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曾稱唐傳奇“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傳奇“詩筆”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是作品中常常插入詩歌，如托言人物為詩，起到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刻畫人物性格、營造詩意氛圍等作用，或是在傳奇篇末附上詩歌互相配合。唐傳奇中插入的詩歌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洪邁即云：“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托，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顓門名家而后可稱也。”（《容齋隨筆》）楊慎也稱唐傳奇中的詩歌“絕妙今古，一字千金”（《升庵詩話》）。

唐傳奇的用詩特征

唐傳奇中用詩的現(xiàn)象，總體上呈現(xiàn)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初盛唐小說尚不發(fā)達，亦鮮見用詩者，張鷟《游仙窟》是其中的一個特例。該文人物對話大量用詩，近乎獺祭，以炫示詩才。此外如《唐晅手記》也是初唐用詩較多的作品。

中唐被視為傳奇的興盛期，傳奇中插入詩歌的現(xiàn)象有所發(fā)展，沈亞之是其中的代表，其《湘中怨解》《感異記》《秦夢記》《異夢錄》都插入多首詩歌，全篇亦呈現(xiàn)出濃郁的詩意氛圍，有“詩化小說”之稱。同時期還有李景亮《李章武傳》、李朝威《洞庭靈姻傳》、王洙《東陽夜怪錄》、戴孚《韋璜》、張薦《郭翰》等也大量用詩，但總體上中唐傳奇中用詩的比例并不高。

晚唐傳奇用詩現(xiàn)象最為突出，不僅用詩的作品增多，單篇作品中詩歌的數(shù)量也大幅躍升，多者達到10首以上，單篇如韋瓘《周秦行紀》，佚名《獨孤穆》《大業(yè)拾遺記》，崔致遠《雙女墳記》，傳奇集如牛僧孺《玄怪錄》、李玫《纂異記》、裴铏《傳奇》、皇甫枚《三水小牘》等都堪稱代表。這些篇目很多都以主人公與非現(xiàn)實事物的遇合為題材，或是大量以詩歌來承擔對話的功能，或是設置宴會上往來詩歌酬唱、題詩、臨別贈詩情節(jié)，是唐傳奇中“詩筆”最為濃郁的時期。

傳奇創(chuàng)作與“征異話奇”

雖然用詩是唐傳奇中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但唐傳奇中不用詩的作品也為數(shù)不少。特別是在傳奇文體達到鼎盛的中唐，傳奇中插入詩歌的比例就很小，甚至有很多根本不用詩。中唐這些詩歌缺席的傳奇，很多自述采自文人聚會上的“征異話奇”，如沈既濟《任氏傳》記錄自建中二年“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晝宴夜話，各征其異說”；李公佐《廬江馮媼傳》記錄自元和六年夏“會于傳舍，宵話征異，各盡見聞”，其《古岳瀆經》記錄自貞元十三年“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異話奇”與元和八年冬“環(huán)爐會語”；王建《崔少玄傳》記錄自“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征其異”；沈亞之《異夢錄》則記錄了元和十年在宴席上“講故事—著錄故事—展示故事—獲得反饋”這一完整過程；李復言《續(xù)玄怪錄》中也有多篇采自聚會上的“話奇語怪”，如《張老》《齊饒州》等。晚唐如張讀《俞叟》、皇甫枚《張直方》等傳奇也自述采自文人聚會時的“語怪”活動。諸如此類，在在而有，反映出傳奇創(chuàng)作與“征異話奇”風氣間的密切關聯(lián)。

中唐文人聚會中盛行傳講故事，并促進唐傳奇的創(chuàng)作，或正緣于中唐士人的晉升路徑、生活方式以及士風好尚的變化。戴偉華曾指出，中唐士人普遍選擇進入幕府以圖快速升遷，而講故事是藩鎮(zhèn)使府中流行的娛樂活動（《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士人流動性的增強也使得旅途中的聚會活動增多，為講故事活動的流行提供了條件。更根本的是，中唐的社會風氣存在向追求怪奇的轉向，當時有“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李肇《唐國史補》）的說法。韓愈也有詩云“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誰氏子》），他本人也是“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歡”（張籍《與韓愈書》）。“征異話奇”的講故事活動，由此推動了唐傳奇的興盛。

在這類錄自文人聚會上“征異話奇”的傳奇作品中，詩歌基本是缺席的，或是僅插入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所必需的少量詩歌（如沈亞之《異夢錄》），與那些大量征詩的傳奇顯得大異其趣。這與其生成機制——口頭講故事密切相關。倘若插入太多詩歌，容易打斷流暢的敘事節(jié)奏，削減故事的奇異程度，違背以奇異來奪眼球的初衷。李復言《張逢》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情節(jié)：“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于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可見如果講述的故事不夠奇異，是會遭到懲罰的。而且在聚會場合中，承擔詩藝展示與較量功能的主要是詩歌本身的酬唱，奇聞軼事的講述并不分擔這一職能。《舊唐書·元稹傳》記載：“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可見在傳講故事活動盛行的幕府中，同時也流行著詩歌酬唱之風。同時，這些傳奇故事的記錄者常常不是講述者本人，若在整理成文的過程中作者多作文飾，似乎會造成講述者誤會，以為在暗諷他缺乏文才，這顯非合適之舉。這類傳奇以客觀記錄為主，而非作家個體的主觀創(chuàng)作，口頭講述階段較少用詩的面貌常常較為忠實地反映在最后的文本之中。

創(chuàng)作機制與用詩成因

關于唐傳奇中用詩的風氣，學者多歸因于詩歌在唐代的優(yōu)勢文體地位。此外，傳奇作者多為文人，反映了文人的生活情趣，故而多設置吟詩酬對的情節(jié)。然而，這樣的情況終唐之世持續(xù)存在，但傳奇中用詩的多寡卻呈現(xiàn)出鮮明的階段特征與個體差異，提示我們在這背后還有更深層的創(chuàng)作機制的影響。

首先是唐傳奇的口傳性問題。研究者提出，唐傳奇往往經歷了從口傳到書面的轉化過程。這在其源頭六朝志怪中就已有所體現(xiàn)，李劍國指出，六朝文人中流行“劇談”“戲談”“說話”的風氣，這些故事最后在文人手中完成向書面的轉化（《唐稗思考錄》）。到了中唐時期，受幕府生活方式及“尚奇”時風的推動，文人講故事的風氣更加興盛，成為傳奇的重要來源及創(chuàng)作機制。上文所舉眾多“征異話奇”型傳奇，即是顯例。此外，也有不少傳奇作品自述是記錄于文人間的單向講述，一些傳奇集的名字本身也揭示了其口傳源頭，如《戎幕閑談》《劇談錄》等。

上文已揭示，記錄型傳奇的口傳來源對用詩現(xiàn)象存在限制作用。而與口傳相對的則是案頭創(chuàng)作，即出自作家自己的虛構想象，或從之前已書面化的傳奇作品中吸取靈感。中晚唐傳奇中喜好穿插詩歌的作品，往往僅有故事本身一層結構，不對故事來源進行交代，須知唐傳奇注重交代故事來源，以突顯其真實性，所以這些未交代來源的作品，很可能距離口傳面貌較遠，而以作家個體的案頭創(chuàng)作為主，存在充分的展示才華的空間，其中詩才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純粹的案頭創(chuàng)作型傳奇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應是介于口傳記錄與案頭創(chuàng)作之間，即在記錄的基礎上加以潤飾。大體上，距離口傳階段越近，或越是直接記錄自口傳的傳奇，則越傾向于少用詩或不用詩；而案頭創(chuàng)作成分更多，或在書面化時予以潤飾的傳奇，其用詩現(xiàn)象更加顯著，呈現(xiàn)出更強的文采。

其次是特定題材的類型化寫作問題。學者指出，唐代主人公與非現(xiàn)實事物遇合題材的小說中，存在一種以歌詩唱和來傳達情意、替代交談對話的類型規(guī)則和寫作慣例，作家往往受其制約；同時，諧隱精怪類小說中也存在“相遇—吟詩（或交談）—顯形”的固定程式，以吟詩形式來暗示真實身份（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可見，一些寫作較多的傳奇題材逐漸形成穩(wěn)固的用詩范式，后來的文人往往遵從這一傳統(tǒng)；而其他尚未建立類型化用詩規(guī)則的題材，則給作家留下了更多的發(fā)揮空間，不一定會插入很多詩歌。

口傳性與類型化寫作這兩種創(chuàng)作機制之間也存在關聯(lián)。伴隨著唐傳奇的發(fā)展成熟，其案頭創(chuàng)作特性逐漸加強，類型規(guī)則也隨之穩(wěn)固，共同促成了晚唐傳奇中用詩現(xiàn)象的高峰。當然，傳奇是否用詩還可能受到作家創(chuàng)作習慣、情節(jié)需要等因素影響，符合機制者也未必一定用詩，但傳奇中的大量實例揭示出其用詩策略與創(chuàng)作機制間存在直接關聯(lián)，值得重視。

（作者：劉雨晴，系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