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古城，錦麟橋畔，坐落著一座素雅的清代建筑——范文瀾故居。白墻黛瓦，三進平屋，占地雖不足900平方米，卻承載著一位史學巨匠的起點與榮光。門前廊柱上鐫刻的楹聯“書香詩風孕育負笈學子，經史緯文卓成一代宗師”，正是范文瀾畢生追求與輝煌成就的精妙寫照。

步入故居，時光的痕跡已顯淡薄，取而代之的是以圖表、文字與實物精心構建的“范文瀾史跡陳列”。客堂前懸山水畫卷，兩側“山靜松聲遠，秋清泉氣香”的對聯，雖為后人布展，卻頗合主人志趣。廳堂上方，同鄉書法名家沈定庵所題“清白世家”匾額，尤為醒目——這不僅是對范文瀾品格的贊譽，更是其家族血脈的烙印。范氏乃北宋名相范仲淹后裔，世代恪守“清白”家風。1893年11月15日，范文瀾便誕生于這“錦麟橋范家臺門”。

盡管彼時舊學式微，范文瀾自幼卻深受傳統經學浸染。5歲入塾，家學淵源深厚。這扎實的舊學根基，為他日后融通古今、開創新史學奠定了基石。

范文瀾一生，學識淵博，貫通文學、經學、史學，尤以史學研究成就卓著。其著作等身，如《群經概論》《正史考略》《唐代佛教》《中國近代史》《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等，皆為學界珍視。然而，奠定其“一代宗師”地位的扛鼎之作，當屬《中國通史簡編》。這部巨著，始撰于烽火延安，至1965年形成3編4冊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開創了我國新通史的著述范式，兼具可讀性和權威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亦曾坦言，對他影響至深的并非文學作品，正是這部《中國通史簡編》。

故居陳列的玻璃柜中，靜臥著三冊綠皮泛黃的《中國通史簡編》，封面橫排繁體書名及“中國歷史研究會編”“新華書店發行”字樣，無聲訴說著歲月滄桑。展板文字清晰記錄：1941年，《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出版，次年又出版了《中國通史簡編》（中冊）。《中國通史簡編》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敘述中國歷史的著作。下方，毛澤東的評價尤為有力：《中國通史簡編》的資料多，讓人愿意看下去。

這部劃時代巨著的誕生，與毛澤東的支持密不可分。范文瀾與毛澤東同庚，更因歷史結緣。1940年1月，范文瀾自河南抗日根據地奔赴延安，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工作。抵延不久，毛澤東即向他交付重任：編寫一部通俗中國歷史讀本供干部學習，初定15萬字。范文瀾領命，夙興夜寐，擬就提綱并請示體例。毛澤東強調要“夾敘夾議”，最終更鼓勵他“能寫多少就寫多少”。史書之至高境界，在于史料與史識的完美結合，寓識于史，識從史出。古往今來，能成就傳世通史者寥若晨星，唯如司馬遷之《史記》、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并稱“兩司馬”。范文瀾以其深厚的舊學功底，精研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成功將兩者有機融合，鑄就了《中國通史簡編》的獨特風格與不朽價值。《中國通史簡編》（上中冊，近60萬字）終在1942年付梓。毛澤東對此給予高度評價：“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也寫出了科學的著作了。”

范文瀾的價值，不僅為創造歷史而研究歷史，更在于其個人道路所彰顯的時代意義。在抗戰時期奔赴延安的四萬知識分子中，像他這樣舊學造詣精深的大學者，能毅然放棄謹謹守規的舊途，潛心鉆研并服膺馬克思主義，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能夠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深刻揭示了在民族危亡之際，深受國學熏陶的知識分子，能夠匯聚于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尋找救亡圖存之路。范文瀾，正是其中光輝的典范。

故居陳列中，一副范文瀾親撰的對聯尤為引人注目：“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既是他一生治學的真實寫照，也是對后學語重心長的箴言。《中國通史簡編》文筆純熟，深得“文史兼通”之精髓，尤以文化史部分盡顯其國學大師底蘊。據夫人戴冠芳回憶，延安窯洞里，范文瀾常坐于一條冰冷的無靠背木板凳上著述，寫累便倚墻小憩。其助手卞孝萱亦言，范老著述態度極其嚴謹，每寫一句必反復推敲，不滿即撕毀重寫。夫人曾笑嘆：抽了那么多煙，費了那么多勁，好不容易寫出來，又一筆劃掉。字字句句，皆是嘔心瀝血。

1969年7月29日，一代史學宗師范文瀾病逝于北京，然其“文章獨樹幟，品德世所罕”的光輝永存。為紀念這位鄉賢，紹興市政府于1993年修繕其故居，列為市文物保護單位，并創辦文瀾中學。

步出故居，回望廊柱楹聯，其意愈深。史學界堪稱“一代宗師”者或有數人，但范文瀾的卓絕，正在于一個“新”字——他首次以辯證唯物主義史觀系統闡明中國歷史進程，開創了史學研究的新紀元。他以深厚的舊學為根基，以嶄新的理論為指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不愧為舊學傳人，新史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