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去金壇參加紀念段玉裁誕辰二百九十年學術研討會，老友西南交大汪啟明教授晚到，詢之，說在參加新書發布會。問什么新書，答曰“六同……”——“六同別錄？”我驚訝地接問。“對對，你怎么知道？”“我讀過。這書怎么會重印？”“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弘揚李莊精神。”我恍若夢醒，贊嘆之余，思緒瞬忽穿回到四十多年前讀書時的光景。上世紀70年代末，我為學習音韻學，將《韻鏡》抄了一本，但光知道“類隔”“音和”“重紐”幾個淺顯名詞，而懵于“精照互用”“寄韻憑切”等諸多門法，很難弄懂玄深的等韻圖，即使參看趙陰棠《等韻源流》，也仍然恍惚不明所以。后得知董同龢有《等韻門法通釋》和《廣韻重紐試釋》，周法高也有《廣韻重紐的研究》，刊在《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三種《六同別錄》（下簡稱“《別錄》”）中，就想當然地從上海圖書館舊平裝書庫去調閱。哪知接連填寫多次提書單，都回覆無書，心里狐疑不定。后來還是管理員幫忙，在長樂路、富民路合眾圖書館舊址的線裝書庫找到此書。線裝書庫的書，如果只有一套，不能出庫，一般要讀者預約前去閱覽。此書居然有兩套，所以調一套送到人民大道主館。我看了才知道是手寫、石印、線裝三大冊。因為文章手寫石印，模糊不清，國際音標更難辨認。閱讀書前傅斯年《編輯者告白》，知作者完稿后未經主任審閱、同仁討論，印刷也受到李莊小石印廠的技術制約，錯誤很多，傅說“只可作為初稿而已，將來總要再版的，那時候再刪正”。既然要再版，我就通過目錄線索，知道《史語所集刊》（下簡稱“《集刊》”）第十三、十四本重新排印了《別錄》文章，所以借出《集刊》細閱深研。

在抄錄幾篇等韻門法和重紐文章的同時，我也看了其他幾篇。如芮逸夫的《伯叔姨舅姑考》，引導我去閱讀他的《論中國古今親屬稱謂的異制》《九族制與爾雅釋親》《爾雅釋親補正》《釋甥之稱謂》等文，知道他后來將《伯叔姨舅姑考》第六節《中國親稱謂制的演變》改寫成《中國親屬稱謂制的演變及其與家屬組織的相關性》。從他的文章中，我知道馮漢驥有《中國親屬稱謂指南》，故上世紀80年代漢譯本一出，我即購讀。這對我后來研究商周、春秋等級稱謂時轉向“動態稱謂”的視角是一種基礎的積累。

《別錄》是一本戰亂炮火聲中的特殊刊物。史語所1928年成立，同年開始出版《集刊》，一年四輯，依一本一分、一本二分、二本一分這種頗為別致的名稱次第刊行。其實這“本”等于“卷”，“分”就是“期”。《集刊》以歷史、語言、考古和人類學內容為主，文章多插圖、國際音標、古籍僻字等，所以特別倚由老牌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印制。1941年太平洋戰事爆發，史語所從南京、長沙、昆明輾轉遷徙到南溪李莊，商務印書館管理處雖也遷到重慶，但港滬兩地的貨棧和印刷廠均被日軍劫持，大量書籍被抄，書稿損失嚴重，編輯好的《集刊》也無法正常按“分”出版，只能自己用土紙四分一起印行——這是造成《集刊》自第九本開始不分“分”的原因（至四十本始恢復四分）。雖遭此困境，史語所同仁之研究則仍在不斷深入，且成績斐然，董作賓的名著《殷歷譜》、勞幹的《居延漢簡·釋文之部》即在該地完成并石印。緣此，所長傅斯年謀于同仁，欲繼《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和《史料與史學》兩種“外編”之后，再編一本“六同別錄”，以當集刊。六同是李莊在南朝蕭梁時期的郡名，是否兩字像“大同”，字形字義都很吉利？1945年1月，戰爭局勢已有明顯轉折，用傅斯年的話是“頗近抗戰勝利”，所以名為“六同”。稱之為“別錄”，是因為這些文章本來都可以編入《集刊》，由于戰事影響了《集刊》的印刷出版，彼時《居延漢簡·釋文之部》石印成功，因而效仿，先手寫石印，故名“別錄”。此書設想似應在1944年夏秋季，因為張政烺《奭字說》文末記“三十三年歲杪手錄上石”，則策劃當在此前。所收15位作者28篇文章的完稿時間各不相同。周法高一生學術的代表作《廣韻重紐的研究》寫于1941年，是舊稿，1944年在李莊重訂。張政烺《奭字說》也是1942年舊稿。董作賓《殷歷譜》1945年4月出版，各方有所獻疑，他作答，所以《殷歷譜后記》至1945年12月25日寫訖。芮逸夫于1933年與凌純聲、勇士衡等去湘西調查苗族而寫的《苗語釋親》也到1945年12月才修正定稿。而高去尋的《評漢以前的古鏡之研究》一文附記記為1946年1月，應是最晚一篇。各人寫完論文，分別去石印，然后合訂成書，所以出版已在1946年。但《別錄》在封面上仍印“三十四年一月”，這是依從傅斯年《編輯者告白》所具的年月。可見出這樣一本論文集，作者各自承擔抄寫之役，然后匯總，殊為不易。當然其中也不乏有趣小事，文字為作者自己謄寫，字跡各異，字體大小也因人而異，石印時，小字比大字相對要整齊清晰。石璋如說，自己個兒小，字也小，董作賓人高馬大，字也大，周法高字更大，張政烺毛筆字很好。今看《別錄》，周手寫書跡明顯擁擠，好像很多人擠在一間很小的辦公室里。

我自上世紀70年代末就抄錄《集刊》中的文章并關注其作者各種著作，1987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集刊》前21本，出于曾經抄錄過的感情和對作者學術的崇敬，購置一部陳之書架。面對《集刊》，我常常思索這樣一個問題，盧溝橋事變以后，舉國上下始終處于戰爭的動蕩之中，盡管李莊僻遠，相對幽靜，但物質匱乏，生活不便，這是事實。以常理而言，環境動蕩和思維焦慮很難產生高質量的文章，學者們需要具備怎樣的信念，練就怎樣的定力和靜功，才能寫出如此精深的論著？懷著這種心結，2011年參加西南交大“文獻與方言研究學術研討會”后，去南溪李莊參觀，瞻仰他們當年住過的板栗坳栗峰山莊，撫摸那些支撐學者寫下名著的老舊桌椅，感受這小鎮的歲月變遷，思潮起伏，感慨萬千！

李莊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小鎮，人口不過二千余人，但有容乃大，抗戰期間，竟接納來自南遷大學及研究機構近二萬名學者。瞬間涌入那么多人，光飲食起居的壓力，小鎮就難以承受，何況在戰亂年代！所以，入住學者生活之艱難也就可以想見。曾見到一張油印的由陳槃執筆的史語所所務會議（1945年2月9日）記錄，其中一項即在討論所內請假外出人員回所后聘任書記的口糧配給問題。史語所住所侷促湫隘，學者辦公，多與文物、書籍共處。石璋如回憶，當時辦公地方緊張，經常是誰出去田野調查或出差，就騰挪到他那里辦公，互相錯時借用。環境雖然逼仄，但這些房屋都是當地民眾緊縮自己的空間而提供的。李莊百姓無私的奉獻精神，史語所同仁刻苦的鉆研精神，共同鑄就了中國人民抗戰的民族之魂，共同維系、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學術命脈。

張政烺在《奭字說》附記中，記錄了當年學者撰著時的艱辛：“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春日作，三十三年歲杪手錄上石，研凍指殭，目瞑意倦，幾不成字。”一位三十多歲的青壯年，已經感覺如此，這需要怎樣一種毅力和信仰，才能堅持下來！而一旦強寇朝挫，降幡夕張，國土重光，爆竹齊喧，學者們的心情頓時撥云見日。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后記云：“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初稿；八月十五日，在獲聞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之夕改定稿；時在四川南溪李莊栗峰本所。”特志其在八月十五日改定，是一種雙重的喜悅。屈萬里在《謚法濫觴于殷代論》文末云：“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記于四川南溪李莊。時日本投降已逾兩月，方將漫卷詩書，作出峽計也。”其“喜欲狂”的心情呼之欲出。李莊印制的《六同別錄》雖然粗糙，但其浸潤著當地人民和史語所學人的無限心血！

1946年10月，史語所遷回南京，同仁即著手將《別錄》文章分別編成《集刊》第十三、十四兩本。刊前“告白”說：“惟因在內地印行，刊校未精，流通亦鮮。今重為編印，將《六同別錄》作為《集刊》第十三本及十四本。”遺憾的是，這兩本《集刊》遲至1948至1949年才印出。對照《別錄》和《集刊》，發現石璋如的《小屯后五次發掘的重要發現》《小屯的文化層》和傅樂煥《廣平淀續考》三篇，并未編入《集刊》，石氏二文不收，是他又增加內容，重新整飭，以《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為題，刊于《田野考古報告》第二冊，傅文不收，因由不明。

這次四川人民出版社用影印方式出版《別錄》，不啻是這套歷史性文集的留真譜。全書設計典雅，裝幀精美，并約請專業學者分別撰寫導讀，這至少有幾層值得回味與紀念的意義：一是保持石印原貌，讓讀者直觀想象八十年前，先輩們在那么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學術研究之不易。二是后人閱讀他們的著作，一般都是鉛字排版，保留作者文稿手跡，可以領會“書為心畫”“字如其人”古諺的意蘊，增加與前輩學者的親近感。三是《別錄》文章涉及歷史、考古、語言、民族、民俗以及人類學等多個學科，一般讀者難以全面理解，有了專業學者的導讀文字，可以感知八十年前各個學科研究所達到的水平。

史語所在李莊取得豐碩成果的前提，是在時勢的艱難、環境的困苦中顯現出來的堅韌不拔、踔厲奮發的氣概，她既代表了李莊人民懷著民胞物與、同仇敵愾的無私奉獻精神，也體現出學者在烽火連天的困境中堅守民族文化、接續中華學脈的研究精神。這種精神，并沒有隨著抗戰的勝利、環境的改變而褪色或消失，而是一直在繼承并發揚光大。《別錄》中的作者，不少是著作等身，更兼壽登期頤之人。以石璋如老人而言，高壽一百零三歲，他大概是古今唯一的一位兒子（民族學家石磊）已經退休，自己還在每天上班的人。曾聽臺灣史語所友人說，直到一百歲，他還是每天堅持去所工作，并且到樓頂去做甲骨文“肜”祭的光照實驗，芮逸夫也是九十歲還每天到史語所上班。

八十年后再捧起這套《六同別錄》，感覺特別沉重，因為她承載著一段“國破山河在”的歷史，一片揮之不去的記憶，一種值得繼承并發揚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

二○二五年八月四日至六日于榆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