄉錄制的音頻片段，取樣于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言語聲片》。

館藏《言語聲片》

《言語聲片》是世界上最早的漢語留聲機唱片教材，也被視為中國第一套現代意義上的對外漢語教學教材，1926年左右由當時全球知名的語言培訓機構靈格風協會出版發行，是靈格風東方語言叢書之一。這套教材包括唱片和教科書兩部分，其中第16-27課的會話及第28-30課的全部課文由老舍執筆編寫，書中涉及中文的部分由老舍負責編輯，所有漢字由老舍毛筆親書再照相、制版、印行，配套唱片由老舍朗讀灌制。受當時國際形勢影響，這套專為成年人設計的、聚焦實用場景、以“使學生能盡力用簡單明白、發音準確的中國語交談”為教學目標的漢語教材，一經面世就得到廣泛使用，流行于上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中期。

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言語聲片》是一套完整版，來自1994年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主任吳榮子女士的慷慨捐贈。這是一個黑色的小手提箱，收納著十六張唱片及兩本教科書，書的封面有燙金印字，每張唱片的封面都注明了由Chien Chun Shu朗讀。Chien Chun Shu也就是舒慶春，該教材在出版說明中將其縮寫為C. C. Shu。由于東方學院校長1924年9月16日致信老舍時曾表示能夠理解其希望使用Colin C. Shu這個英文名，C. C. Shu亦有可能是綜合了Chien與Colin的縮寫形式。

《言語聲片》時期的老舍顯然還未成為我們所熟知的模樣，“老舍”這一筆名要在《老張的哲學》開始連載后才啟用，距Lao Shaw這一因《駱駝祥子》英文版發行而極具影響力的英文名的使用也還有近20年。然而，倫敦錄音室中的青年舒慶春已然為未來的老舍埋下了最初的種子，透過《言語聲片》的中文課本，我們也得以一窺老舍創作的萌芽。

《言語聲片》的誕生與《老張的哲學》

1924年夏，25歲的老舍經寶廣林先生及易文思教授（又譯艾溫士Robert Kenneth Evans）推薦，被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聘請為該院中文講師，任期5年，年薪250磅。同年9月14日，老舍乘坐德萬哈號輪船抵達倫敦，他與前來迎接的易文思教授一路周轉，來到“綠蔓有的爬滿了窗沿”、房外二尺多的空地種著“英國的晚玫瑰”的Carnarvon Street，與許地山同住，將開始一段教授外國人官話口語、古文文選等課程的異國生活。當時的老舍自感“對文藝還沒有發生什么興趣”（《敬悼許地山先生》），尚不知曉自己即將踏上文學創作之路，并會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

當時東方學院招收學生幾乎沒有標準，既有七八十歲的老人，也有十幾歲的孩童，成班上課的則是軍人與銀行職員，經常出現講師不能勝任的情況，學院因在教師任用方面受到質疑，機緣巧合之下，才聘用老舍來到倫敦。據舒濟女士參與編撰的《老舍年譜》，老舍于1924年，即任教東方學院不久，便著手與當時學院的布魯斯教授(J. Percy Bruce)、講師愛德華茲小姐(E. Dora Edwards)共同編寫《言語聲片》教材，教學工作與教材編寫應是同步開展。

《言語聲片》的編者有三人，實際能為西方人提供地道漢語學習材料的僅有老舍。雖然《言語聲片》秉承靈格風教學理念，在教材編排上側重日常生活、強調口語表達為應有之義，但由于漢語部分的主要編寫者為老舍，其對北京風土人情的了然于心、對北京口語的凝練運用，使得《言語聲片》的文本內容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部漢語教材，而是一幅幅充滿濃郁生活氣息與文人意趣的北京圖鑒。許是初到異國的新鮮感日漸褪去，空間上遠離了故土，精神上卻更深地沉浸于對它的回望，若細觀《老張的哲學》這部老舍自述1925年開始寫作、斷斷續續耗時一年寫就的長篇小說，就會發現某些細節與《言語聲片》中對話練習的文本存在著生命經驗的重疊。

在第二十二課（下）《賀友人結婚》中，有一段關于“文明結婚”的對話，新娘子從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參加婚禮的賓客僅需準備簡單的結婚禮物，且婚禮并不預備晚飯，與《老張的哲學》中李靜將無奈與老張“文明結婚”的細節頗為相似，只不過“文明結婚”這一民國初期興起的頗具革命意義的婚俗在《老張的哲學》中因被老張利用而充滿了諷刺意味；第二十五課（下）《洋服莊》中可能是知識分子的顧客對河南綢的消費，極易讓人聯想到《老張的哲學》中穿河南綢的學務大人、藍先生；其他諸如正陽門大街買東西的生活細節、買地交易的人情世故、詳細的乘車去天津的對話等等，也都能在《老張的哲學》中發現相似的影子。

老舍曾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中談起寫作的源起，到倫敦半年后，往日記憶如圖畫般頻頻在他讀小說時被喚起，既然“小說中是些圖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我想拿筆了”。在《我的創作經驗》中也有類似表述：“離開家鄉自然時常想家，也自然想起過去幾年的生活經驗，為什么不寫寫呢？”寫作《老張的哲學》調動了老舍過往的生命經驗，尤其是在北京教育部門任職時的經歷，而《言語聲片》作為一本漢語入門教材，以實用為目的，須盡量還原真實的社交生活場景，加之寫作時間上兩者幾乎同期，身處異域文化包圍之中，老舍本能地進行自我觀照，梳理提煉出最深刻的文化記憶同時用于語料教學及文學創作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因如此，《言語聲片》雖為教材，卻具有了老舍京味文學世界的雛形。

《言語聲片》中的京味

《言語聲片》配套的教科書已完整收錄到《老舍全集》第十九卷中，作為語言材料的“篩選者”與“構建者”，老舍在編寫過程中得以跳出日常使用的無意識狀態，去審視并錘煉北京話的書面表達，這種主動且有意識的語言梳理運用或為他日后的“京味”語言風格奠定了理性認識的基礎，在這一意義上，《言語聲片》的文本已可視為老舍早期作品的一部分。

正如前文所言，老舍執筆部分語言之凝練、對話之生動早已超脫出一般教材的范疇。老舍共編寫了十五課對話，主題涵蓋衣食住行、人際交往、經濟娛樂、社會時政等方方面面，城市建筑、文化風俗也有所涉及。對話中充滿了“順當”“差不離”“多咱”“雜樣”等當時地道的北京口語，又多是日常生活場景，讀來宛若進入了老舍京味文學世界的初建期。《煙鋪和賣糖的》《旅館》《洋服莊》等課文中小商販和店鋪伙計的口氣神態已初具王利發和李三的雛形，《遇友》中好友間親切熟稔的寒暄好似松二爺與常四爺的日常閑聊，《賣水果》中小販推銷大白梨、山東蘋果、各式罐頭的場景似是來到了《四世同堂》祁老太爺即將過生日的北平之秋。

舒乙先生曾指出老舍筆下的北京是相當真實的，山水名勝、胡同店鋪等基本上用真名，這類真實的地名在小說中大概有二百四十多個。經粗略統計，《言語聲片》中出現了西城、正陽門大街、西山、豐臺、通州、鐘鼓樓、城隍廟等地名以及馬玉山糖果公司、同和、永昌等字號。這些地名絕非簡單羅列，老舍似乎對如何在地理空間融入敘事具有與生俱來的敏銳，文本中的地名多是自然地在對話中被談及，或融入于具體的對話情境中。此時的老舍很可能還未意識到他的此種寫作傾向，但已開始了以真實地理坐標構建文學世界的初次嘗試。老舍這種“真實性”地理空間的書寫，不僅開創了“京味現實主義”，為老北京底層人物的悲劇命運作了真實注解，更留下一筆豐厚的“文學北京”遺產，將老北京的市井風俗、方言俚語等地域文化記憶永恒保存。

“我近來看小說的癮非常的大。說真的，近來出版的小說實在比從前好得多。因為新小說是用全力描寫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義。”跟隨文學館數字游園小程序的指引來到老舍雕塑，便能聽到這段錄音，這是《言語聲片》里的老舍在談論新文學。《言語聲片》雖非正式文學作品，卻早已預示了老舍文學世界的構建，它讓我們再一次發現老舍——發現他對北京深沉的熱愛，發現他對語言天才般的駕馭力，更是發現一個偉大作家那并不偶然的來時路。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公共服務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