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技術理論的推動，人工智能應用已經拓展到文學藝術領域，文藝創作的技術與藝術之“爭”再次面對新臨界。計算機技術不僅改變了人類生產方式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也塑造著文學藝術的理念、形態和存在方式——“互聯網使文藝生產、傳播越來越網絡化，文藝消費的大眾化、人民性得到顯著提升；人工智能正在使網絡化向智能化躍升，將使文藝制作機制越來 越智能自動化，文藝生產的大眾化、人民性將得到更大提升。”雖然人類悠遠的文學藝術傳承早也預演過諸般斷崖式的、聚變式的文化革新，如何搶占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要素高地來創新文藝生長機制，建設社會主義大眾文藝事業、繁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并由此產生陜西文學新的經典性與先鋒性，使其在這種歷史大變革中書寫新的可能性，是我們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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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大眾化”是近代以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后世界文學走向的總趨勢。考察晚清至今社會現代化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歷史境遇，影響中國文學“大眾化” 進程的因素復雜性與多樣性并存。事實上，文學“大眾化”在中國存在、延續和發展的最根本的現實動力是“現代性焦慮”——即“將現代性作為一種一以貫之的視角來考量中國現代文學中各個歷史階段的‘大眾化’問題，就會發現，文學‘大眾化’伴隨著中國社會現代性訴求的整個歷程，是中國現代歷史進程中政治運動、文化思想在文學中的投射，它幾乎配合著每個歷史時期社會變革的中心任務”。尤其20世紀以降中國社會從啟蒙現代性到革命現代性再到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主導的市場現代性，文學“大眾化”隨之歷經了民族化、階級化到民眾化的逐漸深化過程。

問題是自21世紀人類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復制和模仿不可避免地成了文藝 “大眾化”的一個新趨勢。正像AI做詩依托技術和數據庫，系統學習碎片化原型后幾秒鐘完成再造輸出，它徹底顛覆了傳統文學或大眾文學的創作模式。此前瓦爾特 ·本雅明曾說：“藝術作品在原則上總是可以復制的，然而，即使是最完美的藝術復制品也會缺少一種成分——原真性。”文學藝術在它獨一無二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誕生”,以其“靈韻”和“膜拜價值”保證它純凈與高貴的意義存在。而AI寫詩打破了文藝作品的這種“原真性”,在滿足大眾能隨時“創作” 或“體驗”文學的時候，它以詩歌的傳播價值代替其“膜拜價值”、使審美意義讓位于消費意義。由此，人工智能不僅實現了文學“大眾化”的“量變”,更實現了文學“大眾化”的“質變”。雖然它的“量變”某種程度上是以“質變”為代價(關于AI詩歌的文學性、主體性等問題一直是學界爭鳴的焦點)。故而人工智能時代文學“大眾化”的重心就不再是文學的“大眾化”(量),更包括大眾的“文學化”(質),即“化大眾”。如此才可能整體解決市場現代性和技術現代性中人的現代性，尤其文學本身的現代性問題。因為這不僅是時代發展的“焦慮”(危機),更關涉文學和人自身的“焦慮”(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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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于新一輪的技術與藝術之“爭”中，如何保證文學本體性并保證人的尊嚴，成為文學“大眾化”面對技術現代性的核心問題，來自歷史經驗的“化大眾”需要社會各領域為文化的自治提供條件使文學發展充分的自律，更仰賴大眾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藝術鑒賞力的晉級，使“大眾”能夠從精神上真正享受文學。而“化大眾”以大眾作為社會的客體，“大眾化”以大眾作為社會的主體； 根本上“化大眾”和“大眾化”的矛盾在文學“大眾化”中就不可避免：文學“化大眾”必須經過“大眾化”過程，文學“大眾化”的過程又往往對“化大眾” 之目的有所消解。不過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大眾化”在客觀量級上已經有所實現，從而我們更多關注其目的——“化大眾”。

以詩歌為例，AI寫詩其實是一種數據采集——數據分析——數據重組—— 數據輸出的過程——“其創作主要利用大數據對信息進行分析，對語言材料進行數學建模，套用固定算法對文字重新排列組合”,然后按照素材庫中的特征規律包括使用頻次進行輸出。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向人文藝術進階，為何首選詩歌領域?”有學者認為“詩歌本身即是由多種意象構成，并不要求過高的精確度，在某種程度上，詩歌允許語句混亂，允許錯誤的出現，其創作的著力點是營造意境和呼應感覺”而更適宜于AI 寫作及其算法邏輯。事實上，人工智能不僅為詩歌提供了一種數字化生存界域，對于無數讀者和作者，一個可以不斷輸出詞匯、句段的機器如同一份永遠奉送不完的靈感錦囊，它賦予“詩人”無限可能，也推動每一位讀者轉變為作者身份。而當每個人都開始“寫詩”(比如借助AI), 大眾的詩歌素養、藝術品位將成為決定中國詩歌事業的最終力量。那么為保證詩歌藝術的本體性和詩人主體性，人工智能時代每一個欲做詩的人都 應先成為詩人再去做詩(而不是反之),由此文學“化大眾”的事業也就同時完 成了。可見，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大眾文藝”,不僅指涉類型上的“新文藝”(如網絡文學、AI 文藝),更包括文學主體之“新大眾”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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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作為社會變革主動力的“大眾”一直是建設國家圖景的主體，19世紀末以來的文學“大眾化”試圖使“大眾”成為文學之主體。人工智能時代文學的“大眾”主體，不僅要求文學作品以“大眾”為描寫的對象主體，還要求“大眾”能夠作為接受主體，同時成為(理想的)創作主體。事實上由于各種包括“大眾”自身條件的制約，文學史上即使“大眾化”作品的創作者也一直以知識分子為主，并造成了——“對政治權力的認同和知識分子自覺的社會責任擔當，促使知識分子作家必須要向‘大眾’和集體價值全面認同，以個體自由為主的文學創作也要符合‘大眾化’對群體價值的要求，知識分子主體被要求必須獲得‘大眾’意識。存在的問題是‘大眾’主體和作家的個人主體難以達到完全彌合一體的狀態，這樣的歷史宿命使得知識分子作家主體經歷著搖擺在個人和集體認同之間的困境體驗，作家個人的主體性受到損害。‘大眾’在經濟文化教育條件限制下，也難以成為文學的創作主體。”面對知識熵增我們提出的“新大眾文藝”以“大眾”為“大眾文藝”之創作主體剛好解決作家主體之“難”。旨在建構一種以“新大眾”為主體的新型生產、傳播和評價體系，“新大眾文藝”在強調文學本位的同時，通過AI文學的新態體驗和流通機制全面促進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藝大眾化與媒介流布。

總之，基于AI 寫作的文藝創作智能化、大眾化傾向，昭示著現代文藝發展的先進性和未來性。但過往的困境表明“文學”和“大眾”的關系問題若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文學“大眾化”便只能是一種未完成的歷史向往。故而我們建設“新大眾文藝”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大眾化”和“化大眾”中處理好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與“大眾”的新型關系。依循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把互聯網技術和人工智能的重要作用描述為對“文藝形態” 的改變，對“新的文型”的催生以及由此帶來的“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新大眾文藝”理念除了以“大眾”為主體的創作者革新，也力圖以新的“文藝觀念”“文藝形態”和“新的文型”開辟新的“文藝實踐”,從而建立一種包含藝術現代性和技術現代性的“全民智能文學”生態并助力“人人皆可當作家”的時代藝術夢想，為實現中華民族之文化復興孕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