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指出，“習近平文化思想全面闡述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地位作用、目標任務、方針原則、戰略路徑、實踐要求，既有文化理論上的創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個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科學體系”。就習近平文化思想關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對中華美學精神、美育傳統的傳承創新的精辟論述，作筆記兩則，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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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有著高度重視文化建設的優秀傳統。黨的第一代領袖毛澤東同志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就說過，黨領導的革命事業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拿槍的軍隊，總司令是朱德；另一支是文化的軍隊，總司令是魯迅。從毛澤東主席到習近平總書記，其文化思想一根紅線貫穿，一脈相承，繼承發展，在黨領導的文化建設中都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中國化、民族化、時代化。毛澤東主席在1938年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兩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把“第二個結合”視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這確實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新觀點、新理念。當然，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政治”“經濟”“文化”三大篇章布局的思維方式推斷，我國的具體實際理應包含“政治的實際”“經濟的實際”與“文化的實際”。但毋庸諱言的是，由于時處民族解放的戰爭環境，對“政治的實際”的結合必須突出，對“經濟的實際”的結合也在如土改運動與南泥灣開荒大生產運動中講得不少，與“文化的實際”的結合在以廣西桂林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文化抗日運動中大顯神威。歷史進入新時代的和平建設時期后，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強調提出了“第二個結合”即“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確有深意存焉！

文化是民族的根魂和血脈。毛澤東主席和習近平總書記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毛澤東主席在193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多次重要會議中，都曾用“博大精深”這一成語來稱頌中華傳統文化；他們還都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一介詞結構來強調對傳統文化應當給以總結、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但是，在談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時，毛澤東主席在戰爭歲月里多用“批判繼承”，強調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而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和平建設環境里則提出了“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揚棄”較之于“批判”，是哲學術語，更突出了有“揚”有“棄”，通向守正創新。

這就觸及了中華傳統文化如何現代化的嚴峻課題。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關于這一課題的論述，是一個科學體系，必須全面領悟，不可有所偏廢。

首先，對傳統文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做到“兩有”——“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這是前提。傳統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仍須以科學的歷史觀、美學觀去揚其精華、棄其糟粕，完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比如“二十四孝”，“孝”之精義，當繼承弘揚，然其間“割肉奉親”之類的愚昧之舉，則當棄矣。

其次，對傳統文化，其實踐路徑，必須實行“兩與”——“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這是“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必由之路。且看由羅周編劇、李政成主演、揚州揚劇院演出的揚劇《鄭板橋》，就在當代舞臺上血肉豐滿、活靈活現地塑造出一位古代文人“以民為本、以藝通心”的精神靈魂，引起當代觀眾強烈的情感共鳴，為中國式現代化宏偉大業提供了新時代所需的思想正能量！

最后，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兩創”即“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是宗旨和目標。只有堅持“兩有”的思想方法，堅定不移走“兩與”的實踐路徑，才能真正實現“兩創”的宗旨目標。這是為新時代成功的文化建設和藝術實踐反復印證了的真理。我們當永遠銘記并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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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提出了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這又是關于文化建設的一個新觀點、新理念。

實事求是地說，在此之前，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黨的主要負責人都高度重視文化文藝事業，都強調這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但是，在他們的公開指示和黨的文件中，都尚未用過“美學”一詞。我猜想并考證過，這恐怕與學術界長期流傳著一種說法有關，認為“美學”一詞是從西方傳譯過來的，而西方有哲人則認為中國古代既無哲學，也無美學。其實，說中國古代無哲學、無美學，這既是無知，也是妄說。請問，老子的《道德經》、孔子的《論語》乃至莊子、孟子直到張載、王陽明等的學說中，能說沒有哲學嗎？我看比之西方古典哲學，可謂“天人合一”與“主客二分”，各有所長，互補成輝，一點也不遜色。至于“美學”一詞，倒確實是從西語轉譯而來，為此，上世紀50年代起，中國學術界就曾為“美”的定義爭議了數十年，大致形成了四派主張：一是美在客觀，以蔡儀為代表；二是美在主觀，以呂熒、高爾泰為代表，高爾泰還提出美是自由的象征；三是朱光潛提出美在主客觀的統一，最終統一于主體；四是李澤厚提出美在主客觀的統一，但最終統一于實踐，他由此提出了“實踐美學”。四派主張，各抒己見，爭論不休，終無結果。直至新時期，北京大學教授葉朗領銜150多位大學教授、學者積十余年耕耘，集體編成《中國歷代美學文庫》共十九冊，自先秦至民國。我讀罷，感慨萬千，受益良多！怎能胡謅“中國古代無美學”呢？僅舉一例，唐代柳宗元被貶官后，回到柳州。其表弟在柳州修一新亭，引起鄉賢諸友爭議，有人稱亭美，有人曰亭丑。這倒頗像今日之中央電視臺總部大樓引起的爭議一樣。亭主請柳宗元賦文，文中八字曰“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請看，絕了！美與客觀有關，但又不只決定于客觀；美與主觀有關，但亦不全決定于主觀。因為人的觀念（歷史觀和美學觀）不同，所以才對同一審美對象產生了不同的審美評價。寥寥八字，竟把上述關于何為“美”的四個學派觀點之合理處盡收，而把片面處盡棄，其間灌注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維，不就是中國古代哲學和美學的魅力嗎！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了黨領導文化、文藝工作的豐富經驗，理直氣壯地大聲疾呼要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他進一步精辟地闡釋了何為中華美學精神——

一是從審美創造的運作思維上，“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的，論國畫，中國畫家畫松，不是畫松之真，而是言說人之“青松挺且直”之志；畫梅，不是畫梅之艷，而是言說人之“俏也不爭春”之品；畫竹，不是畫竹之青，而是言說人之虛懷若谷之節。人生的哲理，做人的道理，都蘊含其間呀！明乎此，再讀宗白華論意境，個中深味，當更體悟。

二是從審美創造的結構原則上，“言簡意賅、凝練節制”。是的，從秦文漢賦，到唐詩宋詞，再到元曲雜文，傳世經典都可謂字字珠璣，惜墨如金。新時代要以文化人，以藝通心，培根鑄魂，啟智增慧，更須如此呀！君不見，時下被資本綁架了的某些注水電視劇， 30集不夠就40集，多一集多拿一集錢，越拍越長，真成了“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這不是悖離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了嗎？

三是從審美創造的宗旨上，“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妙哉！中華民族的審美創造，其宗旨就是要塑造出形神兼備的具有高尚深遠的精神意境的藝術形象，以美塑象，立德樹人。為此，習近平總書記說：“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他對文藝作品提出了“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三方面的高質量標準。

最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美學精神要追求“知、情、意、行相統一”。“知、情、意”對應的是“真、善、美”，這是西方美學也提倡的。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加上了“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中的“行”，凸顯出中華美學精神鮮明的實踐品格，值得我們深思。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央美術學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因勢利導，又發出了“加強美育工作，很有必要”的號召。美學，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關于創造美、鑒賞美、傳播美的一門學問；運用這門學問去培育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提升全民族精神素質的實踐，稱為美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美學與美育齊抓共振，中華美學精神與中華美育傳統相輔相成、互補共進，這便是認真學習、領悟、踐行好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