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詩人的96部詩集參評本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其中民文作品10部，參評詩人涉及20多個民族。它們整體反映了2020年至2023年四年間少數民族詩歌創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多元文化景觀。這些涉及生命、文化、區域、歷史、民族、宗教的詩歌帶有向傳統致敬的本源性特質。這些來自不同民族、區域的詩人，通過異彩紛呈的詩歌文本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成為萬古星辰與大江大河。

民族歷史、區域文化、族裔信仰、屬地性格、精神圖譜、地方性知識在當前的少數民族詩歌中被反復抒寫，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這些精神向度和文化載力變得愈發重要。具體到個體主體性以及創作個性來說，每一個民族詩人又從情感、經驗、語言、技藝等方面提供了差異性的多元化空間。這些充滿難度與可能性的民族之詩、時代之詩、現實之詩、命運之詩為當下少數民族詩歌繁榮帶來持續的活力與深刻啟示。

很多少數民族詩人自覺地沿用了民族特質和文化元素，在一部分詩人那里，“詩”與“歌”比肩同在、相互融合。這些詩人站在雪山之巔、白云之下、草原之上、河流之側、火塘之畔展開喉嚨歌唱，詞語搭載音樂的翅膀飛翔或低緩掠過。朝鮮族詩人金榮健的詩集《鳥聲嚦嚦鳴冬山》在民文作品中最終脫穎而出，其獨特的抒寫方式、深沉的情感、動人的旋律反映了朝鮮族詩歌的特殊魅力，有力印證了當代民族詩人對悠久詩歌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再造。

此次參評作品文體多樣、風格繁復，現代詩、古體詩詞、散文詩共生發展，長詩、組詩與短章彼此輝映。在寫作的碎片化、無方向感越來越突出的寫作情勢下，優秀的詩人必須具備總體化的視野和寫作襟懷，而長詩就成為諸多詩人的選擇。對于當下少數民族詩歌的發展而言，長詩總是能夠在超大的精神體量、思想載力、繁復結構、內在機質、修辭技巧等方面展現厚重、深邃、大氣的藝術魅力，能夠在宏闊視野中更為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史學、地理學、社會學和詩學的諸多命題。以布依族詩人牧之的《盤江魂》等為代表的長詩體現了少數民族詩人在融合民族、地方、歷史和時代方面所做出的可貴探索。在抒情、敘事、摹寫、還原、想象的合力參與下，詩人通過對“民族史詩”夢想的書寫實踐，體現了對“總體性寫作”詩歌美學的追求與抱負。《盤江魂》分為序詩、正文、尾聲三個部分，主體分為盤江之源、盤江之魂、盤江兩岸美、盤江遺韻、盤江之夢五個部分。牧之筆下的盤江是宏闊的、激蕩的、高揚的、深情的、繁復的。這條江是詩人的記憶之根與生命之魂，是詩人的精神出口和來路，是古調和新聲交織的和聲。北盤江、南盤江已然成為地方性知識的詩化檔案，成為新時代的精神場域。它們對應的不只是自然、地理、生態、物象、事態，更涉及對生命、故鄉、祖先、族裔、原型、歷史、民俗、文化以及現實新變的深沉思考與深情禮贊，“我們內心的悸動，在一場暴雨之后/把祖先們遺留的纜繩一拉/所有的痛苦不再拖泥帶水/所有的回憶都布滿我們無言的迷宮/而歲月的此時此刻/正在高原之巔，在盤江兩岸/追趕滔滔江水，不舍晝夜……”值得注意的是，諸多少數民族詩人一次次寫到了祖國大地上的河流。千百年來，河流在很多偉大文學作品中成為文明、歷史、民族、故鄉的化身與象征，成為流淌不息的精神母體與生命之源，成為波瀾壯闊或靜水流深的寓言，正如佤族詩人張偉鋒所抒寫的那樣，“這些年來/無論是在上游的金沙江，還是在下游的瀾滄江/我曾幾次說起，要在夜里/在江邊聽一聽水流的聲音”（《夜色變深了》）。在詩人這里，水既是元素化的又是生命性的，既是感受性的又是想象化的，它是各種質素綜合在一起的精神共時體，也是詩人保持個體主體性前提下盤詰、對談和深度參與的復調。水的流淌、奔涌、漫溯與精神主體性的漫游、遲疑和佇望形成了主客對應關系，其間既有對立也有融匯，既有真相也有幻象，既有現世也有彼岸，既有永恒也有瞬間，既有斑駁命運感也有時間前景的瞻望。

“大詩”“史詩”性質的文本既可以是鴻篇巨制，也可以經由諸多“小文本”最終累積、轉換和提升而成，所謂積沙成塔是也。

出生于云南臨滄市永德縣的佤族詩人張偉鋒是目前國內青年詩人群體中的優秀代表，他的詩歌安靜、內斂、深沉、盤桓、真摯，當然也有孤獨、裂變、空寂、虛幻之感，這正如他身后綿延起伏的佤山一樣。永德地區山谷多樣，深切亞高山寬谷、深切中山寬谷、深切中山窄谷、中切中山寬谷、中切中山窄谷使得佤族兒女形成了沉靜多思、踏實勇毅的地方性格，“高山之上，力度相同的兩場雨。一次完成/生命催生。一次完成，對野草的暗殺。我像個路人/我看見，并見證這一切”（《佤山之雨》）。在不事張揚的性格以及收放自如的文本風格中，張偉鋒的詩歌充滿張力與內蘊，充滿效力與活力，充滿難度與可能性，充滿磅礴之氣與新見之力。在詩集《空山寂》中，張偉鋒是一個田野考察者和堅執的返鄉者。他以松弛、平靜而又深入、精簡的筆調抒寫出云南邊地空間的內在構造以及精神原鄉機制，穿透表象對攜帶顯豁的文化元素的地方、空間、物象予以重新發現、叩訪、勘測。與此同時，佤族的詩歌文化傳統在張偉鋒這里得到深沉回響與有力印證，歌唱與敘事交織，外放與內收平衡，感性與智性兼顧。張偉鋒的詩歌鐫刻了豐富的精神肖像和地方胎記，在對現實、城市空間的觀照中攜帶了個人化的現實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在對生活、情感、自我、命運、鄉土、城市的深度探詢與詰問中展現出獨特的語言魅力與精神重力。

以那薩（藏族）《留在紙上的心》和黃芳（壯族）《落下來》為代表的女性詩歌在情感、經驗、智性的表達以及性別、思想、文化的觀照上更為注重個人性、內在化且不乏張力的靜水流深式的表達。

在那薩這里，由于藏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她更為關注自我和生活背后那些幽微不察的命運、未知空間以及精神世界。她的詩歌總是讓我們看到關于自我、生命以及萬物尋求覺悟和自在的過程。由此，詩歌成為生命詩學的載體，成為特殊的精神信使。隔著世事的幕布和時間的柵欄，信使正在朝向詩人這一邊走來。那薩低緩的語調、虔敬的表情、自在的內核、俯身向下的凝視以及深沉幽邃的精神空間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凝恒、深思、精敏、細密、幽微的內視者，不斷化除執念的覺悟者，不斷掙脫肉身的冥想者，不斷涉渡此岸與彼岸之間的朝圣者。那薩詩歌中的背景、空間是主體、自然與世界融通之后的精神、元素、原型的化身。這些化身又在日常化空間、自然環境以及冥想型的深邃文化情景中對應于一個個物象、心象與幻象，對應于真實不虛的情感、經驗、感受的多棱鏡，對應于生命中的終極問題與未解之謎，“雪山拉下霧色帷幕，我行走其中/像一件自由漏失的器皿/天因為放空而高貴了起來”。由此，個人命運、精神情勢與地方知識、民族元素完成一次次的對話與融合，詩人的生命意志力和包容的襟懷也由此得到磨礪與拓展。

黃芳與其他同時代女性詩人一樣，一度在文本中反復強化女性的身份、經驗、意識以及文化想象，她們通過理解、“扮演”、重組、建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來抵達“永恒的女性”，用文字試探命運的深淺。從某種意義上說，女性一生都是在準備、創作、修改自畫像，由此詩歌分擔了自白、禱辭、安慰劑和白日夢的功能。在詩人與自我、事物、空間、元素的對話、磋商、盤詰中，我們看到，一個女性在不斷地回望、面對、直視、打量、凝視中，過去時的我、此刻的我以及未來的我相互交織、彼此探尋。在《落下來》這本詩集中，黃芳的詩歌已經隨著“中年經驗”的到來，越來越專注于日常化的生存現場，以及不容回避的圍繞家族展開的死亡意識。她也總是能在細節和幽微中激活出想象的閃電與低沉的雷鳴，能夠在司空見慣的表象背后上演戲劇化的靈魂舞蹈。黃芳有些詩歌不乏緊張與銳利：“那天黃昏/我在報紙的空白處/寫了一小行字：在風雨中/抱緊良知的骨頭”。這再次驗證了女性詩人天然攜帶的自白品質和自畫像的質素。詩歌是精神能見度的產物，從而她們的寫作也攜帶了深深的精神史的印記。

在閱讀此次參評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詩歌作品的過程中，從詩人與環境的深度互動來看，我們會發現當下一大部分少數民族詩人仍延續了抒寫標志性的民族空間和標識化的地方景觀的路徑。這些空間、景觀作為民族的文化元素、地方胎記、族裔信仰、精神資源深入到每一位寫作者的血脈和記憶之中。這一類型化寫作的空間優勢是顯豁的，這些意象、場景以及空間也攜帶了民族記憶的根系，寫作的地基也是長久而穩固的，寫作者在無形當中也獲得了地方性知識的有力支撐。

在日常處境、地方元素、民族文化、母題意識與幽微內心、精神型構、命運主題、語言方式、修辭策略的深度對話與發現中，少數民族詩人的詩歌閃現出異常動人的光亮。這些少數民族詩人印證了無論是宏闊的詩還是幽微的詩，它們都應該具有可貴的精神能見度和發現能力，具有發幽燭微的目光，具備打通更多人的精神共時體結構，具有將個體經驗、現實經驗、地方經驗最終提升為民族經驗、歷史經驗、人類經驗的求真意志和寫作能力。

對于所有詩人而言，他們最終一起站在了歷史、文化、詩學以及現實、自我空間的復合體當中，接受讀者、批評家以及時間法則審慎選擇的精銳目光。

（作者系《詩刊》副主編，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