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駿馬獎共有54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中短篇小說集和11部少數民族文字中短篇小說集參評，經過評委會嚴格評審，最終，蒙古族作家阿尤爾扎納的《藍天戈壁》（蒙古文）、彝族作家包倬的《十尋》、壯族作家凡一平的《上嶺戀人》、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馱著魂靈的馬》、土家族作家少一的《月光緊追不舍》5部作品脫穎而出。這5部作品凝聚了評委們的高度共識，從不同方面體現(xiàn)了過去4年少數民族文學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成就。

云南彝族作家包倬的小說集《十尋》，多以“阿尼卡”這個作者苦心經營的文學地標展開。在包倬這里，阿尼卡猶如一道橋梁，一邊連接著古老民族的蠻荒山區(qū)，另一邊連接著絢麗斑駁的現(xiàn)代都市。其間，悵然若失的人們，往往陷入無盡的尋找之中。于是，尋找構成了小說集《十尋》的共同主題，這大概也是我們永恒的文學主題。《十尋》里的尋找，顯然有著多重意涵。它可以是尋找行而下的具體事物，比如《找啊找》里神秘被盜的鋼筆，或《馴猴記》里突然失蹤的猴子和馴猴師，但更多還是尋找某種形而上的人生追求：《走壁記》寫的是尋找個體生命的出路，而《掩耳記》則是尋找規(guī)則之外的獨特空間，抑或如《馴猴記》所顯示的，逃離被馴服的命運……借助尋找這個話題，作者很好地融入了自己對于社會人生與個體命運的深切思索。

其實我們每個人，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尋找，而包倬的小說正是為無數尋找的“我們”畫像。《紅妝》呈現(xiàn)了入殮師這一特殊職業(yè)背后冷冽的孤獨感，以及孤獨之中對于理解的執(zhí)著探尋；《親愛的困獸》里的馬小明和周虹，是兩個走投無路的人，他們游蕩在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城市，只為找尋一條生路；《圣誕快樂》里兩個互不相識的人，懷著各自的創(chuàng)傷，他們要尋找一次傾訴的契機。在《天空之境》里，孤獨的孩子們決定尋找外面的世界；而在《新婚快樂》里，來自阿尼卡的老莫尋找被早已送人的女兒，在歡樂的婚禮現(xiàn)場，他承受著不敢相認的煎熬，只能默默守候與祝福；或者如《生日快樂》里30歲的朱麗，她執(zhí)意要在阿尼卡為自己轟轟烈烈地辦一場生日宴會，希望借這種告別的方式尋找一次新生。這便是《十尋》的故事，包倬借助他筆下的阿尼卡人物，探索現(xiàn)實世界的精神可能性，這正是他的小說能夠打動人的地方。

繼《上嶺村的謀殺》之后，廣西壯族作家凡一平攜小說集《上嶺戀人》重新歸來。這部作品同樣根植于想象中的“上嶺村”，卻祛除了前作聳動的案件奇觀和尖銳的現(xiàn)實指向，總體上更傾向于講述那些“帶有泥土氣息的故事”，希求從細膩平和的日常生活中發(fā)掘人性的良善與光亮。“故土的微光，若流螢翩飛于人間，字里行間閃耀著人的善與仁。”《上嶺戀人》并沒有銘刻什么恢宏的時代主題，也無意呈現(xiàn)厚重的社會歷史，它只為記取最平凡的人物和最動人的故事，進而提煉些許寓言般樸素的人生教益。小說集開篇便塑造了女主人公韋妹蓮不為負心郎所遺巨額財產而動心的高尚形象，此后的《上嶺偵探》《上嶺產婆》《上嶺說客》《上嶺裁縫》《上嶺保姆》等篇目，生動記錄了上嶺村形形色色的人與事，描繪了一幅幅具有地方風情的質樸畫卷。這里有竭力維護家庭和睦的退休警察，有收養(yǎng)棄嬰助人為本的傳奇產婆，有重教益勝過實利的鄉(xiāng)間說客，有游走鄉(xiāng)間只為收徒傳藝的奇怪裁縫，更有以德報怨、重義輕利的住家保姆。甚至如《的確良》里養(yǎng)羊的樊山楂，或《靠名字吃飯的人》中“靠名字吃飯”的“包平安”等，這些生活在上嶺村的人物，他們都干著低微的工作，卻并不為俗世的名利所惑，依然葆有最樸素的人情倫理，閃爍著最崇高的人性光輝。小說中遠離塵囂，極具道德理想主義，甚至帶有某種烏托邦色彩的“上嶺村”，或許正是作者默默對抗世界利誘、守護人性光芒的生動體現(xiàn)。大概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小說寄予著某種向理想生活致敬的決心，作者用他的倔強和堅持，告訴我們每個人，這平凡而動人的一生究竟應該怎樣度過。

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是近年來炙手可熱的青年寫作者，相繼創(chuàng)作的諸多作品都極為引人注目。她的最新小說集《馱著魂靈的馬》立足于其家鄉(xiāng)內蒙古庫布齊沙漠腹地的“沙窩地”，以深沉舒緩的筆調講述荒涼貧瘠的草原故事。這里的作品并不刻意追求激烈的情節(jié)沖突和戲劇化的文本效果，而更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充分挖掘，思索更加深邃的精神命題。比如她總會嘗試討論草原文明與現(xiàn)代文明的關系命題，思索草原文明該何去何從。《馱著魂靈的馬》這篇講述的便是牧人社會在變遷中的迷失。在草原世界里，馬的意義非同尋常，不僅所有的馬都有名字，而且死去馬的頭骨還會被主人妥善歸置。然而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牧人心目中“不會說話的王子”終于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飛馳的駿馬相撞而死，這一慘烈的偶然事件所包含的隱喻意義就不言而喻了。在娜仁高娃這里，“馱著魂靈的馬”消失了，失魂落魄的人們同樣無處安身。

在草原世界里，萬物都有魂靈，而所謂的魂靈，不是一種縹緲的概念，也不是一種虛幻的依附，它意味著生命的尊嚴。就像《裸露的山體》所說的，“一個高貴的魂靈即便是被囚禁在卑微的軀體里，也不會忘記唱出最動聽的歌”。娜仁高娃慣于寫世界的沉重，以及比這更沉重的死亡，但她更善于寫普遍的人倫情感，比如自由、尊嚴，還有愛。是的，她也寫了無比深沉的愛。就像《戈壁》里獨行者的父親那樣，他總會用一個阿如戈（柳條編的大筐子）背著精神失常的妻子，不離不棄。以至于小說最后，作者忍不住感慨：“我們活一回，其實終究是在尋找一個可以把你裝在阿如戈里到處走的人，或者說，在尋找一個你想裝在阿如戈里的人。”因此，《馱著魂靈的馬》不僅體現(xiàn)了草原文化的特殊性，更體現(xiàn)出有關現(xiàn)實世界精神探索的普遍命題。

湖南土家族作家少一的小說集《月光緊追不舍》生動講述了武陵山區(qū)的基層警察故事，展現(xiàn)了湘鄂邊地的獨特民情，以及結合輔警、巡警、內勤女警、森林警察、駐村警察等諸多警種的各種故事。可以說，《月光緊追不舍》為我們傾情勾勒了新時代基層警察隊伍的眾生相和平凡英雄的工作史。小說全無大案要案等扣人心弦的聳動情節(jié)，只有“偷蘿卜偷玉米偷臘肉”之類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甚至還有“偷雞飼料”等離奇情節(jié)及背后苦澀無奈的曲折故事，卻能由此看出鄉(xiāng)村世界基層治理的獨特面貌，進而成全小人物們平凡中的不凡和渺小里的偉大。在少一筆下的警察世界里，五年的基層工作，并不是所有人都甘愿領受的，但恰恰是他們，“既來之，則安之”，兢兢業(yè)業(yè)地干出了諸多不凡的業(yè)績。這里的小警察們，不僅要如《突如其來的中午》里的內勤女警那珍那樣，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維護人民大義、守護一方平安”，還得如《偷風》里的駐村民警李宓那樣，積極參與鄉(xiāng)村振興的各項工作，這便讓基層治理的故事體現(xiàn)出豐富立體的面貌來。總的來看，《月光緊追不舍》情節(jié)鮮亮真實，敘述生趣盎然，卻又意蘊悠長，感人肺腑，讓人看到了平凡人物的動人瞬間。尤其是，每每在最后時刻，小說總能適時出現(xiàn)情節(jié)陡轉，以此突顯作者于現(xiàn)實的“蕪雜”中竭力捕捉人性光亮的決心。比如《晚節(jié)》《強子被帶走之后》等篇章便直接關系到疑似“晚節(jié)不保”的官員行止，但在一番“周折”之后，都被悉數證明，一切只是誤會，小說由此也不斷兌現(xiàn)著基層工作者的良善、信義和堅守，讀來不禁令人心生溫暖。

此外，四川藏族作家尹向東的《河流的方向》對于當下藏民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呈現(xiàn)，對于民族風情和地域文化的深度開掘；新疆維吾爾族作家瑞朵·海瑞拉的《永恒的刻度》從女性成長的個人化角度對小說情感的細膩把握；寧夏回族作家馬悅的《飛翔的鳥》立足地方性，對女性堅韌力量的書寫，對民族團結的積極弘揚；以及云南傣族作家李司平的《流淌火》以獨特的荒誕風格對人性光亮的執(zhí)著期待，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了4年來少數民族文學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收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