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現代散文總集選本，以《中國新文學大系》三輯散文選和《中國現代散文選》七卷本為突出代表，體現了分期分類選本和斷代統編選本兩個系列的編纂成就，標志著現代散文經典體系的成功建構和中國散文選學的現代轉型。通過統計分析和比較研究，可以發現散文選本以選寓評、選評互證的批評特性和披沙揀金、集粹傳播的經典化功能，及其建構文學散文范疇觀和以個性風格為核心標準的現代特征與價值導向。

關鍵詞 現代散文；總集選本；批評特性；經典體系；現代轉型

中國現代散文選本因編選目的、范圍、標準和方式不同而有多樣的形態，按集部分類，可分為單個作家的別集選本和匯編眾多作家作品的總集選本兩大類。總集中的大型選本，有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上海文藝出版社相繼組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以下簡稱“大系”）三輯散文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選的《中國現代散文選》七卷本（以下簡稱“七卷本”），分別代表了分期分類選本和斷代統編選本兩個系列的編纂成就，標志著現代散文經典體系的成功建構和中國散文選學的現代轉型。

一 大系散文選本的譜系繪制

中國現代散文總集選本，始于1929年曹養吾編選的《中國近十年散文集》。他采用周作人的“美文”觀念，從近十年“能夠列入文藝中的散文”里選出周作人、謝冰心等15家34篇，稱為“新文學運動中散文的黎明期的總集”，開了現代散文總集選本的先例。隨后，陸續出版了數十種總集選本，大多是為語文教學而編的范文讀物，如曹聚仁《小品文甲選》《散文甲選》、趙景深《現代小品文選》、孫席珍《現代中國散文選》等；阿英的《現代十六家小品》則是為普通讀者而編的代表作選集。它們尚無明確的分期觀念，但已出現按文體分類的編例，主要就散文與小品文兩類文體略加區分，其實又互有交叉。直至《中國新文學大系》問世，才確立“第一個十年”的分期觀念，并以“散文”作為與詩歌、小說、戲劇并列的文學類型和通用概念，將各體散文作品統編在內。

（一）首輯大系散文選的創編

1935年，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開創了分期選編、總結一時期文學實績的先河，確立了一種新的范式。其散文兩集由周作人、郁達夫分別編選，為現代散文第一個十年的總集選本。當代學者對整套大系作了深入研究和高度評價，但大多存在重導論、輕選文的偏向。筆者在認同其導言為選本增值之外，著重就選文和編法作些評述。

周作人選編《散文一集》，選錄徐志摩、郁達夫、郭沫若、俞平伯等17家71篇；郁達夫選編《散文二集》，入選魯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等16家131篇。兩卷共選33家202篇，較之阿英《現代十六家小品》的104篇增加了一倍，而未選蘇雪林，增選梁遇春、豐子愷等18家，更為豐富地展示了現代散文第一個十年的發展概貌和創作實績。

然而，他們兩人在大體遵照整套大系編輯體例的同時，對選擇標準、范圍和編法做了較多變通，僅憑自己的眼光和偏好自主地選評作家作品，具有獨具只眼、自行其是的批評個性和編纂特色。周作人明說自己是“只憑主觀偏見而編的”；他只用一句“議論文照例不選”，就將陳獨秀、胡適等的文章排除在外，卻把顧頡剛的長文《古史辨序》視為“很有趣的自敘”而選入，并選取吳稚暉、劉半農、劉大白、陳西瀅等的雜文多篇，使議論性散文占了全書近半的篇幅；還將廢名小說集《橋》中的六篇“當小品散文讀”，且以為“這樣更覺得有意味”。這些變例突顯了選家的批評個性，但也留下可議之處。誠如溫儒敏所言：“如果要從他的選目中了解這一時期散文發展的歷史線索和概貌，是不明晰的。他這種選法并不大符合《大系》整理保存資料的宗旨”，“周作人所編的《散文一集》及其導言的理論價值要遠遠大于史料價值。”

郁達夫也直說只選自己“所喜歡的文字”，認為“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最所溺愛”，所以盡管“忍心割愛，痛加刪削，結果還把他們兩人的作品選成了這一本集子的中心，從分量上說，他們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書的十分之六七”。如此選編一部面向十年期的總集選本，堪稱獨一無二，突顯了周氏兄弟在散文上的巨大成就和重要地位。但在選量上，周作人的57篇遠超魯迅的24篇，顯然有所傾斜而不夠允當。其他各家的選量則較切合各自的實際，但入選葉永蓁一篇寫于1934年的《浮生》，無論怎么解釋也是破例之舉。

此外，這兩集散文選還存在選擇面不夠寬廣、編法較隨意的問題。兩位編者在通信中商議過一份擬選名單，最終不選的有錢玄同、李大釗、沈從文、陳煒謨、陳翔鶴、馮雪峰和女作家廬隱、蘇雪林、凌叔華、謝冰瑩等人，又因政治顧忌而未選陳獨秀的隨感錄和瞿秋白的游記。對此，周作人解釋說：“近十年來作者如林，未能盡知，自多遺漏，咎何能辭，但決無故意抹殺之事，此則自審可告無罪者耳。”其實，兩位編者都很熟悉白話散文的發展動態，只因眼界很高和個人偏好而不愿多選。

（二）續編大系散文選的沿革

《中國新文學大系》開創的分期選編體例，原計劃每隔十年續編一輯，后因各種原因未能接續。1968年，常君實、譚秀牧以香港文學研究社名義在港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1928—1938）》10卷，但在內地沒什么影響。直至改革開放初期，上海文藝出版社決定賡續良友未竟的事業，在影印出版第一輯大系后，于1984年開始續編第二輯大系（1927—1937），至1989年出齊20卷。這輯大系延續第一輯的主旨和體例而有所變通和擴充，其中的散文門類依據第二個十年散文分類發展的情形，開始分設散文、雜文和報告文學三種，由該社編輯選編，邀請吳組緗、聶紺弩、蘆焚分別作序。散文兩卷，專選狹義散文，入選130家331篇；雜文卷實選110家425篇；報告文學卷選錄79家120篇。這三類扣除重疊的57家，共收262家876篇，入選作家作品數量分別是首輯的8倍和4倍。其中，續選首輯作家的有魯迅、周作人等20家，其他242家均為這時期新入選作家，顯示了第二代作家迅猛壯大、創作活躍的發展態勢。

第三輯大系（1937—1949）延續第二輯的體例，仍設散文、雜文和報告文學三類，由柯靈、廖沫沙、劉白羽分別作序，選編改由學者負責。俞元桂等選編散文兩卷，選錄180家365篇；范奇龍選編雜文卷，實選90家376篇；徐紹建選編報告文學卷，入選80家103篇。4卷扣除重疊者50家，共收300家844篇，規模與第二輯大體相當。其中，延續前兩輯均選錄的僅有郭沫若、茅盾、周作人等12位老作家，續選第二輯入選的則有巴金、老舍、沈從文、何其芳、李廣田等78家，其他210家均屬這時期新入選作家，可見第二、三代作家已成為抗戰全面爆發后散文創作的主力軍。

大系三輯接力建構了現代散文三十年發展演化的譜系，其沿革、得失是大系研究的重點問題。三輯的選域具有特定的三個時期的時代性；三輯選編時間則橫跨半個世紀，有著不同的當代性。三輯選編又有歷史的延續性，不僅選材是現代散文持續發展的成果，且有一脈相承的選編理念和體例。但因受到歷史與當代互動的不同影響，三輯選本的編法也必然產生差異。

大系二、三輯續編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續編工作基本延續首輯大系的規制，仍以“展示新文學運動的輝煌實績”為主旨，又因應這兩個時期的發展實際而增添類別。散文一分為三，雜文和報告文學開始獨立進入大系的經典化殿堂，對它們的獨立發展和專門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這兩輯選本因歷史與當代的互動不同，選材和類別的增加，以及選編方式和人員的變動，而產生了以下兩個主要的變化和特點：

一是強化史學意識，選擇面擴大，客觀性增強，全面系統地展示了三四十年代散文的主要成果和豐富多樣的發展概貌。這兩輯的選編者，主要憑借各自的敬業精神、嚴謹態度和鑒別眼光，按照大系統一體例，從搜集原始文獻入手，從全面考察中審慎取舍，在限定篇幅內排比權衡，盡可能以有限選文的代表性和優秀性來映現本時期三類創作的豐富性和全面性。還以史家的態度和眼光對待選本，選文嚴格采用原刊或初版的文本，編次統一按入選作家第一篇的時序編排，改進和完善了大系的編例，也提高了選本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但也相應地留下選擇尺度不夠統一、特色不夠鮮明等缺憾。

二是序文有感而發，參差不齊，總體上給人不如首輯兩篇導言的感覺。這是續編大系受到非議的主因，與選編者和作序者分開的變化直接相關。周作人、郁達夫當年是編、序合一，選、評相生。大系專請名家作序，讀者和評家也看重序評的導讀功能和學理價值，冀望甚高，失望也在所難免。又因作序名家，當時都已年逾古稀，只能借助他人選編的文本，重溫已過五十年的歷史，即使還感同身受，也難于長篇大論了。對此，理應抱著“理解的同情”，不宜過于苛責。再說，后續各集序文亦有精到之論。例如，柯靈精心結撰第三輯散文卷序文，對戰爭年代散文的主潮、流別和老中青三代作家的變化作了精彩的述評，并有理有據地辯駁那些貶斥散文的觀點，如“風花雪月”“身邊瑣事”“放逐抒情”之類，既發揚現代散文的精神傳統，又回應新時期散文的發展潮流，為散文的自由性、個性化和抒情化作了有力的辯護和正名。各篇序文，各有獨到的感言和史識，還是有助于讀者閱讀和了解當時各類散文的。

（三）大系三輯散文選本的經典化價值

首輯大系散文選是選學批評的一種范式。后續兩輯大系散文選，盡管序評和編選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賡續大系經典化進程上仍有不可低估的價值意義，尤其在文獻整理、文本選擇、全面衡量和歷史考察等方面都超越了首輯選文，使大系品牌照樣成為經典建構的重要媒介。經由三輯大系接力完成的現代散文分期分類選本，集中推介了總計481家1922篇作品，對三個時期紛繁復雜的散文現象作了全面梳理和精審鑒別，促進了現代散文經典作家作品體系的形成和傳播，也有益于現當代散文的傳承發展和散文史研究的拓展深化。

眾所周知，首輯大系散文選的兩篇《導言》，是現代散文史論的代表性之作。盡管導論提升了選本批評的價值意義，但選本的主體仍在選文，總集選本更是大浪淘沙、以少總多，主要通過選文來體現選家的批評意識和鑒別能力，反映現代散文的創作成績和發展面貌，引導廣大讀者欣賞和借鑒散文精品的思想情趣和藝術奧秘，促進散文名作的廣泛傳播和經典認同。一經入選大系，連當時不以散文出名的徐祖正、廢名等，也頓然一選成名，流傳至今。后續選本對五四散文的編選，只排除吳稚暉、顧頡剛等人而復選其中的大部分作家作品，追認和強化了其選文的經典性和公信度。

現代散文經典化，實際上是一個經典作家作品經受歷史篩選的過程。新時期以來，“散文選本熱”復興，良莠不齊；但以百花文藝出版社“現代散文叢書”為代表的系列性別集選本，以《中國現代散文選》七卷本和大系后兩輯散文選為代表的總集選本，標志著現代散文經典體系的成功建構。這些選本形成了現代散文的經典場域，入選作家作品大多經受了歷史的淘洗和讀者的檢驗，具有不同程度的代表性和經典性。

就大系后兩輯散文選而言，所選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成名作家的新作頗多，可見前兩代散文家仍是三四十年代散文創作的主干，并依然保持高超的藝術水準。新入選作者300多家，是三四十年代文壇的生力軍，跨入新中國以后又大多卓然成家。這使人們發覺，30年代在老京派之外還有何其芳、李廣田、蘆焚、吳伯簫等新人的崛起和創新，抗戰時期“魯迅風”雜文仍有王任叔、聶紺弩、馮雪峰等重要傳人，且有錢鍾書、王了一等學者雜文的獨樹一格，七月詩派丘東平、阿垅、曹白、彭燕郊等也有散文佳作，與九葉詩派同時存在著陳敬容、田一文、劉北汜、郭風、莫洛等抒情散文創新群體，淪陷區之中亦有關露、南星、林榕、張秀亞等不為人所知的新秀，當代散文名家孫犁、楊朔、劉白羽、秦牧、黃裳、汪曾祺等都是從戰時文壇走過來的，如此等等，補足了三四十年代經典譜系曾缺失的多個支脈，為現代散文經典體系的完整建構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 七卷本《中國現代散文選》的斷代統編

在1978年以前，現代散文尚無貫通各時期且以1949年斷代的總集選本。為適應現代文學學科建設和教學研究之需，學界在改革開放之初幾乎同時開始編纂兩套大型的現代文學總集選本。其一是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其《散文選》4卷入選141家444篇。其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從1978年著手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其中的《中國現代散文選》7卷約400萬字，由林非領銜編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983年出版，共選收250家819篇，比前者擴大了近一倍，更為全面系統地反映了現代散文豐富多樣的創作成果和發展概貌，從而成為現代散文斷代選本的代表作。

七卷本在卷首冠有《〈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編輯體例》和《〈中國現代散文選〉編選說明》。前者確定整套選集的編選宗旨，既堅持革命性、進步性文學的主導性，又兼顧新文學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體現了改革開放初年文學史觀念的更新和開放態度。后者對散文編選做了專門說明：“我們認為，散文的范圍是寬廣的，它既可以包括抒情性和敘事性相結合的小品文，又可以包括側重于抒情性的散文詩，側重于敘事性的報告文學和側重于議論性的雜文。對這四種不同類型的散文作品，本書都作了選錄。由于第一種類型的作品在現代散文史上所占的比重較大，因此在本書中也相應的占有較多的篇幅”；“我們還按照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在政治態度上前后變化甚大的某些作家所寫的具有一定價值的作品，酌情選入了一些。”這個說明言簡意賅，明確界定現代散文的范疇和品種，體現了他們統編各類散文而以小品文為主的主旨；還強調以唯物史觀對待有爭議的作家作品，并盡可能選用原刊和初版的文本，體現了文學史家對待選本的嚴謹態度和科學精神。

七卷本選家在改革開放之初，以文學史家的專業眼光來編選現代散文，在散文觀念、選擇標準和編選體例等方面開始撥亂反正，很好地體現了歷史意識與當代眼光的交融。他們面向現代散文整個發展過程，統觀各時期、各類型、各流派散文，比此前選本更具綜合性、整體性和學術性。從入選作家作品來看，不僅數量上遠超以前的各種選本，而且已得思想解放風氣之先，遴選一批正在陸續“解禁”的作家，如周作人、林語堂、胡適、徐志摩、陳西瀅、沈從文等有爭議的作家，以及馮雪峰、聶紺弩、高長虹、蕭軍、蕭乾等剛被“平反”的作家，還發掘出一批被以前選本忽略的革命作家，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方志敏、殷夫、柔石等，以及三四十年代一大批新進作家，初具海納百川、百花競放的新氣象。

七卷本重建了現代散文經典作家作品的規則和體系，引領了新時期新編散文選本歷史化、學術化、經典化的主潮和選風。主要表現在：一是回歸唯物史觀，重返歷史現場，從散文史實際出發，以全面系統地搜集梳理原始資料為基礎，以史家眼光重估價值，品文選人，如實反映現代散文多樣發展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可說是一部以選代史的豐富多彩的現代散文創作史。二是回歸文學本位，以文學散文觀念統括小品文、散文詩、雜文和報告文學等文體，以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代表性與優秀性結合、歷史感與當代性相通的標準重估過去，既重新確認和突出革命作家、進步作家的主流地位，又重新選認和包容其他風格流派的名家名作，乃至當時還有爭議的周作人、林語堂等，重構了與散文史實際大體相符的經典作家作品體系，為隨后興起的現代散文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礎和選評格局。三是回歸學術規范，以專業眼光鑒別作家作品的代表性，使全書入選面既寬廣又嚴格，各家選文既精準又新鮮，各家選量既有全局考量又有具體斟酌。就選量來看，最多的是魯迅25篇，依次為巴金14篇，郭沫若、郁達夫、茅盾、朱自清各11篇，葉紹鈞10篇，豐子愷、老舍、唐弢、魯彥各9篇，冰心、許地山、王統照、鄭振鐸、沈從文、何其芳、李廣田、繆崇群、馮雪峰、柯靈各8篇，周作人、瞿秋白、徐志摩、梁遇春各7篇，林語堂、聞一多等13人各6篇，俞平伯、陳西瀅等14人各5篇，李大釗、錢玄同等29人各4篇，陳獨秀、蔡元培等42人各3篇，2篇65人，1篇62人。除了周作人、林語堂等個別作家的選量偏少之外，大多較為適配。總體上可說囊括了現代散文三十年間各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入選水準普遍較高，公認度較高，在版本、校勘和編排上也恪守文獻編纂學的規范，因而具有較高的學術性。以上三個“回歸”開了新時期的新選風，為后續選本所承傳發展。

當然，現代散文選本的經典化進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七卷本也留下一些歷史局限。主要是，因當時有些作家未被“解禁”或“發現”而無法入選，其中就有一批有特色有影響的名家，如梁實秋、錢鍾書、王了一、錢歌川、張愛玲、蘇青、文載道、周黎庵、南星、胡風、阿垅、廖沫沙、潘漢年、黃裳等，直至后續兩輯大系散文選才得以增補。

三 兩類總集選本的量化分析和比較研究

為了比較分析兩類總集選本的編選特色和互補價值，筆者借鑒統計分析的方法，統合大系本和七卷本的入選情況，對入選人數、篇數和重合數三個數據進行量化分析，以期細化和深化選本學研究。

（一）總量分析

從總量上看，這兩套總集選本累計選收950人次2741篇次，扣除重合數，實際選收548家2359篇，應該說幾乎囊括了現代散文三十年間具有各種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成為現代散文史上收錄最豐富、最全面、最系統、也最重要的總集選本。

三輯大系散文選總計10卷，累計入選700人次，扣除重復入選的，實際選收481家1922篇，是迄今選錄作家作品最多的一套現代散文總集選本。七卷本精選250家819篇，也是當時規模最大的通史型選本。兩套重合作者183家，占總數33.4%；不重合者365家，占66.6%，恰好是1∶2。兩套選文重合382篇，不重合1977篇，分別占總量的16.2%和83.8%。這些數據至少表明：一、兩套重合率并不高，不重合作家占總數的三分之二，不重復篇目約占總量的84%，很能說明這兩套總集選本各有選擇尺度和編纂特色，具有互補價值。二、重合的作家作品大多是有定評的名家名篇，經典性和公認度較高，理應鞏固和強化經典作家作品體系的積累和建構。三、兩套不重合的作家作品，有部分是此前其他選本選過的，公認度也較高；還有大部分是選家從爬梳史料、類比權衡中新選的，充分體現了選家的功力和見識。

七卷本較之大系首輯33家，只不再選徐祖正、吳稚暉、顧頡剛3家，其他30家均再入選，新選可算220家，其中約有一半曾被以前選本選過，67家未被后續兩輯大系復選。其選文只復選大系首輯64篇，新選755篇，但有206篇與稍前四卷本《散文選》重合。七卷本補選了大系首輯未選的一批五四作家，比大系首輯更為全面和豐富。還重新入選如前所述的一批曾被打入另冊的散文名家，雖說還有一些遺漏，但已涌動著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春汛，為后續新編散文選本開了先路。

比照七卷本，大系后兩輯則在首輯大系和七卷本的基礎上，因分期分類遴選和規模擴大而增選了297家，選文則復選七卷本318篇，自選1402篇，自選率81.5%。主要新選了一大批在三四十年代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散文家和雜文家，彌補了七卷本由于當時仍有未解禁問題或史料挖掘不夠等原因而造成的缺漏。

（二）篇數分析

大系本與七卷本因規模不同和標準差異，不僅在入選作家作品總數上有較大差別，就是在各家選量上也不盡匹配，具體表明了各自的取舍和考量。

從選量上看，這兩套總集人均4.3篇，其中七卷本人均3.3篇，大系本人均4篇，二者人均選量的比率約為3∶4，可說七卷本入選3篇，相當于大系本入選4篇。折合這兩組數據，入選達到人均數以上的，七卷本123家，占全書49.2%；大系本131家，占全套27.1%；但在兩套中都達到人均數以上而又重合的只有83家，約占重合總數183家的45%，僅占入選總數548家的15%。

這些數據說明什么問題呢？一、達到人均數以上的是選家關注的主要作家，大多是現代散文史上較有成就和影響的作家，尤其是選量數倍于人均數的大家和名家，公認度很高。如將兩套選量累加統計，并以實際篇（章）數計算，在30篇次以上的僅有13人，按多少排序為：魯迅（91）、周作人（90）、茅盾（56）、郁達夫（54）、郭沫若（48）、唐弢（45）、柯靈（42）、冰心（40）、朱自清（36）、葉紹鈞（35）、巴金（34）、聶紺弩（33）、王任叔（30）；他們在散文或雜文上都有超越群倫的突出成就，理應多選。二、兩套中分別達到人均篇數以上的作家，七卷本還有40家，大系本還有48家，與兩套都達到人均數的83家大體相當，表明選家們對主要作家的選認還有一半是各有考量的，各具選擇性而構成互補性，為經典體系建構提供了既有交叉又有歧異的參照系。三、細究其中的差異，文體選量和單篇篇幅是兩個重要變數。在大系后兩輯所選1720篇中，雜文入選200家801篇，占46.5%，人均4篇；散文入選310家696篇，占40.5%，人均2.2篇；報告文學入選157家223篇，占13%，人均1.4篇。這說明雜文因短小簡練而選量居多，各家選量較多的往往是散文與雜文兼作的作家。當然，各家選量還要結合篇幅加以考慮，長文少選，短文多選，是選本的常態，也是總集選本多選短文的一個緣由。

（三）抽樣分析

更重要的是要進一步考究選文的分量和質量。這里，以分量最重、眾所公認的散文大師周氏兄弟為例，具體考察他們在總集選本的入選情況。為了充分說明問題，所抽取現代散文總集選本擴充為24種。前20種是同代人對當時散文進行及時選介的階段性成果，后4種已是隔代回顧的總結算。前后相隔半個世紀，對照看來，頗有意思。

統計24種散文總集選本，總共選錄魯迅120篇258次，周作人109篇245次，選量和頻次均居前兩位，可佐證和強化周氏兄弟在現代散文史上雙星齊名的定位。但對兩個時期分開統計，30年代20種總計選錄魯迅66篇154次，周作人92篇213次；新時期4種增選魯迅54篇104次，周作人17篇32次；前后反差很大。這既表明同代人更看重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又說明當時人們雖也看重魯迅的散文和雜文，但直到新時期選本才使他躍居榜首，周作人卻因歷史問題而在新時期初期選本中仍未恢復其已有的歷史地位。

30年代選本推崇周作人，在大系之前的15種選本中，已選周作人47篇100次，魯迅43篇88次，略顯差別。到了郁達夫編大系散文二集時，竟用全書一半多的篇幅選了周作人57篇，魯迅24篇，在突顯二家散文成績“最豐富最偉大”的同時，亦將二者選量累計擴大為157∶112篇次的差距。他在《導言》中精辟地辨析了二家的風格特色，但細讀起來，可以感覺到他對周作人文風更為欣賞和投緣。這不只是郁達夫一人的偏好，當時知識分子和一般讀者中也是更多地喜歡知堂的溫文博雅，對魯迅的深刻辛辣在接受度上可能略有差異。直至抗戰爆發、北平淪陷之初，文化界同人還期盼周作人毅然南下，可惜他不久就變節投敵，為國人所不齒，從此在選本和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淪落下去了。

直到“新時期”改革開放之際，新編現代散文選本才又重新審視周氏兄弟齊名的問題。四卷本和七卷本散文選較多地選取魯迅名篇，前者選了43篇，后者選了25篇，加上續編大系二輯的散文卷和雜文卷再選36篇，頓時增加104篇次，使魯迅選文在24種總集選本中增至120篇258次，強化了其首席散文大師的地位。相比之下，周作人在四卷本僅復選5篇，七卷本所選7篇，僅新選1篇代表其在30年代的新作；大系二輯散文復選2篇，新選4篇，雜文復選2篇，新選6篇，大系三輯散文卷破例入選其“落水”后的新作6篇；在這4種選本中累計只增加32篇次，僅列第12位，連同前20種累加才達到109篇245次，回歸“周氏兄弟老二”的本位。

在24種總集選本中，周氏兄弟恰好各有28篇被復選3次以上，皆為眾所公認的名篇，可作比較分析的范例。魯迅入選篇次：《秋夜》《藤野先生》11次，《好的故事》10次，《風箏》《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9次，《說胡須》《燈下漫筆》7次，《論照相之類》《鴨的喜劇》5次，《希望》《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無常》《憶韋素園君》《記念劉和珍君》《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二丑藝術》7篇4次，《過客》《臘葉》《野草·題辭》《雜憶》《論雷峰塔的倒掉》《這個與那個》《吶喊自序》《文學上的折扣》《為了忘卻的記念》《白莽作〈孩兒塔〉序》《女吊》《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12篇3次。其中，選自《野草》8篇，可見選家的偏愛，突顯魯迅散文詩的獨創和高超。選于《朝花夕拾》3篇，加上《女吊》《為了忘卻的記念》等同類名作6篇，體現魯迅散文藝術的精美。魯迅雜文量多質高，入選亦多，實證其雜文成就的無與倫比。綜觀這些被多次推選的名作，魯迅的高超成就和大家風范也躍然紙上。不過，與1933年《魯迅自選集》對照，魯迅僅自選《野草》7篇，《朝花夕拾》3篇，雖不選給讀者“重壓之感”的作品，但還盡可能挑選“材料，寫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很有主見。然而，他自選《失掉的好地獄》未被人再選過，《影的告別》《這樣的戰士》《淡淡的血痕中》《狗·貓·鼠》《范愛農》只被復選一兩次，與“他選”總集的頻次并不相稱。倒是郁達夫慧眼識珠，在大系中再選了《影的告別》《狗·貓·鼠》，新選《復仇一、二》《死火》，顯示魯迅內心解剖的幽深瑰麗，豐富和深化了選文中的魯迅形象。可惜其后8種選本沒再選郁達夫新選的兩篇，有失自剖層面的代表性和深邃性。

周作人28篇如下：《烏篷船》《故鄉的野菜》10次，《吃茶》9次，《蒼蠅》《談酒》8次，《生活之藝術》7次，《北京的茶食》《苦雨》《關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閑話四則》6次，《山中雜信》5次，《碰傷》《尋路的人》《鳥聲》《唁辭》《夏夜夢抄》（含《初戀》）《文藝批評雜話》《草本蟲魚小引》《啞巴禮贊》《村里的戲班子》9篇4次，《上下身》《死之默想》《學校生活的一葉》《賣汽水的人》《雨天的書序》《冰雪小品選序》《體罰》《金魚》8篇3次。這些選文大多屬于閑適沖淡方面的精品，只有個把篇雜文綿里藏針，主要突顯了知堂的閑情逸趣，與其散文本身的豐富多樣并不相符，也與乃兄的博大精深難以匹敵。這固然是周作人散文的特長所在，但與選者和讀者的偏好也有關系。當年選者大多是為中學生和文學青年編選范文讀本，自然多選這類情趣盎然、雅俗共賞的美文。也與其《知堂文集》做個比照，他自選1933年前的散文小品36篇，其中有《烏篷船》《吃茶》等閑適小品被反復入選，有《閉戶讀書論》《偉大的捕風》等雜文名作僅被再選一兩次，還有《教訓之無用》《吃菜》等15篇未被再選，占了近半篇目。雖說總集選本因選量有限而要從嚴精選，與作家自選可以不同，但要選出作家多方面的代表作，就不能忽視他那些啟蒙意識、批評意味和反諷筆調較濃厚的雜文小品，否則就簡化和肢解了“知堂風”。周作人曾說，“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還有叛徒活著”，“我的確寫了些閑適文章，但同時也寫正經文章，而這正經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見，在自己更覺得有意義”。他對批評家所稱許或批評的“閑適”“平淡”并不領情，反諷他們“難免有失眼之譏”。

總集選本中關于周氏兄弟兩大家選文的變遷及其與作家自選的異同，很能說明已有選本的名篇選認，既因時因人而有所不同，又有大致相通的選擇標準和審美取向，都盡可能選出可代表作家風格特色和最好水平的精品杰作，只因眼光和用意有別而各有所好。選本總是在特定選域內加以鑒別，在取舍、選量、編排之中既體現選家的標準和眼光，又顯示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和優秀性，達成以選寓評、以精馭博的編纂目的。因此，選文質量的高低決定著選本的優劣和存亡，取決于選者的眼力和見識。優秀選家既要見多識廣、胸有成竹，又要慧眼識珠、披沙揀金，對所選作家作品了然于胸而又心明眼亮，才能選準選好名家精品，在助推名作成為傳世經典的同時，也使自己的選本能夠成為傳世樣本。

結語：散文選學的現代轉型

從上述比較分析中可見，以大系本和七卷本為代表的現代散文總集選本，既充分體現了分期分類和斷代統編兩類編法的特色和成就，又存在著互動對話、復合互補的現象和機理。這兩類總集選本，以選寓評，擇優集粹，縱橫交織，優長互補，在成功建構中國現代散文經典體系的同時，也成功實現了中國散文選學的現代轉型。

中國選學源遠流長，從狹義的《文選》學擴展為廣義的選本學，發展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重要形式和專門學術。散文選學從梁代蕭統《文選》的詩文合編開始，至南宋呂祖謙《古文關鍵》獨立發展后，創獲豐碩，代有名編，以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清代吳楚材與吳調侯的《古文觀止》和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最有影響。傳統選學在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受到猛烈沖擊，影響了選本學傳統的傳承發展。

然而，選本學傳統在新文學進入建設期之后開始回歸和復興。因應新文學傳播和教育的社會需要，陸續產生周作人《澤瀉集》、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等別集選本，曹養吾《中國近十年散文集》、阿英《現代十六家小品》、《中國新文學大系》等總集選本，承傳古代散文各種選評方式而有所革新。此外，還有魯迅、阿英、朱光潛、李長之等名家探討選本的功能意義和利弊得失，為現代選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從編纂實踐到理論批評，都有值得總結和闡發的經驗教訓和學理啟示。

首先，新文學家開始正視和重估選本的功能作用，自覺借鑒和革新傳統選本的編法。魯迅在《選本》中論斷：“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醨。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魯迅揭示了選本以選寓評、選評互補的批評特性和以優誘人、以少勝多的傳播功能，也提醒讀者留意選本的局限和流弊，對選本批評的利弊有著辯證而獨到的見識。阿英自覺傳揚古代的嚴謹選風，借鑒明末陸云龍《皇明十六家小品》的編例，編出了傳世選本《現代十六家小品》。他批評當時“隨意挑選，拉雜成書”“投機取巧，粗制濫造”的不良風氣，提倡“把選文當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業”，深知“嚴肅的文選家工作的艱苦”，不僅要通曉選材，審慎取舍，更要獨具慧眼，獨出心裁，才有可能編出優秀選本。朱光潛則從理論上分析選本的得失，認為“編一部選本是一種學問，也是一種藝術”；“編選本既能披沙揀金，所以選本不但能為讀者開方便之門，對于作者也有整理和宣揚的效果”；“選本都不免反映選者的個人好惡以及當時的風氣。所以公允只是一個理想，事實上都難免有所偏向。有偏向就有缺陷”。李長之主張“只有‘史’和‘鑒賞’兩種用意的選本是值得存在的。‘史’便需要有史識，‘鑒賞’便需要有審美能力”；“如果從文學批評的眼光出發，一個選本當力求其精，所選的應該全是完整之作，——至少從選的人的眼光看是如此。如果從文學史的眼光出發，一個選本當力求其代表底意義，所謂代表底意義是：代表某一作家，代表某一時代，代表某一種文學的體裁的演化之跡”。他從編選目的上推舉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兩種視角，相應提出代表性與優秀性的選擇標準、歷史與審美的鑒別眼光和求真與求精的編選目標，雖說尚未解決二者兼顧的問題，但有助于選本批評的分類研究和編法創新。這些論述闡發選本學的本義、功用和編法，對選本批評的得失利弊持有理性的辯證的看法，為選學正名并打開了古今轉化的通道。

其次，現代選本整合了散文的現代觀念和文體意識。曹聚仁分編《散文甲選》和《小品文甲選》，分辨散體文和小品文的異同。其散體文概念與傳統散文觀近似，但已看到現代散體文深受時代變遷和外國文學的影響而形成新的特色，并概括分為“論議文說明文記敘文三類”。又進而界說：“小品文的體制是‘散文’的，它的性質是‘詩’的，也可說是散文詩。本編即依詩歌分類，分為記敘的、描寫的、抒情的、冥想的（哲理的）、諷刺的五類。”這與中國傳統小品和廚川白村所論Essay文體相通。曹聚仁既把散文視為各種散體文章的統稱，又從中分出小品文作為文學散文的代表文體，這在現代選家中很有代表性和普適性。趙景深與姜亮夫分工編選的《現代小品文選》和《現代散文選》，也持有如此的散文觀念和分體意識。周作人在大系《散文一集導言》中則整合自己的散文觀念，將“論文”“美文”改稱為“小品文”，界說小品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他所說的“美文”“隨筆”“小品文”“雜文”等，是異名同質的術語，實質上指的是包容敘事說理抒情成分、富于個人性和藝術性的各體文學散文。郁達夫在大系《散文二集導言》里更明確界定現代散文的含義和特征：散文雖然歷來是“無韻不駢的文字排列”，但在現代“卻又不是這么廣義的，似乎是專指那一種既不是小說，又不是戲劇的散文而言”；現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圍的擴大”，“第三個特征，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以及“近來才濃厚起來的那種散文上的幽默味了”。郁達夫和周作人都從現代文學“四分法”上解說散文，確立它是與詩歌、小說、戲劇并列的文學體裁，富有文學性、自由性、個人性等現代特征。兩人以此散文觀編選大系散文卷，囊括小品文、雜文、隨筆乃至游記、日記、傳記、書信、序跋等各體散文，既比古代廣義散文嚴格，又比當代狹義散文寬廣，實為文學性散文的統稱。續編大系后兩輯，將各體散文概括分為散文（狹義）、雜文和報告文學三類，強化了散文一分為三的二級分類觀念，但其狹義散文“仍然是重要的一個大門類”，也“仍然是隨心所欲自由地寫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見聞的文體”。七卷本《中國現代散文選》則以小品文為主，兼收散文詩、雜文和報告文學，成為綜合性散文選本的范型。現代選學遠承《文選》“沉思瀚藻”傳統，近采外來現代文學觀念，與當時散文的理論批評和創作實際相呼應，建構和強化了文學散文的范疇觀和文體觀，而比《古文觀止》等選本更自覺地辨識和追求散文的文學性、審美性和獨立性。

最后，現代散文選本建構了以個性風格為核心的評選標準和經典體系。曹養吾首選《中國近十年散文集》，就說“在所選各家散文中我們又往往可以看出各個作家的個性”，并在各家簡介中開了評點風格的先例。趙景深編《現代小品文選》，在序文里著重品評所選26家的風格特色，對周作人和魯迅、朱自清和俞平伯、豐子愷和孫福熙、徐志摩和冰心等幾組散文家個性風格的異同點作了精當辨析，常為時人所引述。孫席珍自定《現代中國散文選》的選錄標準是“以作家為單位”，選文“皆竭力求其能代表他們的作風”，附錄《論現代中國散文》還評介了“諸家的作風”。阿英確定《現代十六家小品》的選輯標準是“完全以能代表作家者為主”，并以16篇短序對各家小品的思想特色和藝術風格作了中肯的評析。周作人在《導言》里重申小品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的理念，在“文詞與思想”之外還增添“氣味”之獨特風格的審美要求。郁達夫從“散文的心”與“散文的體”結合的角度闡述現代散文的個性說，肯定“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認為散文中的個性是“Individuality（個人性）與Personality（人格）的兩者合一性”，表現在“個人文體Personal Style”之中。他據此選評各家散文的個性風格，大都切中肯綮。即便是新時期以來從文學史角度續編的七卷本和大系本散文選，在加強史學意識和主流導向的同時，也都兼顧各種風格流派的作家作品，仍把個性風格的代表性和多樣性作為散文選學的價值尺度。不僅許多別集選本專注所選作家的風格特色，許多總集選本更是將作家個性風格的代表性和獨創性作為選評的重點和亮點，改革和超越了古文選本偏重體式義法的評點方式，建構了以個性風格為核心的現代選評標準和價值導向。

總而言之，現代散文的優秀選本，無論是別集還是總集，是鑒賞型還是文學史型，是橫向類比還是縱向梳理，大多慧眼識珠，披沙揀金，力求在各自選域內選準能代表作家風格特色和最好水平的名篇精品，既突顯所選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和優秀性，以少總多，集粹傳播，促進名家名作的經典化和普及化；又體現選家批評的主體性和包容性，以選寓評，選評互證，努力使選、作雙方的主體性趨于相知共鳴，并使選本具有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雙重屬性和傳世價值。然而，現代散文選本眾多，理想選本并不多見，也難免存在胡編濫選的惡習和弊病。當今編選者可要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大力發揚精審選評的優良選風，繼續為中國文學經典化和中國選學現代化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