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當代文壇》主編楊青女士突然給我打電話，說想請我主持一個欄目，“同時代批評”，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下來了。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對楊青女士的信任以及《當代文壇》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對“同時代批評”這一概念有特別的認同。這一認同甚至是自動性的，我從來沒有對“同時代批評”進行過相關的理論界定和概念史的梳理，我甚至從來沒有將“同時代批評”作為一個“客觀對象”進行思考過。我的一個潛意識就是，我從事文學批評以來的所作所為，所思所考，一直就是一種“同時代批評”，它沒有外在于我，它幾乎就是我行為的邏輯和實踐的全部落腳點。從早期的《80后，怎么辦》，一直到最近的“新南方寫作”，從鼓勵學生們創辦“同代人”公眾號，到持續了近10年40期的“聯合文學課堂”，“同時代批評”是我切身行動于自我歷史語境中的價值觀和方法論。

但是當把“同時代批評”作為一個關鍵詞，邀請眾多的批評家、學者、作家圍繞它來展開思考、觀察和論述時，我覺得應該有必要對這一關鍵詞的內涵和外延，它意義的多層次性，它所能激活的歷史資源和現實應對，進行一個我個人意義上的描述，當然，其中的重中之重，在于如何理解“同時代”。

我們可以首先將“同時代”理解為一種物理意義上的時間，在物理時間的意義上，“同時代”可以理解為“同代人”，它指認的是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環境和歷史時段，分享有相同的生活經驗、歷史感受和價值觀念的一批人——雖然我們明白，這種“完全相同”基本上是一種編纂學意義上的假想——但正是在這種假定性的前提下，“同時代”在現代語境中被歸納為一種“代際學”。李澤厚的“六代知識分子論”，1980年代的“五代批評家論”，21世紀以來占據中國當代文學分類學主流的“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論，都是這一“同時代”物理時間上的具體體現。這一指認方式從一開始就飽受爭議，但奇怪的是卻一直沿用至今且隱約已經建構起了自身的學理性，很顯然，這不是“好用”這一簡單的理由就能解釋。在我看來，“同時代”的“代際化”恰好暗示了中國現代以來最重要的文化/文學邏輯，這一邏輯就是以外在于文化/文學的社會問題作為文化/文學的驅動機制，這種外驅動的機制使得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化想象和文學書寫具有強烈的社會學氣質，很多的文學作品甚至可以直接被社會學化，它的優勢是宏大敘事和社會視野，它的不足是文學的內在維度和超越性嚴重匱乏。

但“同時代”不僅僅是“代際化”的某一代人，在這個意義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和批評”“要做同代人的批評家”之類的語焉不詳的表達都應該接受更嚴格的審視。在這里有必要征用阿甘本著名的“同時代性”理論——雖然這一理論在中文語境里已經被征用得有點泛濫成災了。在阿甘本的界定里：“同時代性就是指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特關系，這種關系既依附于時代，同時又與它保持距離”，因此，擁有這種“同時代性”的“同時代人”指的是那種通過“脫節”“時代錯誤”“不合時宜”等方式與時代發生關系的人。如果要對比阿甘本的“同時代人”的概念和中國現代語境中的“同代際人”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分野在于，在中國現代語境中的“同代際人”的概念中，時代是一個龐然大物，是一個不可撼動的大他者，“時代”不能被對話、討論，當然也就不能被建構。“時代”是被規定好的，在這個前提下，“同代際”也就只能是一個被動的歸類。在阿甘本的理論譜系里則不然，“時代”從來就是動態的，“時代”當然提供了一定的規定性，但“時代”并沒有規定到“堅不可摧”，恰恰相反，個人可以通過“奇特的方式”——這些方式往往與那個規定的時代精神背道而馳——重新構建“時代”，在此“時代”是流動的、多維的。正是如此，阿甘本的“同時代人”可以說是一種“篩選法”，即通過“同時代性”對物理時間意義上的“同代人”/“同代際人”進行篩選、甄別、挑揀。這產生了兩種互文的后果，一是縮減了“同代人”的范圍，現在只有那些通過獨特的個人方式與時代發生互動的人才能是真正的“同時代人”，二是突破了“同代人”/“同代際人”年代學的物理限制，那些可以給我們提供啟示和示范的“死人”可以“死而復活”，因為他們的行為和書寫激活了此時此刻，那么，他們也可以是“同時代人”。舉例來說，一位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他的同時代人既包含著同樣出生于1980年代的一部分人，同時也包含著出生于任何物理時間的人，既可以是活著的一部分人，也可以是早已經成為亡靈的屈原、但丁、莎士比亞、湯顯祖、曹雪芹、魯迅等等。

如果將上述論證看作“同時代”的正反論，那么，我的合論應該是這么推演出來的，“同時代”是一個既包含了物理時間又包含了文化時間的特殊的時空存在，“同時代性”指向兩個互相關聯的層次。在第一層次上，“同時代人”深刻地意識到他只能是生活在他肉體存在的時代，他無法假設他生活在一個他尚未誕生或者他已經死去的時代——只能是當下，永遠的當下時刻。在第二個層次上，“同時代人”又并非僅僅“活”在當下，當下之所有意義在于它和起源、過去、未來等等時刻緊密關聯，“同時代人”能夠在當下感受并捕捉到并不屬于當下的氣息，當下因為這種氣息變得陌生起來。總之，“同時代人”應該是這樣一種人，他牢牢鍥入當下的土壤，并“死死地凝視”，因為鍥入的土壤是如此地深入，因為凝視到了在日常光譜里被遮蔽的幽微之靈，“同時代人”將既有的時代定規打散，在歷史、現實、未來，在可見與不可見，在深淵和天穹之間建立起了聯系，這一聯系獨屬于他自己，如此，他才配稱得上是同時代人，如此的文學和批評，才能配得上是真正的“同時代的文學與批評”。

可想而知，“同時代人”并非預定的位置和角色，成為“同時代人”并建構“同時代批評”是一條艱苦卓絕的求索之路。時代的塵垢越來越厚，它的規定性越來越強，我們太習慣于從這些規定性去想象、理解和書寫，有一部分人甚至會和光同塵，將這種外在的規定性內化為自我的行動準則，這是大部分心靈的狀態。馬克思·韋伯在1920年代的晦暗時刻曾經預言有一部分人會選擇妥協和合作，另外一部分人會選擇自殺或者神秘主義，還有一部分人認清了現實，但堅韌地與現實纏斗。在韋伯看來，前兩種人都不是真正以政治為志業的人，第三種人才是，而這第三種人，恰好就是“同時代人”。因此，成為同時代人首先需要的可能不是知識——我們今天的知識還少嗎？甚至也不是智慧，多少欺騙假借“智慧”之名大行其道。阿甘本認為成為“同時代人”的首要前提是勇氣，我認為還應該加上誠實。誠實就如《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孩子，他只是說出了最基本的常識；勇氣就如張承志筆下的那個殉難者，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但他拒絕族人對他的解救，而是以卑弱之身踐行大道之奧秘……好了，或者有人會嗤笑我持論過高，但捫心自問，在最低的道德限度內，我們哪怕是做到了一點點？我們是否有過最少的自省，一日三問吾身：忠否？信否？義否？

由此折返回自我，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我對“同時代人”“同時代文學”和“同時代批評”做的工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在被時代的瑣屑團團圍困的時刻，我們每個人或許覺得有一種危機：我們心靈中的“同時代性”正在被漸漸稀釋，我們“同時代的文學與批評”也在海量喧囂的“高音喇叭”中被湮沒不聞。因此，一個提問是：用什么樣的姿態，什么樣的語言，什么樣的結構形式才能建設我們真正的同時代性以及深植于此的同時代批評？

這是我對自己的詰問，也是這個欄目開欄的初衷。每一篇加入這個欄目的文章，都意味著一次嘗試：我們曾經一次次經受歷史和心靈的潰敗，但沒有關系，因為真正的“同時代性”——類似于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正是在這反復的輪回中才得以展開生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