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位作家的作品曾在你生命的早期階段帶來重大的影響，那么對他的閱讀必定帶有過多的個人牽絆。村上春樹對我來說就是這樣一位羈絆至深的作家，盡管我對他的新作屢次失望，但每當有新書出版，還是會在第一時間買來讀。另一些時候則是查漏補缺地讀他的舊作，或重讀已讀過的，可謂常讀常新。

上海譯文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人造衛星情人》（賴明珠譯），成為我又一次閱讀村上的契機。初讀此書是林少華的譯本《斯普特尼克戀人》（譯文出版社，2001），距今二十多年。我記得其中的兩女一男和大致脈絡，還記得那是個開放式結局的小說，最后的打電話場景難免讓人想到《挪威的森林》。比起我反復讀過多次的《尋羊冒險記》《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這本書相對簡單，當年沒能留下足夠深刻的印象。既然新譯本上市，那就讀讀看吧，畢竟小說的印象是由作者和讀者共同完成的，當讀者歷經時間的變化，通過閱讀將會獲得不一樣的體驗。

《人造衛星情人》，賴明珠/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4年9月版

《人造衛星情人》是村上的第九部長篇，日文版由講談社于1999年4月出版，和《發條鳥年代記》第三部（新潮社）相隔四年。三年后，《海邊的卡夫卡》由新潮社出版。作為夾在兩部重磅長篇之間的小長篇，乍看不起眼，但必須考慮到，這本小書的創作時間正好銜接另外兩本非虛構，分別是采訪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受害事件的《地下》（講談社，1997）、采訪奧姆真理教成員的《在約定的場所》（文藝春秋，1998），也就是說，作家投向現實世界的目光，必然以某種形式映射在小說創作中。當然，以村上一貫的充滿隱喻的風格，這種投射并不清晰可見。

正如《挪威的森林》脫胎自短篇《螢》，《人造衛星情人》也有先行短篇，名為《食人貓》。在這里必須提及講談社的兩套書：《村上春樹全作品 1979～1989》（8卷本，講談社，1993）和《村上春樹全作品 1990～2000》（7卷本，講談社，2004）。兩套書均是盒裝，外盒以及各冊書封由和田誠設計。《食人貓》收錄在前一套的第八卷，該卷包含村上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短篇小說，在套裝的出版節點上，基本算是近作。尤其《食人貓》此前未在雜志刊登過，是套裝的賣點之一。

套裝上市時的價格是含稅27940日元，如今在二手市場漲到50000日元，折合人民幣約2400元。對于我這樣沒有傾巨款買套裝的讀者，有另一種途徑讀到《食人貓》。2006年，美國克諾夫出版社推出村上精選短篇集《盲柳，眠女》（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篇目由村上本人挑選，譯者是菲利普·加布里埃爾（Philip Gabriel）和杰伊·魯賓（Jay Rubin），這兩位都是村上在英文世界合作多年的主力譯者。村上為了英譯本將小說做了若干修訂，以題名作為例，《盲柳與眠女》最初刊于《文學界》（1983.12），收錄在《螢·燒倉房·其他短篇》（新潮社，1984.7），1996年，村上在朗讀會上朗讀該小說，為此做了刪改，英譯本采用的是刪改版，篇名加了標點符號，以示區別。作家想必很滿意這個精選集，2009年，由新潮社按照英譯本的篇目和版本重新出了一遍。其中有若干篇目與長篇密不可分，除了前面提到的《螢》、接下來即將談論的《食人貓》，還有《發條鳥與星期二的女人》[中譯《擰發條鳥與星期二的女郎們》，收錄在《再襲面包店》（上海譯文出版社，林少華譯）]，是《發條鳥年代記》第一章的原型。不得不說，村上是深諳出版秘訣的作家，當初為克諾夫出版社挑選精選集，共24篇，其中的《蟹》是新寫的，又一項特別服務。

《蟹》脫胎自《棒球場》，收錄在《旋轉木馬的同時抵達》[中譯《旋轉木馬鏖戰記》（上海譯文出版社，林少華譯）]。在此簡述《棒球場》的梗概：一名在銀行工作的年輕男子給“我”寄了他寫的小說，“我”覺得有點意思但整體平淡，應該改不出來，但還是回復了簡單的修改意見。男子說要請“我”吃鰻魚飯道謝。席間，他講了關于偷窺的個人體驗。不難看出，《蟹》的故事情節與男子寄送的小說相同，據《棒球場》中男子的說法，那是另一段真實經歷，他和當時的戀人在新加坡的海邊吃了蟹，深夜，他感到不適，起身嘔吐，發現吐出的蟹肉中有無數蠕動的白色小蟲，大驚之下回屋查看戀人，她一無所覺，睡得正香。

與之相似，《食人貓》也是發生在海邊的略驚悚的故事，地點是希臘的一座小島。開篇，在島上的咖啡館吃早餐時，“我”把英文報紙的內容簡述給泉聽：獨居的老婦人去世后，她養的三只貓在密閉房間中陷入饑餓，啃食主人的尸體。對貓的后續，兩人之間有一番交談和猜測。泉講了她念天主教學校時修女的宣講內容，修女說，當你和貓一起漂流到無人島，食物有限，不可分給貓。年少的她因此大受震撼。幾天后，“我”回憶起另一則與貓有關的個人體驗，小時候養的貓仿佛被看不見的東西吸引，無比興奮地爬上樹頂，就此不見。

村上的讀者們要等到多年以后，才會發現消失在樹頂的貓是真實存在的，那是村上年少時一抹摻雜黑暗的記憶，他在晚年將其寫入《棄貓：當我談起父親時》（《文藝春秋》雜志，2019.6；單行本：文藝春秋，2020.4；中譯本：燁伊譯，花城出版社，2021）。

《食人貓》中的“我”和泉是戀人。盡管在第一人稱敘述中，“我”不斷強調我們在各自有婚姻的狀態相遇相知，并沒有打算傷害任何人，不過外遇是明顯的事實，其后事情敗露，“我”的妻子帶著孩子離開，泉遭遇家暴，要求“我”帶她逃離日本，去希臘生活。兩人在一座沒有提及名字的小島落腳，關于貓的對話之后不久的夜里，“我”在深夜被奇異的樂音喚醒，發現泉不知所終，試著出門找她，并經歷一段仿佛被魘住般的恐怖。小說的倒數第三段，“我想到餓肚子的貓們……三只矯健的貓猶如麥克白的魔女般圍繞著我的腦袋，啜飲那黏稠的湯汁。它們粗糙的舌頭舔過我的意識的柔軟褶皺。每舔一下，我的意識便像白晝的熱氣一樣搖曳，逐漸變淡。”

與之極為相似的描述出現在《人造衛星情人》的小說后半，關于貓的三段對話也一個不少地分布在小說中。這一次，在希臘海島讀報紙的是年輕女孩小堇，與她交談的是妙妙，已婚女子，曾經學鋼琴，如今做貿易，是小堇的老板，也是她的暗戀對象。“我”在小學當老師，深愛小堇，無奈對方對自己毫無感覺，只當作朋友。為了排遣無法與小堇結合的欲望，“我”和學生的母親維持著關系。小堇一心想要寫小說，為此過著脫離常軌的生活。她在親戚的婚宴上邂逅妙妙，墜入愛河，然后去妙妙那里上班，生活方式變得“正常”，不再寫作。簡單地說，這是個a喜歡b而b喜歡c的結構，乍一看，似乎是一則簡單的戀愛故事。

小堇的近況都來自她單方面的傳遞，深夜電話，來“我”家聊天，后來她跟著妙妙去歐洲出差，輾轉多地，從不同的國家寫來長信。一天，“我”接到妙妙的電話，得知小堇失蹤，于是奔赴希臘小島，在那里，“我”見到了之前只在小堇的描述中存在的妙妙，并找到小堇留下的包含兩個文件的磁盤，其中有妙妙隱藏的過往。深夜，與《食人貓》的情節一致，“我”經歷了一場近乎恐怖的體驗。據此推測，小堇應該不在島上，而是去了無法界定的“那邊”。“我”回到日本，因為一件小事結束了與學生母親的交往。偶然地，“我”在出租車里看到妙妙開著她的捷豹，“她看起來仿佛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

故事的最后，小堇打來電話，以她一貫的風格講了一大堆比喻。遠早于希臘之行，“我”和小堇有過一番關于寫作的談話，談及古中國的城門，為建造門而必要的犧牲。“我”說：“所謂故事，在某種意義上并不是這個世界的東西。真正的故事為了結合這邊跟那邊，必須要有咒術性的洗禮。”神秘失蹤后重返現實世界的小堇在電話那頭說她不知道割了什么的喉嚨，“像在打造中國的城門一般，象征性的”。

關于小堇為什么會失蹤，必須落回到妙妙的遭遇。年輕時，妙妙遭遇了一起事故，她從此頭發全白、喪失性欲、不再彈奏鋼琴。那是實實在在又充滿隱喻性的遭遇，與偷窺有關（和《棒球場》的主題有某種暗合），與她的另一個自己有關。考慮到總要給新讀者留些興趣，在此不做進一步的劇透。不過，重讀讓我意識到，村上很喜歡寫因為某件事導致靈魂殘缺的女性，妙妙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海邊的卡夫卡》的佐伯的前奏。小堇孤身到另一個世界，無論是有意為之還是不慎前往，在“那邊”的她肯定會努力找回妙妙遺失的部分，也就是對其靈魂進行修補，而她造成的改變終將影響“這邊”。她既是早先系列作品中的“鼠”的女性版，也是后來的村上作品中那些相對有勇氣的角色的前驅（例如《1Q84》的青豆）。

村上作品中的“我”似乎總是這樣一個冷眼旁觀的角色。小說中最有實感的部分不是小堇的戀愛、希臘島上明凈風光背后的黑暗，反倒是“我”返回日本后處理學生的偷竊事件。學生的母親是我的女友。無從得知學生是否發現了母親與老師的婚外情，總之，他在一家超市偷文具，第三次被抓后，保安主任聯系了家長，母親感到無助，讓“我”去一趟。“我”與保安主任對峙期間，學生沒有說一句話。“我”帶著學生走路回家，和他講些無關的話，師生間有某種奇妙的諒解。學生的沉默與動作之間，流露出少年的心緒，他對成人世界的恐懼和釋懷。

順便一提，賴明珠譯本將學生的外號譯為“紅蘿卜”，按臺灣地區的說法確實沒錯，不過既然是簡體字版，感覺還是應該改為“胡蘿卜”，以免產生誤解。

作為小說創作者，有一件事讓我驚訝，那就是從《食人貓》到《人造衛星情人》，同樣的對話竟然可以被安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前者是“我”和泉，后者是小堇和妙妙，而夜半事件的經歷者從前作的“我”到后作的“我”，等于是被分配給第三個角色。可知村上的小說歸根到底還是觀念性的，人物在其中的主導性不那么強。正因為如此，他的小說尤其是后期的長篇，在我的閱讀感受上變得不再耀眼。隨著年齡增長，我對小說的喜好逐漸遠離村上筆下晦澀的“那邊”，更偏向活生生的世界。不過，他畢竟是我在十六七歲的年紀反復閱讀的作家，如今讀他的早年作品、大部分短篇和隨筆，仍然能感覺到熟悉的脈動。而且，探究散落在村上作品中的碎片都有哪些不可見的脈絡，又有另一重樂趣。

無論是《食人貓》還是《人造衛星情人》，島嶼的名字都不曾被提及。那是村上在三年歐洲旅居的后半（1989年）去玩過一天的小島，中文叫“哈爾基島”，當地人發音類似haruki，沒錯，和日語“春樹”的發音相同，也正是因為這項巧合，村上才興起上島一游的念頭。游記收錄在《遠方的鼓聲》（講談社，1990）。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譯本中，林少華將島名譯為“春樹島”。那章不長，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下。

《遠方的鼓聲》值得注意的還有1988年的章節，也是最短的一章。《挪威的森林》成為超級暢銷書之后，村上感到的并非欣喜，而是隨著讀者基數過大帶來的被孤立、被憎恨的感受。他有一年沒怎么寫小說，也沒寫旅居隨筆，靠著翻譯蒂姆·奧布萊恩（Tim O'Brien）的《核時代》（The Nuclear Age, 1996），這才重新找回了寫小說的心境。《人造衛星情人》中，堇是一個完全靠書寫確定自身坐標的人，顯然，和“我”一樣，她也是作者村上的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