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聶華苓從美國愛荷華來信，來信略謂──

八月間，我被選入“愛荷華州婦人名人堂”；十二月，愛荷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為“文學城”，為世界第三個城市有此命名。在美國是第一個。十二月我被選為新浪“文化人物”。2008年，是我的豐收年。

自從夫婿保羅·安格爾逝世后，聶華苓一直沒有離開過愛荷華。

那是一座位于美國中西部的小城。聶華苓在那個小城與保羅·安格爾主持“國際寫作計劃”，在那里一起生活，相濡以沫。

一個中國嬌小玲瓏的女子與一個魁偉健壯的德裔詩人，在這個小城不光碰撞出炫目的愛情火花，而且成就了一番舉世矚目的文學事業。

每年來自世界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作家，在這個美麗的小城交流。因為這對異國夫婦的心血耕耘，這個小城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學城。在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期間，每天都有文學講座、詩歌朗誦會、戲劇演出或其他藝術表演。

這是全球商潮聲中葆下的一塊文學凈土，頑強地撐起一角澄澈的文學天空。

聶華苓來信說，保羅·安格爾離開后，她也從“國際寫作計劃”退休。但是她與國際寫作計劃關系從未割斷過。她還經常為國際寫作計劃出謀獻策，為其提供作家名單，包括中國作家名單，換言之，她并沒有真正卸下國際寫作計劃工作。

我曾說過，她是一個勇敢、可敬、可親的大姐；她是海內外作家的朋友，也是作家的親人。到過愛荷華的作家和與她交往過的作家都得到過她的關懷、她的噓寒問暖。從寫作到起居飲食的每一個生活細節，她都想得周全，必要時她都會給予及時的援手──也許是一個電話、一聲叮嚀、一個意外的安排……她還經常為作家們親自下廚……所有這些，實在令人感動，使你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至于她的勇毅精神，在保羅·安格爾逝世后更表現無遺。

保羅·安格爾逝世后，我與家人特地跑到安寓去探望她。她帶領我們看安寓內外的布置，一切的一切，還是保羅·安格爾生前的原樣。她沒有改變家中的擺設，保羅的書房，打字機仍然固守在那里，書桌上的打字稿、打字紙、筆、墻腳的那一雙有點裂口的舊拖鞋，都依著安格爾生前原樣地擺放著。其他如客廳、飯廳，甚至茶幾上的擺設，也沒有挪動。茶幾上放著的是他逝世前翻閱的書、報，其中包括1991年1月30日的紐約書評和他自己的中文譯著《美國孩子》。保羅·安格爾的珍藏、掛滿墻壁的來自世界各民族的臉譜，還在那里扮演千奇百怪的鬼臉。

華苓說，所有這些──屬于保羅·安格爾的舊物、舊陳設，都不會改變。他與她同在。

1991年，她與保羅·安格爾赴波蘭接受“文化貢獻獎”，就在途次芝加哥機場時、即保羅·安格爾遽逝的那一天早上，“他還在種蔦蘿”。她說，她看見他“在地上攤著一些血”。我在兩年后的一九九三年去探望華苓大姐，蔦蘿已生長得郁郁繁茂。她說：“我一定要好好保育下去！”

蔦蘿是深情之物，寓意深刻，《詩經》的《小雅·頍弁》有“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句，意喻兄弟親屬連綿依附、相互扶持、親密無間。

遙想愛荷華山丘上的一座凌虛而建的閎大的獨立屋，住著一個中國女子，孑然而不孤單，年邁而矯健，滄桑而不老朽，她的臉龐永遠綻漾燦然的笑靨，我不禁肅然起敬！

1983年秋，我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后，逗留一年進修英語，聶華苓曾施以援手，給我掛一個“國際寫作計劃”助理研究員名銜，為她整理資料，每月有點外快，其實是幫助我完成這一年的學校生活。

在愛荷華大學期間這一年，聶華苓大小活動特別是宴客和文化活動，都會親自打電話讓我參加，使我排遣了不少學子兼游子的鄉愁和寂寞的心境。

我返港后，我把兩個女兒送到愛荷華大學念書。我的兩個女兒在愛荷華求學期間，也受到她多方的照拂。幼女曾因感情問題受到一位老師的欺負，學校不分青黃皂白，一味維護這位老師，并且反過來把責任推給我女兒，在我的請求下，聶華苓挺身而出，甚至為她找最好的義務律師出面，使她安然渡過大難關。我女兒獲博士學位，聶華苓在頒授儀式上為她歡呼、為她鼓掌。在愛荷華大學的聶華苓頒授榮譽儀式上，我說，聶華苓是我的親人，是我的母親。我此次赴愛荷華就是抱著探親的心態。我不知道如何表達對這位親人、母親的無限敬意和感激之情。我用了一種最簡單、最直截的表達方式——家庭式聚會。

我老遠從香港捎去鮑魚罐頭、香菇及威士忌，像過去我和許多中國作家在安寓下廚一樣，三十多年后的我，在臨離開愛荷華前夕，下決心親自做一頓飯，款待聶華苓一家。

那一天，起過大清早，徒步跑到愛荷華一家由韓國人開的賣東方食品的店鋪，買菜、肉。這家過去是唯一一家賣東方食品的店鋪，原只占一個鋪位的小店，現在已有三個鋪面。聽說這幾年，還有一家更大的中國超市落成，這也說明到愛荷華大學求學的東方人顯著增多了。

與三十多年前情景一樣，我做菜時，聶華苓遞給我一杯干邑，一邊喝酒一邊興致勃勃地看我做菜。她說，要學我的烹飪。

過去在愛荷華寫作計劃活動期間，經常舉行會餐。我大都是做豉油雞、油爆蝦和福建炒米粉，陳映真則是做臺式煮雞和元蹄（豬蹄），王安憶與母親茹志鵑是做肉末雪里蕻。

這一次，我做了三菜一湯，鮑魚蠔油生菜、香菇燜排骨、大白菜炒韓國粉絲和韓國速凍金針菜雞湯。

雖然菜式再簡單不過，但在偏遠的美國中西部的愛荷華城，已是一頓頗豐盛的晚餐。聶華苓試菜后，頻說：“好！好！！”

恰逢聶華苓最疼愛的孫女、次女兒藍藍的女兒安霞，及安霞剛誕下不久的女嬰，大女兒薇薇的丈夫克勞斯及孫子克里斯托弗都跑來愛城向聶華苓道賀。此外，還有安霞同父異母的哥哥保羅·金也來了。

除了大女兒薇薇因在多倫多大學執教鞭難以抽暇前來，聶家大小濟濟一堂，熱鬧得很，也吃得很香！

那一頓飯也是告別宴，翌日大清早我趕返繁囂的香港。聶華苓堅持要送別。大清早自己開車，冒著豆大的雨，來酒店與我吃早餐。其實她并沒有吃東西，她說早上不大吃東西，只是陪我吃早餐而已。吃完早餐，她目睹我上了酒店到機場的專車（她事先已幫我付了車資及酒店住宿、膳食費） 。目送她孤身沐在冷雨中去取車瑟縮的背影，我的眼睛濕濡了！

四十年，我已從一個毛頭小子，變成了今天年紀老邁的人；聶華苓已從過去儀態萬千的女子，變成一位和藹可親不失伶俐的長者。歲月流走的痕跡也許只是臉上的風霜，磨不掉的是她那澄澈的笑靨和響亮的笑聲，磨不掉的是她的赤子之心和仁者的風范，磨不掉的是她與文化人親逾骨肉的情誼……

今年六月下旬，我的次女潘宇翔一家到愛荷華首府得梅因辦事，我讓她去愛荷華城探望聶阿姨。女兒開了兩個多小時車程去看望她。

女兒潘宇翔向我回憶道：

我今天下午開車到愛城。到了五月花樓，記得是旁邊一條小路開上山。找到那紅色的屋。按門鐘，一個黑人女子走下來。她對我說聶阿姨在午睡，叫我晚上再來。我告知我開了兩小時車到，沒法等到晚上。她回去看說聶阿姨已醒。我把父親和我的名字寫在紙上，請她給聶阿姨。就是這樣我進去了。聶阿姨不記得我了，但是她完全記得父親，她說有些朋友永遠記得。我給她看上次五十周年父親和她的合照，也把家中近況告訴她，她很開心地問：“你爸爸最近是否有新作品出版？”她接著回憶說，“他人很好，頭腦也很好，代我問候他。”坐了一個半小時，我便開車回得梅因了。

我女兒把與她見面的錄音傳給我——

你告訴你爸爸，我真的很懷念他。他這個人，頭腦好，人又好，不像有些人，頭腦好，忽悠忽悠的……

你告訴你爸爸，我很高興你來了。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年紀也大了，可是他很努力……

想不到，四個月后她翩然而逝。

今天她已仙逝，但她的音容宛在，歷歷在目。她的二千金王曉藍要我寫一段話，在追悼會上朗誦，我寫道——

我曾寫過，您以一己之力，在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城撐起國際文學交流的一片藍天！您是不同國籍、地域、文化背景的作家的母親，您給作家以慈母般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安撫那一顆顆在黑暗中、在戰斗中守護光明與真理而揮毫的作家們創傷的心靈！1983年秋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活動后，我還勾留一年，在愛大惡補英語，以考讀紐約大學出版管理及雜志學！您讓我掛一國際寫作計劃助理研究員，以彌補日常開支。后來我把兩個女兒送去愛大留學，又備受您的照拂。您對我的一家恩情深似海！我們慈愛而偉大的母親，您的一生太勞累了，您雖然悄然而去，您的獻身精神，您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令人仰止；您如一道劃破長空的璀璨的閃光，照亮了許許多多作家心坎，我們將永遠帶著您的囑托和溫煦的關懷，恪盡職責，為文壇發出一份光與熱！

我們偉大的母親，請安息吧！我們永遠懷念您！

——1983年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香港作家潘耀明泣拜

（作者系香港文學館館長、香港作家聯會會長、世界華文作家聯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