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德國作家沃爾夫岡·克彭滯留在羅馬照顧生病的妻子。這是一個契機：克彭流連忘返于羅馬的大街小巷，觀察感受。在此期間，繆斯降臨：一位前黨衛軍將軍的形象忽現在他眼前。同時，作家偶遇一位愛好音樂的友人，后者為參加音樂會來到此地。回國后，克彭著手創作《死于羅馬》——他著名的“戰后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那位友人成為小說主人公——作曲家齊格弗里德的靈感來源。此前，克彭已完成三部曲的前兩部《草中鴿》（1951）與《溫室》（1953）。三部曲，如同連續向湖面擲出的石子，激起爭議。有人抨擊克彭的作品頹廢、毫無積極面向，也有人視之為偉大作品，更有人認為自己是小說的人物原型，備感受辱，對作家本人大為不滿。

在眾說紛紜的評論中，有一句措辭相當精準：“這本書只配用火鉗夾著”。克彭的作品，從創作主題到人物塑造大膽灼人，這來自于他的坦率。誠實的書寫總歸要揭起幾塊時代的遮羞布，曝光人類的疤痕和尚未愈合的創口。

《草中鴿》被稱為“開創新紀元的小說”，描述了慕尼黑的一天。令人想起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小說以眾多場景的拼貼、對30多位人物的塑造，勾勒戰后德國市民階層的浮世繪，多線情節并駕齊驅：對時代倍感絕望的未成名作家菲利普，與妻子感情不合，后者因戰爭而階級跌落；納粹士兵的遺孀卡拉不慎懷上情人的孩子，她的情人是引起街坊議論的一個黑人——來自美國的棒球明星華盛頓，種族主義令卡拉倍感壓力想要打掉腹中胎兒；美國黑人大兵奧德修斯和他的行李工約瑟夫在慕尼黑游蕩引發騷亂；美國文豪埃德溫則在醞釀著即將到來的文學演講。

《溫室》描述的，是德國政客基特紐夫生命的最后兩天。二戰后，基特紐夫流亡歸來，成為議員，參與重建德國。德國試圖以東西德統一的可能作為代價，參與歐洲防務共同體、響應重新武裝德國戰略。這股順應冷戰潮流、歷史夢魘的死灰復燃，粉碎了基特紐夫的理想。作為和平主義者的他，深感失望。另一方面，妻子酗酒而死，令他陷入虛無主義。萊茵河橋上的死亡與自由是他唯一所求。

《死于羅馬》敘述了普法拉特家族兩個世代的成員在羅馬度過的三天。作曲家齊格弗里德·普法拉特籌備音樂會。他偶遇姨夫猶太揚，前納粹黨衛軍，現流亡者；之后又在落腳的旅館中見到等待他的表弟阿道夫——猶太揚的兒子，天主教執事。阿道夫告知齊格弗里德，他的家人們也來到了羅馬。普法拉特家族的成員們聚首在齊格弗里德的交響音樂會上，各懷心事。指揮家庫倫貝爾格的妻子伊爾莎，納粹時期的受害者，猶太揚和普法拉特的仇人，則在這次偶遇中舊傷難愈。小說無論是書名還是結尾都有托馬斯·曼《死于威尼斯》的影子。

“戰后三部曲”分別用一天、兩天、三天來描述二戰結束后的西德社會，也是處于冷戰中分裂的西德，更是在美國的控制下進行再工業化和軍備重裝的西德。上至官僚階級，下到市民階層，彌漫著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納粹復辟的暗流在涌動。克彭要處理的議題是嚴肅的，手法卻是極其文學化的。了解他的創作手法是掌握其文學主題、訴求的必由之路。

克彭慣用空間來勾畫陰郁的時代樣貌。《草中鴿》的女主人公埃米莉亞繼承來的舊宅是搖搖欲墜的古堡，舊貨商的拱頂地窖形同冰冷潮濕的墓穴，市營典當行大廳則像“一個抽干了水的游泳池”。不見天日的黑暗潮濕，是《草中鴿》對室內空間的設定。在《溫室》中，波恩悶熱潮濕的氣候像溫室，氣候的隱喻直指德國毫無革新的政治環境，更指令人倍感絕望的存在本身：“德國是一個巨大的公共溫室，基特紐夫看到了奇特的花簇，貪婪的食肉植物、巨型鬼筆菌，像煙囪一樣煙霧繚繞，藍綠色的，紅黃色的，有毒的——但這是一種沒有活力和青春的茂盛，一切都是腐爛的，一切都是老朽的，肢體腫脹，仿佛患了阿拉伯象皮病。”至于《死于羅馬》中的羅馬——集權力與藝術為一體的古城，它曾經的奢靡與墨索里尼之死，令自身成為故事發生的最佳地點：有著精妙穹頂的萬神殿、建立在古羅馬浴場遺址上的天使與殉教者圣母大殿、曾是酷刑實施地的圣天使城堡——這些承載著血腥歷史的絕美空間，組合成神秘的阿萊夫：映現著過去和當下無限的對立與矛盾。

在現實的基礎上，克彭以細密的隱喻砌起一個屬于文學世界的虛擬場景。人變形為有著陰冷蛙蹼的“青蛙”、有冷漠滑溜的“比目魚”臉；又或者成為古希臘神話中的神。動物成了人類：羅馬萬神殿周邊的流浪貓們，組成了最古老的家族，其中一只兇惡的公貓名叫“貝托尼”，影射貝托尼·墨索里尼。文本回到了奧維德《變形記》中的敘述邏輯，動物、植物、人類，交互、倒置。甚至作為神話載體的雕像，也加入到這場文學想象的狂歡中：猶太揚在死期將至時，像是要躲避死神捉拿般逃進了古羅馬浴場博物館中，在那里，林立的古希臘雕像，令神經錯亂的他以為重回毒氣室，令他憶起被自己殘害的猶太女人的裸身。隱喻場景，是作家下潛至現實深處的有力工具，像匕首，鋒利且靈活。

在隱喻的帷帳之下，隱現復雜且重要的意象——音樂，它具備多種功能：映射處境，也表達自由，是宣泄出口，也是精神寄托。從美國黑人大兵奧德修斯手提箱中的錄音機里，傳出了“舒緩，溫暖，柔和”的美國爵士樂，是黑人文化的濃縮，也是美國主體性的具象載體，它隨著奧德修斯穿越慕尼黑，溫柔地挑釁著彌漫在慕尼黑上空的種族歧視，也期盼著和解（《草中鴿》）；齊格弗里德的交響樂章則表達出一種全面包容和無限性：“他想表達的是什么？阿道夫覺得是事物的對立性，……他的音樂聲中包含著對所有罪惡發生之前的時間的記憶，包含著對天堂的美麗與和平的記憶”，“他們覺得在其中辨認出了爵士樂的節奏，還在其中想象出了一片原始森林、一座充斥著暴露和貪婪的黑人村莊”。（《死于羅馬》）在波恩的黑夜中，少女格爾達彈奏吉他唱起天國新郎的歌曲，召喚出歷史的幽靈，也唱出了基特紐夫的向死之心（《溫室》）。

克彭將現實種種訴諸紙上，在嘈雜沉悶的主流現實中，塑造冷眼旁觀者：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迷惘的知識分子，漂流在德國社會主流價值觀邊緣，懷揣理想，卻踟躕不前。這或許是評論界對克彭深感憤慨的主要原因：作為時代良心的知識分子們紛紛淪為多愁善感的“軟蛋”，仿佛德國是沼澤，骯臟泥濘，吞沒一切，毫無建樹。

作家為主人公創造出一個鏡像人物，兩個人物的互動場景，像極了一個人對著鏡子自說自話：互相憐惜，面面相覷，對立駁斥。《草中鴿》中落魄作家菲利普與美國文學泰斗埃德溫，偶遇于慕尼黑賓館的后院，克彭這樣暗示兩人的相似性：“鐵架子后面站著一位紳士，埃德溫在一瞬間的迷惑中把他認成了自己，他的鏡像，他的分身，一個討人喜歡又令人不快的幻影，但隨后他意識到，這顯然是一種假象，一個荒謬的念頭，站在那里的不是他的翻版，而是一位更年輕的紳士。”埃德溫在演講中反對人類存在的虛無，菲利普是在場唯一一個沒有昏昏欲睡的人，但他聽出了埃德溫心中的猶疑：也許世界的一切都破碎了。《死于羅馬》中，齊格弗里德是逃離前納粹家族的作曲家；表弟阿道夫要逃離的是前納粹黨衛軍的父親以及依然沉浸在納粹往日輝煌中的母親，他投身了父母最痛恨的天主教。兩個納粹的后代，各自逃避罪惡，各自在宗教或藝術中尋求庇護和出路。至于《溫室》，克彭曾坦陳這部小說本是雙男主設定：“兩個隱忍的人物形象，一個曾流亡國外并于1945年回國，另一個留在德國做出了讓步，然后成了聯邦國會議員。”最終出版的《溫室》中的唯一男主人公基特紐夫是這兩個身份的合體。

有趣的是，《溫室》雖沒能遵循雙男主的人物結構，但卻建立起一條女主的鏡像鏈條——基特紐夫已故的妻子埃爾克與他在小說結尾處偶遇的16歲女孩蕾娜，并且埃爾克與基特紐夫初遇時也僅有16歲。16歲少女，召回了埃爾克的亡魂。從少女蕾娜，再到《草中鴿》中的美國女子凱，以及《死于羅馬》中的意大利女子勞拉，都透露出作者對理想型女性形象的追求：自由的、清新的、輕盈的。同時，我們能夠看到這個形象模型的對立面：有著瘋狂執念的依附者——菲利普的妻子埃米莉亞（《草中鴿》）、猶太揚的妻子埃娃（《死于羅馬》），這兩位女性，一個執著于拋棄了自己的上流階層和財富，另一個則沉浸在早已煙消云散的特權（納粹）階層，她們將自身的執念嫁接在丈夫的身上：一個希望丈夫寫出名作令自己重回上流，另一個則希望丈夫與其茍活不如成為納粹的“殉道者”。

克彭筆下的女性形象，無論瘋狂或甜美，都有著與世界錯位的稚嫩與脆弱，令人想起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對特麗莎的描繪：“一個被人放在涂了樹脂的籃子里順水漂來的孩子”。這種不諳世事且飄零的形象，無法不讓我們想起他寫作的另一個面向——對戀童癖的描繪。《草中鴿》中的埃德溫和《死于羅馬》的齊格弗里德對少年有著排他的欲望。而《溫室》中的基特紐夫在16歲少女懷中獲取撫慰和生命力。評論界認為克彭對戀童癖的書寫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色情的，而克彭就這一點對自己的書寫進行了辯護：“我不覺得戀童癖本身對討論而言有什么意義。但是對我的小說人物而言，這是對寂寞、對遭到迫害、對神經衰弱、痛苦與恐懼的一種象征。”

同時，克彭還談到了為自己引來攻擊的性描寫：“今天我們應該從整體上來理解人類，一個人的性行為、欲望、壓抑、潛意識、夢境及困境都是觀察的對象。”不可否認的是，作家將性視作塑造人物的重要元素：人物的性癖好是一串喃喃自語，道出無可回避的自我和那過往經歷難以磨滅的痕跡。作家將性和權力鏈接在一起：無論埃德溫還是齊格弗里德對這個世界，既充滿了關懷憂慮，又毫無權力感——他們不相信自己能改變世界一絲一毫。與之相對的，是前黨衛軍猶太揚，他的性充滿扭曲的攻擊力，和他對這個世界的態度如出一轍：他認為自己可以施展無上的權力。另一方面，克彭也揭露了人性中陰暗的一角：即性與死亡的關系。無論是基特紐夫在性行為之后的自殺，還是猶太揚在性行為后的射殺與暴斃，都早早地揚起死亡黑色的紗幔。克彭也坦白道：“我作品中的性描寫大多是‘傷感的’，甚至常常恰恰是‘tristitia saeculi’，即保羅所說的會引發死亡的‘塵世的悲傷’”。

欲望的相左和交織，孤獨的野蠻生長，這些都依靠大量內心獨白表現人們之間溝通之虛妄、聯結之困難。自由間接引語融合了人物的內心與敘述者的目光，造就豐富的韻味和信息量。大量排比，令人物的思辨或情緒宣泄都化為浪潮，反復拍打。一部小說，數個封閉的海，固步自封于各自的洶涌澎湃中，只聽得到各自內心的海潮聲。例如《草中鴿》中，卡拉與華盛頓對是否生下黑白混血孩子有著完全相悖的心理活動，絕望與希冀、種族主義與開放性形成鮮明的對比。《死于羅馬》中，齊格弗里德的音樂會引發了小說主要人物們的不同反應：市儈的利己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極權時代遺留下的思維方式、對代際與寬恕的思考，在觀眾席上譜寫出一曲嚴肅又滑稽的的交響樂。

克彭筆下的德國漂浮在黑色的虛無之中，唯一珍貴的愛都是虛幻的，人們在潰敗中生死存亡。“太陽的光線讓人感到溫暖，但太陽的光芒很冷。太陽是一位神，它曾見證過眾神的隕落；它，溫暖地、光芒四射地冷漠地注視著諸神的隕落。對太陽來說，照著誰都一樣。”（《死于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