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展覽中心中央大廳，氣氛熱烈，人頭攢動。為進一步發揮“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機制作用，充分激發作家與讀者之間天然的情感共鳴，讓文學真正與讀者的日常生活深度交融，8月13日至15日，“行進的風景2025——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系列活動在上海書展期間舉行。活動旨在通過作家見面會、作品分享會等形式，讓“行進的風景”成為全體作家與編輯、出版人、讀者共同繪就的時代長卷，為中國文學繁榮發展與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注入新的活力。孫惠芬、趙德發、祝勇、王堯4位作家分別攜各自新作來到現場，與讀者面對面進行交流。

推動鄉土敘事不斷實現新突破

在“追尋中國鄉村精神的變遷——長篇小說《紫山》新書分享會”上，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創研部主任何向陽，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潘凱雄，《收獲》副主編謝錦，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項靜及該書作者孫惠芬圍繞作品展開對談。

何向陽表示，《紫山》不是橫空出世的，而是有著非常深厚的生活基礎和情感積淀。從《歇馬山莊》到《上塘書》《后上塘書》再到《紫山》，25年的跨度里，孫惠芬始終在關注和書寫鄉村，書寫鄉村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變化和心靈成長，形成了屬于自己的顯著特征。書中人物間的情感糾葛，他們在人性倫理層面受到的拷問，以及在這種拷問下的掙扎、愧疚和懺悔，都得到了深度挖掘和刻畫，實現了鄉土寫作在精神維度的新突破。同時，作者跳出家庭倫理范疇，從更廣闊的視角呈現時代大潮中人的不同選擇、命運波折與價值觀變化，呈現出鄉村與城市交織的開放、豐富的圖景，真正做到了對鄉村精神變遷的深刻表現。

潘凱雄用“愛、熬、纏、超越”概括《紫山》主要的情節特點。其中，“愛”是故事的起點，“熬”是核心沖突的體現，“纏”指多層關系的糾纏，這三個字構成了上卷的主要內容；“超越”則是下卷的主題，書中人物選擇以不同的方式走出“熬”與“纏”，走出情感與過往的桎梏，走向未來。

謝錦從編輯視角談到，《紫山》故事構思精巧，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延展度；人物塑造立體，作者真正走入了每個人物的心靈世界，即便是邊緣角色也被一層層細膩解剖。作品緊扣城鎮化背景，將人物的情感悲劇放置在20世紀90年代遼南鄉村的時代語境中，讓愛情故事成為觀察鄉村人心靈變遷的窗口，同時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讓主人公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救贖。

《紫山》并非簡單呈現鄉村的外在變化，而是將筆觸深入鄉村“心靈史”這一更具挑戰性的寫作領域。“我一直在追問，鄉村人到底有沒有內心生活？我的父母親常常在半夜無聲地嘆息，過去我從沒想過其中的含義，但當我到了他們的年齡，我突然發現他們的嘆息是有聲音的，他們內心的聲音沒有地方訴說。”孫惠芬表示，自己的創作初衷就是想通過小說傳達那些真正屬于鄉村人內心的聲音，書寫鄉村真正的心靈生活。

在全球化格局下，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鄉土書寫具有何種世界性意義？在“喚醒中華民族的海洋記憶——趙德發《大海風》分享會”上，項靜、《大海風》責編興安及該書作者趙德發圍繞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海洋文明書寫展開了深入探討。

項靜談到，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新的思維模式正在重塑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并深刻影響著文學創作，《大海風》正體現了中國作家對海洋文明書寫的先鋒性探索。小說延續了“農村三部曲”的史詩風格，通過海洋串聯起青島、上海、大連等沿海城市，生動再現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漁業與航運業的發展歷程，通過主人公實業救國的故事來呼應當下社會發展，成功突破了傳統鄉土敘事的邊界，具有厚重的歷史感，展現了海洋題材特有的磅礴氣勢。

趙德發談到，小說名“大海風”有多重含義。他在黃海之濱居住了30多年，對海風有著深刻的體驗，曾親身參與臺風來襲時的抗洪搶險，漆黑夜色中直面滔天巨浪的經歷令他終生難忘，“所以我寫了一場又一場大海風，它們改變了人物的命運”。小說主人公邢昭衍經歷海難，船毀人亡，盡管家中尚有兩條小船和土地可以維持生計，但他仍堅持分家自立，在動蕩時局中開啟創業歷程。在趙德發看來，人類在面對海洋時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一直在技術上進步、在精神上成長，積累下來的就是海洋文明。此外，近代史中除“西風東漸”外，“東風西漸”同樣影響深遠，不應被人遺忘。他在書中寫了德國人衛禮賢受到中國文化思想影響，翻譯中國文化經典，催發中學西漸“海風”、重構文明認知框架的故事，這與當下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形成了某種呼應。

書寫抗戰歷史 展現民族精神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活動現場特帶來祝勇《國寶》、王堯《桃花塢》兩部作品，它們各自以獨特視角勾勒了抗戰時期的社會圖景，帶領讀者重溫那段不能忘卻的歷史記憶。

在《國寶》分享會上，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納楊、上海師范大學講師劉欣玥及該書作者祝勇圍繞新書展開對談，共話如何“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

納楊談到，《國寶》是一部厚重的文學作品，祝勇的學者身份為小說創作奠定了扎實的學術基礎，成熟的散文技巧又賦予小說語言獨特的質感。從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到小說《國寶》，代入感顯著增強，作者帶領讀者深度回顧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小說還成功塑造了“故宮人”這一深入人心的群體形象，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面對家庭離散和國家危難，“故宮人”依然堅守“文物在，人在”的信念，冒著生命危險護送文物。“通過這部小說，我們得以理解抗戰勝利的根本原因，正是千千萬萬像‘故宮人’這樣的中華兒女在為家國而戰，為守護民族文脈而戰。”

在劉欣玥看來，《國寶》展現的是一群離家的守護者與一批離家國寶之間共同交織的漂泊命運。“故宮人”的生命雖然有限，但在亡國危機的重壓下，他們用生命鋪就了文物的生命線——南遷之路。特別是研究員那文松這一角色，為護送文物不惜舍棄自己的家庭。“這也為尚未出版的第三卷埋下重要懸念：那文松能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這批離家文物能不能完好無損地回到自己的家？”這種共情和期待并不是宏大渺遠的，而是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祝勇在分享創作心得時表示，《故宮文物南遷》側重于史料挖掘與歷史重構，《國寶》則采用文學化的表達方式，通過虛實結合的人物塑造和情節設計，以完整的小說敘事展現這段歷史。他坦言，小說創作并非自己的專長，加之三部曲的宏大架構，確實面臨不小挑戰，但作品入選“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給予了他極大鼓舞。“《國寶》本質上是在書寫我們民族的成長歷程。我力圖使這部小說具有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展現不同人物在時代變局中的抉擇與擔當。”

在《桃花塢》分享會上，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顏慧、浙江工商大學教授程永新與項靜及該書作者王堯共聚一堂，為讀者帶來了一場兼具歷史深度與文學溫度的對話。

顏慧談到，《桃花塢》是一部與眾不同的抗戰題材作品。王堯跳出正面戰場的硝煙，將筆觸落在蘇州幾戶有學術傳統的知識分子家庭，通過他們的生活經歷與時代抉擇，來展現抗戰時期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小說行文充滿學者氣息，人物名字皆有典籍出處，遣詞造句間透露出作者深厚的學術背景。小說敘事虛實結合，在虛構的人物經歷中穿插進眾多真實人物的生活細節，時間線跨越80年，從抗戰前延伸至當下，生動折射出國家發展與人民精神面貌的變遷。

在程永新看來，王堯與“桃花塢”的相遇是一種緣分，桃花塢這一意象所承載的理想色彩與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王堯將自己幾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及思考成果濃縮在這部作品中，通過對西南聯大“大先生”們的生動書寫，傳遞出一種厚重深刻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對蘇州生活的細節描繪也很有味道。“在那樣的艱難時世中，《桃花塢》中的知識分子有無奈也有感傷，但他們依舊保持住了自己的氣節和尊嚴，表現出作者對知識分子命運和處境的深度思考。”

項靜談到，《桃花塢》的突破在于將文史知識轉化為“文學形象”。文脈傳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具體人物的生命之中。作品對蘇州的書寫層層深入，三代人的故事都在這里發生，城市的風土人情與人物的成長深度融合，可謂是一封寫給蘇州的“情書”。對日常美好生活的詩性展現又與戰爭悲劇形成強烈對比，更凸顯出歷史的重量，讓人刻骨銘心。

王堯在分享創作經驗時說，《桃花塢》關乎他對蘇州街巷的一種執念，他從1981年到蘇州求學后扎根至今，一直希望能以“桃花塢”這類承載中華文化美好意象的地名創作一部小說。真正觸發他寫作的是在一次講課中的自我追問：“如果回到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我會做什么樣的選擇？我能不能挺過那段中華民族的艱難歲月？”這讓他意識到，這部新小說可能要從抗戰寫起，從桃花塢寫起，“我想在小說中傳遞出知識分子在中華民族最苦難的時期所展現的家國情懷，寫出他們的書生意氣、兒女情長，也寫出他們身上崇高的民族精神”。

活動現場座無虛席，過往讀者紛紛駐足，認真聆聽這一場場文學交流的精彩盛宴。不少讀者在排隊簽售時抓緊時間與作家交流，追問創作細節、分享閱讀感受，其中不乏白發蒼蒼的老者和活潑機敏的孩童。通過舉辦一系列分享活動，作家與讀者擁有了面對面溝通的有效渠道，過去封閉于書齋中和紙面上的文學思考也被轉化為可感可知的交流場景。這也正是連續三年舉辦“行進的風景——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系列活動的初衷所在：讓新時代文學的豐碩成果走出文學圈層、走進大眾視野，讓每一個熱愛閱讀的人都能在與作家的交流對話中汲取養分，在書香的浸潤中找到精神的棲息地，讓文學真正成為點亮生活、涵養心靈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