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泛影像化和泛媒介化相疊加的時代，由數據和算法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共同驅動的計算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成為影像人類學、影像社會學創新發展的新方向。人類及其生活世界不僅被數據編碼所表征，而且受到數據計算系統邏輯的管制。這是一種既高度簡化又充滿不穩定性的認知狀態，容易使人類陷入算法困境。我們需要遵循“價值優先”的原則，對算法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提高媒介素養，而虛擬影像民族志的書寫關注人們在互聯網平臺的影像“生產-傳播-價值體驗”的各個環節，它沿著數智化的路徑躍遷，完成對社會的洞察和對個體的觀照。

虛擬影像民族志與影像人類學知識生產方式的轉向

從我們擁有智能手機開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影像、我們所觀察到的社會圖景都逐步被吸納到互聯網的大數據世界之中，無可逃避。基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社會影像書寫，使我們的影像生活發生了重大轉變。隨著微信、抖音、網上購物等技術應用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深度關聯，移動互聯使時空碎片化，形成去中心化的生活空間，人們在虛擬界面中呈現自我、剖析自我、理解自我，“古典”民族志書寫曾經強調的現場參與和田野觀察開始顯露不足，而基于對億萬手機界面的參與觀察形成另外一種形式虛擬民族志的書寫，通過對大量人群碎片化影像信息的呈現，這種虛擬民族志并不追求大數據的完整性、系統性特征，正使影像人類學的知識生產模式發生轉向。

傳統的人類學研究強調在長期田野調查的基礎之上，通過參與地方社會生活，觀察人群的生活模式、民族社群關系、節日活動與信仰儀式等，以具身體驗和客位反思的方式，深入地理解當地的文化脈絡，在這種交匯共融的相處中進行田野觀察。而大規模數據處理技術的出現與運用給影像人類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基于計算社會科學發展的研究策略。

在數智時代的影像研究中，我們需要以數字化的方式理解世界。從認知功能角度來理解數字思維，它不僅強調數據計算和數據分析，還強調對復雜系統進行建模，通過模型提取知識要素、認識規律。在數智時代的網絡空間中，時刻都在產生海量的影像數據，這些影像反映著生活世界的社會情境。這些不斷涌現的影像數據構成了新的社會生產要素，同時也成為靜態的認知要素。

在基于數據的知識生產過程中，算法的對象即數據體現出知識表示的直觀性、工具性、涌現性的特征，算法首先完成的是對數據處理過程的模型化。任何不能以數據形式來表達的信息要素都不能進入算法模型，這也體現了控制論意義下的去主體化過程。所以算法參與的知識生產過程，具有典型的技術意識形態屬性。

今天，數據成為影像生產、影像實踐的基本要素，我們對于影像的認知嚴重依賴于對影像數據的認知。由此可見，我們的肉身與數字自我共同構成了人的存在，生活世界的各種可數字化對象的存在形態也都如此。這種集合式的新形態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主體與對象的互聯，進而形成了數字孿生的概念。

在數智時代情境中，任何對象都在源源不斷地產生數據，我們認識世界理解生活的重要途徑就是對數據的處理，數據成為社會生產與知識生產的基本要素，數據分析和數據闡釋都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方法。數據闡釋將計算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的知識關聯起來，試圖彌合我們對不同知識領域認知不均衡而形成的認知溝壑。

“權力”的陷阱：影像生產與傳播的算法困境

算法即“權力”，數智時代的人工智能技術對影像民族志的書寫、對于人類社會影像的生產與傳播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它是否是一種數據操控下的影像研究？它意味著人工智能來到生活世界，是我們影像生產的賦能工具，還是一個突破人類界限并可能失去控制的不祥力量？人工智能對文明的影響有多個方面內容，比如它在何種程度上并以何種方式影響我們與藝術的關系、我們與機器的關系、我們與世界的關系、我們與他人的關系、我們與自我的關系，以及我們與知識的關系等。

數智時代，用戶既是影像內容的觀眾，也是影像內容的生產者。去中心化的影像生產使影像數量高速膨脹，大量低質量圖像內容充斥數據空間，尤其一些低俗的影像內容因算法技術占據了影像平臺的“流量高地”。

算法主導了信息與用戶的匹配，在我們提高效率的同時，自身的“主體性”大幅弱化了。算法推薦等技術使人類意識被拘束在狹窄時空，被動吸收同質化的內容，導致趨于封閉的信息選擇傾向，形成了“信息繭房”。同時，“回音室效應”、數字拜物教、算法黑箱、算法歧視、算法后門等技術問題越來越凸顯。大眾的影像行為越來越趨于碎片化，消解了人們深層思考能力，也削弱了主流價值的引領效度。

算法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算法在資本應用邏輯中，成為資本增殖的基本生產要素，進而被適應資本增殖的意識形態所滲透。于是就會出現用資本增殖的標準決定數據怎么抓取、怎么標注、怎么分類，以及制定什么樣的算法程序、算法規則，以及輸出什么樣的結果。這個過程意味著算法具有主觀的判斷，存在什么是對的、什么是好的價值標準。這一過程本身就是算法的主體目的性和價值性的體現。算法介入的虛擬影像民族志的書寫，更應該注重算法設計中加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道德規范。

哈貝馬斯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交往行為理論》中對生活世界殖民化進行了揭示，現代社會中的技術和科學對人類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導致人類成為技術的被動對象。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越來越依賴科技和大數據來生產、管理和決策，AI作為大數據背后勢力的代理人，左右資源控制與權益分配。很多專家認為，這是一種“數據操控下的影像生產與傳播”。

這種影像生產與研究的新模式，既可以使知識民主化，每個人類個體都可以有能力成為影像藝術家和影像研究專家，也可能成為數字鴻溝繼續擴大的技術壁壘；數字技術在生活世界極大賦能的同時，帶來生活世界殖民化；大規模語言模型的訓練，最終可能導致作為個體的社會人的自主性消失，差異化被抹平，逐步導致個體思維的單向度思考。

影像的生產與傳播早已是關系到國家形象、文化軟實力的競爭，這也涉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話語權、主導權的競爭，成為國家層面戰略決策的重要內容。所以人工智能、大數據與影像完全可以在更為廣闊的范圍中更加深入探討與研究。

擁抱數智時代

在數智時代，虛擬影像民族志的書寫更加需要適應數據密集型科學研究的規律，更加全面、深刻、精確地發現和分析利用有關人類行為與社會互動的多源異構數據。所以，加快推進各個學科領域數據要素融通匯聚是推動大數據影像研究的前提和關鍵。涉及影像記錄的公共數據資源、私有數據資源相對較多，由于部門利益保護、數據標準、涉密等原因，共享程度不高。完善數據開放共享規則，建立公共數據開放共享目錄和私有影像數據資源的流通標準架構，明確公共數據開放標準和范圍，建立健全分行業、分場景的可控數據有序開放機制，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數據利用效率。

影像的數據分析工具和影像數據平臺成為數智時代影像數據分析的必要路徑。建設具有自動采集和分析海量多源異構數據功能的影像大數據研究平臺已經十分迫切。目前的人工智能計算平臺已經可以提供精細的圖像數據采集分析工具，可以輔助提供影像民族志研究分析報告。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夯實影像大數據發展基礎。基于大規模數據分析的虛擬影像人類學對數字基礎設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目前我國在國家戰略層面正在加快推進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影像人類學、影像社會學研究都應該積極融入國家戰略，利用現有數據基礎設施資源，利用計算社會科學領域的多方研究機構，提升社會計算能力，實現影像學大數據研究的快速健康發展。

同時，加強影像領域數據治理的重要性更加突顯，在釋放數據價值的同時，必須要堵住數據“非法濫用”、保障數據安全、注重社會個體影像隱私，構建影像數據治理框架，確保影像收集、影像存儲、影像傳輸、影像共享和保護、影像分析計算等全流程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在數據訓練和算法以及模型設計的全鏈條中，影像的數據算法在影像民族志研究應該發揮其公共服務的使用價值。這表現為在數據抓取、標注、分類以及算法設計過程中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道德規范，還應該在數據訓練和算法運行過程中運用制度和公權力加強監督和管理。

今天我們已經進入數智時代，虛擬影像民族志的書寫不可能局限于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框架，更加需要社會科學、信息科學、計算科學等多個交叉科學的方法論，需要網絡空間的“社會計算”，需要多領域知識、多模態數據融合交織。在當下我們生活空間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多種信息資源交融，通過影像數據來研究分析復雜數字社會的演化機制、人類社會的行為互動機制，由數據和算法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共同驅動的計算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成為影像人類學、影像社會學創新發展的新方向。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攝影與數字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