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兩年了，我離開那個遙遠的西北小山村。說是山村，其實并不十分準確。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冶力關鎮池溝村，位于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平均海拔兩千到三千米，村里既有山有林有湖，也有草原草甸和奇石，典型的農區向牧區過渡地帶。我于二〇一九年七月至二〇二一年七月被選派至池溝村任駐村第一書記兼扶貧工作隊隊長。了解我國脫貧攻堅進程的人都知道，那兩年是脫貧摘帽的關鍵年，是攻克貧中之貧、困中之困的爬坡過坎年。我心中一直有個執念，等我徹底離開這個村莊且離得夠久、心中的波瀾也已平復的時候再來回望。現在，我覺得是時候了。

脫貧了，我的任職結束了，我又回到了北京，似乎一切生活照舊。我與村里的聯系越來越少，但時不時地，還會接到當地朋友的電話，且多數時候是在午夜。他們的來電，即便是深更半夜，把我從睡夢中吵醒，我也并不惱，但我不會接。第二天我會回過去，在笑聲中把對方臭罵一頓，我知道昨天晚上他們又喝大了。欣慰的是，他們酒到酣處，深更半夜打電話，說明沒把你當外人。這是西北漢子特有的交流方式，我理解并尊重。

這讓我想起駐村臨行前，單位的一位領導同時也是老大姐，找我談話，語重心長地囑咐了我三點：駐村第一書記職位不高，但責任重大，絕不能掉鏈子；扶貧村的生活條件與北京不可同日而語；準備面對漫長的孤獨。

剛開始，我意氣風發信心百倍，但實踐證明，我太書生意氣了。我們單位的傳統是領導帶隊，把新的第一書記送進村里，同時把上一任第一書記接回北京。當時，一行人從北京出發，大家有說有笑的，我也沒有什么離愁別緒。到了臨潭，我們跟當地干部見面、交接工作，一切有條不紊。第二天，在村里的黨群服務中心，我們一行人跟村“兩委”、群眾代表見面，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在鄉親們面前露臉，讓鄉親們認認我這個人。見面會最后一個議程是我發言。我的腹稿早已打好，萬想不到的是，輪到我發言時，所有人齊刷刷看向我，我竟然一個字都說不出，不僅說不出一個字，還號啕大哭。完了，我知道我搞砸了。

后來他們告訴我，這第一書記就是個娃娃嘛。我心里知道，我不是緊張，而是知道開完這個會，單位所有的人都會離開，我將孤零零地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異鄉留下來。這個場景，也成了后來他們取笑我的保留節目。

我的老家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屬于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武陵山區，習近平總書記的“精準扶貧”重要思想就是在那里提出的。我一直生活在農村，從小吃盡了貧困的苦，在清華大學的學業是靠著國家助學貸款完成的。物質條件的苦，我并不怕，農村生活對于我，也并不陌生。但我忽略了一點，甘南是高寒地區，我高原反應很嚴重。冶力關鎮和池溝村多數地方平均海拔兩千兩百米左右，我雖然能睡著，但睡不踏實，每天都睡不踏實，時間久了也是很痛苦的事。

說來也奇怪，人適應環境的能力還是很強大的，大約駐村半年以后，我的睡眠好像也不是什么問題了。至于孤獨，于我而言倒真不是什么問題。我來的時候，行李中很大一部分是書。那段時間我重新梳理、閱讀了俄羅斯文學，從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到契訶夫、蒲寧、巴別爾，再到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高爾基、索爾仁尼琴，看得如癡如醉。

記得有一次在辦公室，當地鎮上一位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干部看我桌上放著《日瓦戈醫生》，大吃一驚，說這不是“禁書”嗎。我呵呵一笑，說這早不是什么“禁書”了，我可以借給你看。他看完后跟我說，原來“十月革命”還有這么豐富的內容，這么復雜的人物和坎坷的命運。我對他說，恩格斯曾經說過，他從巴爾扎克那里學到的東西，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這當然并不是說只有文學才能揭示真理，也并不是說作家一定能提出什么“救世良方”，而是說偉大作家描繪的生活、表現的情感、刻畫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的、抽象的、冰冷的數據統計，文學更具象、逼真，因而也更感人、傳神。

當然也不是沒有遺憾。駐村兩年最大的遺憾，來自對閨女的虧欠。離開北京的時候，女兒剛四歲，每次視頻，她都會問我，爸爸，你什么時候回來？從年初問到年尾。當著女兒的面，我不敢哭出來，但掛斷視頻，我一個人淚流滿面。

當然，個人內心的惆悵，是絕對不能影響工作的。之所以派第一書記駐村，在當地吃住，就是為了摸準當地的真實情況，精準施策，這也是精準扶貧的要義所在。而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在當地待得住，做一個真村民，想村民之所想，憂村民之所憂。

經過半年時間的駐守與摸排，對全村八十戶建檔立卡貧困戶逐一走訪，我對池溝村的情況大致有了底。情況大大超出我原有的認知。經過幾年的跨越式發展，池溝村應該說已經開始“山鄉巨變”了，但只有通過駐村、走訪，你才能看見真實的池溝村。二〇一九年年底，全村共一千零七十三人，建檔立卡貧困戶八十戶三百四十二人，有十五戶是分散特困供養戶，也就是五保戶，有五十八人是殘疾人。雖有自來水，但冬天時不時有凍管現象；農作物主要種植小麥和土豆，因處于高寒地區，產量很低，蔬菜也很少；經濟作物除了少量的柴胡，其他的基本沒有。

雖然池溝村地瘠民貧，但有著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池溝村位于天池冶海腳下——因當地群眾奉明代大將軍常遇春為本地龍王，又稱其為“常爺池”，藏語稱其為“阿瑪周措”，意思是“瑪合索瑪神的魂海”，是一處天然的高山堰塞湖。冶海東西兩側和白石山相向聳立，山、水、云、天渾然一體，景致蔚為壯觀。要去冶海，池溝村是必經之路。這是發展鄉村旅游的天然優勢，一方面可以通過大興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配套、打造亮眼景觀帶等措施，大力發展鄉村旅游；另一方面為村民提供各種技能培訓，學習現代經營理念，積極引導發展農家樂。在我離開池溝村的二〇二一年，村里已有二十多家農家樂，經營最好的一家年收入超過四十萬元。

我永遠無法忘記，脫貧摘帽驗收的那天，我心中的那份激動與忐忑。盡管“兩不愁三保障”各項指標百分百達標，各種報表臺賬完備，村里家家戶戶整潔一新，作為第一責任人，我心里還是忐忑。驗收組人員是異地派來的，我們完全不認識，而且入戶驗收的時候，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不允許隨同驗收組進入村民家里。我們不在場的情況下，村民們會怎么說？驗收更不可能徇私舞弊、弄虛作假，因為每一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的地理坐標，事先都生成了大數據，驗收人員只有拿著設備進入貧困戶家里，當前的地理位置與事先的數據相符，才能上傳相關數據。

驗收結果令人欣喜，八十戶貧困戶，沒有一人在驗收人員面前說工作隊一個“不”字。晚上歡慶的時候，我喝醉了，又哭又笑。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也是因為喝醉了，我才袒露內心最柔軟的部分，拍著尕袁的肩膀，鄭重對他說：“謝謝你，尕袁！”尕袁是一位年輕的包村干部。尕，西北方言，小的意思。前不久，老家突然來電話，我哥突遇意外，被緊急送進ICU搶救。我媽哭著給我打電話，我遠在千里之外，沒有任何辦法，只能干著急。我在宿舍坐立不安，是尕袁一直陪著我，還問我缺不缺錢救急。我知道他也是農村孩子，家里母親常年患病，他的生活條件比我還差。夜里兩點多，我哥手術成功，脫離危險，尕袁這才回了自己的家。

二〇一九年年底，池溝村通過驗收，全村集體脫貧。但我們留了一個“口子”，七十九戶脫貧，還有一戶未脫。那一戶不是因為指標不達標，而是我們有意為之，算是我們的私心吧。但我們問心無愧。這一戶一家三口，女主人患有精神分裂癥，時好時壞，孩子在村里的小學上學，男主人需要接送孩子，因此不能外出務工，也不能離家太遠。我們給這一戶申請了殘疾人補助、二級低保，也就是給一家人的生活兜了底，一些政策就可以向他家傾斜。在接下來的一年，我們想方設法為該戶的男主人在村里承接勞務，既鍛煉勞動技能，又樹立勞動脫貧、自力更生的理念。他家收入大幅增加，年底順利脫貧。

脫貧摘帽，只是一個節點，一個階段性勝利。脫貧不脫政策，脫貧不脫幫扶，脫貧不撤隊伍，我們工作隊將繼續堅守。通過久久為功，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距離真正依靠內生動力，自立自強富起來，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與城市很有差距。廣大農村地區，尤其需要高質量的教育服務，用文化知識徹底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怎么保障農村的師資質量？如何因地制宜統籌學生居住分散和集中優質資源辦學的矛盾？學校、社會、家庭怎么營造良好的學習、尊師重教的氛圍？這些恐怕都是大課題。教育是百年大計，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壓艙石，如何解決農村地區教育相對薄弱的問題，恐怕是需要我們拿出脫貧攻堅的力度來解決的難啃的硬骨頭。我自己就是從“村小”走出來的，我最牽掛的就是池溝村的小學和幼兒園。

池溝村現有村級小學及幼兒園各一所，在校學生一百一十二人。節假日我會帶領工作隊及包村干部看望慰問老師，在教師節召開座談會。作為清華大學的畢業生，我和老師們交流了自己對教育理念的認識和學習的心得，給他們加油鼓勁，同時力所能及地聯系愛心人士捐贈、助學。池溝村黨群服務中心和池溝小學僅一墻之隔，孩子們瑯瑯的讀書聲，課間操的音樂聲，我都能聽見。上下班途中遇見學生們，他們會給我敬一個標準的少先隊隊禮。我對他們有感動也有慚愧，但更多的是提醒，是鞭策。

兩年對于人的一生來說，只是短短一瞬。但每當我回望時，這段日子的點點滴滴是如此清晰。那些鄉親，那些一起奮戰過的兄弟姐妹，那些難忘的笑臉，永遠印在了我心里。我任職結束即將回京的那天早上，大家都來送行，我們準備照一張集體照。這時，不知是誰開了一句不合時宜的玩笑，大家笑得東倒西歪，照片也照得不成樣子。豪爽、性情、無拘無束是他們的性格，可親可愛。大家相熟之后，與其說他們把我當書記，當隊長，不如說他們把我當成了朋友，當成了兄弟。我永遠想念、牽掛這些可親可愛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

【作者簡介：翟民，畢業于清華大學中文系，曾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現供職于中國作協創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