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文學新批評”今日推出王金芝的《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生產》。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是人類的新工具，人工智能應用的結果應該是形塑更加理想的人而非更加完美的機器。人類最需要的是弱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介入，能讓文學最大程度地工業化、產業化。人工智能文學生產具有數字生產、商品生產、審美生產三種功能和價值尺度。本文系“文學新批評”平臺首發，感謝作者授權發表。

自ChatGPT和Sora等人工智能技術一次次刷新人們的認知以來，關于人工智能與網絡文學變革、人工智能寫作與文學危機的話題一再激發人們的討論。事實上，人工智能對文學形成的沖擊，不過是人工智能對社會現實和人類未來形成沖擊的一個方面。《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一再標榜這樣的觀點，人工智能將引發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政策等領域的劃時代變革，將重塑人類社會秩序，將深刻影響人類未來。要預測和準確判斷人工智能的技術前景及其怎樣影響、塑造社會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卻是一件迫切的事情，因為這關切著每一個人的當下和未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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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人類的新工具。在工業革命之后，工具在人類的進化中已經發揮了重大作用。從工業革命開始，工具的變化可謂一日千里。蒸汽機給工具安裝上了強大的動力機制，遠遠超越了人力和畜力，讓工具變成了機器。電力是機器的中樞神經系統，能夠實現為哪一臺機器或為一臺機器的哪一部分分配、輸送動力，把機器變成了工廠。而計算機技術能夠更加精準地對生產進行調控，達到合理配置資源、提高生產效率的效果。同時，計算機技術又賦予機器和工廠以邏輯，使得機器成為智能機器，使工廠成為自動工廠。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不過300余年，人類已經仿照自己的模樣，將再普通不過的一塊石器或一根木棒，變成了一個力大無窮的巨人。最近一二年來，人工智能技術接連取得突破，新的技術革命似乎觸手可及，文學藝術已經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影響而出現了新的變化。

在這個關鍵時刻，人類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漁夫，拿到了一個封印著魔鬼的瓶子。按照民間最樸素的智慧，最明智的做法當然是丟下瓶子，不要揭開瓶子的封印，不要釋放出包藏禍心的魔鬼。但是人類是經不起誘惑的人類，漁夫最終揭開了封印，放出了魔鬼，導致自己面臨巨大的危險。然而，人工智能遠遠比漁夫面對的魔鬼更加危險。漁夫最終將魔鬼誘騙到瓶子中，蓋上了封印，漁夫的世界回到了原來的樣子。可是如果我們不加選擇地任憑以利益為主要目標發展人工智能，就算人類反悔了，事情也回不到起點。因為現代性開弓沒有回頭箭，技術將持續地改變世界和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時候，人文必須發揮作用，讓人類有更多的智慧和勇氣去做選擇，因為為一個力大無窮的巨人選擇、規劃正確的方向遠遠比知道怎么制作一個力大無窮的巨人更加重要。我們應該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劃定這樣一條界限：人工智能應用的結果應該是形塑更加理想的人而非更加完美的機器。任何形式的機器或技術崇拜都應當被摒棄，但機器或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

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這樣說：“在機械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們赤手從事而不借助工具的力量，同樣，在智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們也一無憑借而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進行工作，那么，縱使他們聯合起來盡其最大的努力，他們所能力試和所能成就的東西恐怕總是很有限的。”在培根看來，不管是在體力上，還是在智力上，如果不借助工具，人的力量和才智將受到很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人是工具的主體和靈魂。工具如果離開人類，將無法發揮作用。人和工具的結合，從來都是能夠發揮最大作用的最佳組合。因此，相較于通用人工智能，人類最需要的是弱人工智能（也稱狹義人工智能），這也是目前科研能夠部分建構的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雖然只能解決特定問題或執行特定任務，但是它能將特定問題或特定任務圓滿解決或完成，并極大提高生產效率。戰勝世界圍棋冠軍的AlphaGO，只能在與人對弈和自我對弈的范疇內無限循環，就是一個典型的在專業內做到最好但在其他方面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弱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寫作軟件也應當是這樣的弱人工智能。這樣專業的人工智能軟件和作家組合在一起，將會發揮出文學生產最大的力量。

第一次工業革命是科學和知識飛躍的結果。科學理應且必須讓世界的前景具有更多未來性和多樣性，而人文理應且必須讓人的前景具有更多發展性和豐富性。事實上，不管是科學還是人文，皆由人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狂飆突進，人文在科技狂飆的浪潮中亦步亦趨，甚至沉湎在歷史的避風港或者個人的小天地中。人在商品拜物教中不可自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所取代，被異化為商品與商品之間、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系。現在，大眾對人工智能的趨之若鶩或驚異恐懼，說明了人的能動性的降低與精神性的低落。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文學不能及時創造新形式、捕捉時代新精神、形塑社會新面貌、反映社會新趨勢的弊端。

人工智能將極大改變社會產品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效率，社會產品和服務將真正達到極大豐盛。也就是說，科學讓物和商品不再稀缺，而是唾手可得，屆時，人們所大量需要的將不再是物的豐盛，而是精神的豐盛。這將導致商品形式、社會產品生產發生重大變化。而此時社會秩序的重構、人文精神的再建，將成為非常迫切的事情。

人工智能技術的背后，是科學和技術從開發自然向社會控制的轉向。而使得人工智能獲得快速發展的大數據，反應的是人的生存狀態及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盡管人工智能技術并沒有改變社會生產的動力機制，維系其運行的仍然是電力，但是它深刻改變了社會生產的方式與產品形式，并直接對人施加更加嚴密、細致的影響。這里的社會控制，并非智能機器控制人和社會，而是人通過反饋和控制技術，通過機器人或自動化工廠等新型社會生產，調節人與機器、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達到機器為人和社會服務，達到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更加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其中，人與機器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成為社會控制的重點與難點。而文藝是社會活動中最活躍的因子，是人精神生活的風向標，既形塑人，又反映著人的生存狀態。

人們尤其是作家、藝術家等創作者對人工智能有著普遍的擔憂。有人擔憂作家尤其是網絡作家將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毋庸置疑，隨著人工智能軟件的應用，這種擔憂并不是杞人憂天；有人擔憂人類主體性的下降或人類萬物靈長地位的削弱，諾伯特·維納尤其擔心這一點，惴惴不安地寫了《人有人的作用》，企圖證明智能機器影響不了人的主體地位；有人擔憂文學的前途，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認為，在人工智能的介入與影響下，文學將“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自從攝影發明并應用以來，本雅明等人已經在擔憂這個問題了。這些擔憂皆指向了一個問題：即人工智能讓我們及我們的文學失去什么。可是稍微回顧一下人類發展史或技術在人類社會的應用史，我們都可以毫不遲疑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新技術的發展、應用及其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無可避免。因此，除了厘清人工智能將帶來的失去，進一步探明人工智能在文學領域將能建立什么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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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極大拓展了文學載體，降低了文學作品發表、出版的門檻，于是網絡作家大量涌入，建立了與傳統文學迥然不同的生產—消費體系，形成了足以和好萊塢電影、韓國電視劇、日本動漫媲美的中國網絡文學奇觀。而人工智能技術將降低了文學創作的門檻，最大程度擴大寫作主體，并終將驅動文學實現生產方式從個人生產到批量生產的轉變。換言之，人工智能的介入，能讓文學最大程度地工業化、產業化。這表現在人工智能既能作為一種工具，是“作家助手”，幫助作家照見更多的世界景觀、生活場景、人生經驗和情感體驗，協助作家完善語言、塑造人物、發展故事，輔助作家搜集并分析讀者反饋、市場預期，甚至幫助作家完成作家單靠個人力量無法完成的翻譯、IP轉化、傳播等工作。當人工智能寫作技術發展臻于成熟的時候，人工智能又存在成為獨立文學生產主體的可能性，那么人工智能寫作軟件將成為文學生產的自動化工廠，這使得文學生產的工業化成為可能，文學生產將呈現出自動化、批量化、標準化的特征。

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下，文學的功能和價值出現了新變化。一直以來，人類對藝術抱持著較高期許，從來把藝術視作不同于物的獨立于物的特殊形式。馬克思將藝術生產視作生產的特殊方式，是一種精神生產。即使當藝術品以物的形式存在、以商品的形式消費的時候，阿甘本仍然堅信，“藝術不是單純的物”，仍然“把藝術品視為某種獨特的、不可還原的作用(operari)或藝術‘作用’之產物”。在人工智能技術介入之后，文學能否依然屹立在人類的精神高地？能否從商品和物的堆積中脫穎而出？要厘清這個問題，就要辨正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功能與價值尺度是否有了新變。

在人工智能文學生產的視域下，文學作品至少存在三種文學功能和價值尺度。

人工智能文學生產首先是一種數字生產。這種數字生產是科學發展尤其是媒介技術變革的結果。自從人類發明和使用文字以來，現代印刷技術、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已經對文學的工業化生產施加了重大影響，而人工智能技術將引發文學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從手抄本到印刷機的飛躍，以機械復制技術實現了文學書籍的工業化復制生產，與大眾教育的普及一道助長了通俗文學的繁盛。而攝影、電影、電視劇等機械復制技術則掀起了一場圖像革命，讓繪畫、音樂、戲劇、舞蹈、建筑等藝術形式都進入了圖像的工業化復制生產階段。機械復制技術讓文學和藝術作品以復制品的形式走進更多的社會生活，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大眾文化運動。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則實現了從機械復制到數字復制的飛躍。數字復制技術改造、重塑、優化了傳統的機械復制流程，讓機械復制更加流暢的同時也使其過時；它在機械復制之外提供了文學創作、發表、傳播、接受的新渠道，在中國則體現為中國網絡文學的勃興；它為文學的傳播和改編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文學文本和接受群體，同時削弱了文學形式的創新。數字復制技術使文學更加大眾化，為虛構和擬像提供了更多的類型文本、人物形象和其他想象元素。人工智能技術實現了從數字復制到數字生產的飛躍。不管是機械復制還是數字復制，總是以人類創作的作品為母本進行復制生產，而數字生產技術則實現了虛構和擬像的自動化生產。這種數據產品以素材的形式滿足作家文學創作的需求，以原材料的形式滿足人工智能寫作軟件源源不斷的文學生產，以“萌元素”（東浩紀）、形象、故事的形式滿足不斷膨脹壯大的文化產業發展。這種數據生產如同不斷翻滾的雪球，就算如今已經非常龐大的網絡文學文本數據庫在它的面前，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這種數據生產將形成更加龐大的人工智能文學數據產品的巨大數據庫，支撐人類不斷增長的對“萌元素”、虛擬形象、故事、“幻象”（丹尼爾·布爾斯廷）和更高精神生產的需求。

人工智能文學生產是一種商品生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這樣定義商品：“商品首先是，按英國經濟學家的說法，‘生活上必需的、有用的或快意的某種東西’，是人類需要的對象，最廣義的生活資料。”而文學凸顯其使用價值，成為消費對象，并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事。當文學進入市場，為作者帶來利潤的時候，就成為了商品。文學作為商品的有用價值和文學一直以來偏重審美的無功利性形成了沖突。但隨著富裕社會、消費社會、市民社會、景觀社會的形成、發展和深入，大眾對文學、藝術、娛樂的需求不斷擴張，文學作品的商品化、文化的工業化不僅無法避免，還會更加蓬勃發展。中國網絡文學的龐大文本及其迅速向影視、動漫、有聲書、微短劇、劇本殺的蔓延，恰恰表征了互聯網時代文學的商業化與文化的工業化。人工智能文學生產本質上為文學生產提供了一種新的動力機制，將在互聯網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劇文學作品的商品化、文化的工業化。人工智能文學生產利用網絡平臺聚集的網民及其產生的數據，使文學生產進入批量化智能生產階段，大量生產滿足網民不同需求的文學商品。

人工智能文學的商品生產呈現出區別于現在文學生產的三個主要特征。首先，人工智能文學生產所內蘊的藝術生產的特殊性將逐漸消失，其生產將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商品生產逐漸同一，這也是很多研究者關注到并痛心疾首的藝術“靈光”的逐漸消逝現象。值得注意的是，藝術“靈光”消逝的進程自從機械復印技術的廣泛應用就已經開始發生了，在人工智能時代將達到頂峰。尤其以人工智能為寫作主體的人工智能文學生產，將能實現文學生產的自動化、批量化、標準化，滿足不同群體網民的各類需求。和馬克杯、茶葉、汽車、手機等物的商品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文學產品能在其生產過程中既達到標準化生產，在其消費過程中又能被消費者根據自身的需求調整文學作品的情節走向、人物形象或其他細節描寫，呈現出文學作品精神生產和消費的獨特性。盡管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生產是自動化、批量化、標準化的，但每個讀者所獲得的文學產品由于讀者的參與，而具有了差異性。

其次，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消費呈現出符號不再附著于物，而是符號作為符號直接被消費的特征。讓·鮑德里亞認為，在豐裕社會人們消費、占有物，并非消費、占有物本身，而是消費、占有物背后的一種具有差異性的符號。商品背后的這種符號不僅能將某個群體與其他群體區別開來，還能標識個體的地位、身份或其他特征。人們通過消費、占有物的目的，是為了消費、占有物背后的具有差異性的符號，這就是鮑德里亞所說的消費社會的主要特征。大塚英志則發現，在漫畫或玩具等商品中，人們消費的并不是漫畫或玩具本身，而是賦予這些商品以價值的、以碎片化形式呈現的、作為背景的大敘事、秩序或世界觀，并將之命名為物語（大敘事、秩序或世界觀）消費。無論是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還是大塚英志的物語消費，符號（故事）必須附著于物（商品），而無法自行存在。而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生產則提供了能夠讓文學（符號）獨立于物而自行存在的技術條件和技術環境，讓文學產品直接作為符號被消費。從傳統的期刊發表、出版印刷，到網絡文學生產，文學生產和消費的周期已經越來越短，人工智能文學生產和消費將最大程度縮短文學生產與消費周期，使得其具有大量生產、快速消費、直接消費的日用品消費特征。

第三，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產業將呈現出高度體系化的特征。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讓文學生產的工業化成為可能，也讓文學與視聽藝術的轉化與融合更加輕易，高度體系化與工業化的文學產業將成為娛樂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工智能技術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將為文學生產提供更多的社會關系、人類情感和出乎意料的想象，協助作家或自行建構更加龐大、更加系統的文學世界。屆時，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加持下，文學工廠將持續生產系列作品或以文學作品IP為中心建構的藝術空間，不斷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人工智能技術破除了各藝術門類之間互相轉化的壁障，使故事、形象、符號、情緒甚至意義在各藝術門類之間流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讓文學和娛樂產業的融合更加緊密。人工智能文學生產是一種破壁除障的生產方式，能讓文學真正達到工業化生產，形成大眾文學工業體系，成為娛樂產業最親密無間的一部分。

人工智能文學生產是一種審美生產。就像對人的存在的不斷追問一樣，人們對什么是藝術，藝術何以存在的求索同樣孜孜不倦。黑格爾認為藝術是心靈的自由，藝術的現實是理想。海德格爾認為藝術是一種客觀真理。他們都將藝術和現實劃清了界限。阿多諾已經看到了文化工業的偉力，認為藝術具有雙重性，一方面藝術是一種自為存在，和自由、理想、真理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藝術是一種社會現實。作為藝術的一種，文學同樣具有這種雙重性，且這種雙重性在人工智能時代將得到強化和發展。文學是一種社會現實的這一面，表現在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呈現出大量需求、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的特征。而文學作為一種自由、理想和自為存在的一面，則表現在作家在新的社會現實中發見的關乎人類生存的新狀態、人類心靈的新自由和人類未來的新理想。而人類生存的新狀態、人類心靈的新自由和人類未來的新理想則是超越真實與幻象的新的文學。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文學生產的工業化程度越高，碎片化程度也隨之越高，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將越來越遠離整體性和真實性。一方面，以作家為主體的創作將不得不從虛構和擬像的世界中突圍，回歸真實，觸摸自然，以真實和自然對抗龐大的擬像世界；另一方面，以作家為主體的創作將超越技術和擬像，從大眾化和碎片化的文學中突圍，對世界和人類生存形成一種系統性和整體性的觀照。真正的審美生產將秉持一種直面真實的文學姿態，是一種關乎人類生存現狀的擬像生產與建構未來理想生活的預言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