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劉慶邦的長篇現實主義小說力作《花燈調》，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作者從夏寫到秋，從秋寫到冬，又從冬天差不多寫到來年的立春，終于將這近三十萬字的作品呈現出來。這是種田百姓生存狀況的深度還原，也是人民公仆勤懇敬業的真實寫照。該書在出版前就先后入選“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得到了文學界的廣泛重視。

劉慶邦是我國著名作家，享有“短篇王”的美譽，很多作品被譯介到海外，且榮獲國內外諸多重要文學獎項。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還曾獲得第五十三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備受關注。

在文學上取得豐碩成果的劉慶邦也是一個經歷過極度貧困、對饑餓有著深切記憶的人。出生于1951年河南農村的他，在幼年、少年時期飽受饑餓的困擾，吃過從水里撈出來的雜草，啃過榆樹皮、柿樹皮、煳坷垃。正因如此，他對脫貧攻堅和消除貧困才有著格外的期待，深知其成果的來之不易，以文學之筆將其記錄下來并予以傳播的想法在他心里潛滋暗長。

在生活經歷、情感體驗、創作條件等要素都齊備的情況下，劉慶邦終于在2020年春天的一次采風活動中做好了小說人物上的準備，《花燈調》的創作由此開始。在70歲的高齡投入這樣長篇小說的創作，劉慶邦不僅付出了腦力、體力的代價，也情不自禁地投入了豐沛的情感，寫作時他常常會被書中的人物故事感動得淚眼婆娑，即便自己感染新冠，在發燒、頭疼、嗓子疼的情況下也依然筆耕不輟。

作品原名《淚為誰流》，說的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的自況。這淚水為千千萬萬曾在貧窮困頓中掙扎的同胞而流，為同樣數量龐大的一心想改變農村、農民貧困落后現狀的好干部而流，為脫貧攻堅事業取得的成績而流，為國家心系每一處、每一人而流，為生是華夏人的自豪感而流……

天鵝女書記的播火記，丑小鴨鄉村的變形記

《花燈調》聚焦貴州偏遠山區的貧困村落——高遠村，這里是“高原孤島”般的存在，百姓過著“刀耕火種”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落后狀態年復一年。在地理條件惡劣、村民文化水平低下等自然跟人文雙重短板的情況下，高遠村接受了來自城里“白天鵝”的“魔法”，在她的感染帶動下播下希望的火種，命運的齒輪從此開始轉動……

小說的人物原型在三山夾兩溝的深山老林，她手腳并用爬上山間小路，用這樣的方式走訪大山里的村民，帶領村干部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高海拔的絕壁上修建村組公路62.7公里以及水庫、水廠、山塘等基礎設施，實現了高壓電、自來水、網絡的正常使用。徹底改變了村里“人背馬馱、靠天吃飯、望天喝水”的歷史。她用7年多的時間，2700個日夜的堅守，與父老鄉親同心協力，換來了面貌一新的鄉村，也因此收獲了百姓的信賴愛戴和大大小小的榮譽獎項……

而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向家明本已擁有了令人艷羨的工作、美滿幸福的家庭、富足安定的生活。在檢察院跟高遠村之間，毅然選擇了后者，她走在田間地頭、攀在懸崖峭壁，宿在簡陋屋舍，在泥濘跟嚴峻中拓荒，在溝壑跟淤堵中楫水。從“走新路”到“闖新路”再到“致富路”，她的真心、良心、責任心付諸實際行動，讓人民放心、舒心、開心，與廣大村民齊心協力，共同書寫了高遠村這個丑小鴨鄉村的華麗“變形記”。

拒絕焦慮和擺爛 像她一樣成為在大風中屹立不倒的人

面對生活和工作中的諸多困難和不如意，有人陷入迷茫和彷徨，有人開始趨向得過且過，也不乏有人選擇“躺平”“擺爛”，但無論停滯、逃避還是短暫的松弛、歡愉，都不能帶人走出泥淖。只有那些心懷夢想、全情投入、腳踏實地的人才能勇敢地直面并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問題，從而實現真正的個人成長，找到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從而活成了更好的自己，也收獲了持續的幸福感。

《花燈調》中以向家明為代表的中年人、任歡歡代表的青年人等，為人們提供了陽光有力的參照。向家明在駐村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比如學生的教育問題。家庭條件有限或者家長身體條件不好，導致很多適齡孩子都無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向家明在征集村干部的意見后，向上級領導請求支援，建校舍、請老師、招學生，教育脫貧慢慢步入正軌。這讓很多過去在家里煮飯做菜的孩子有條件踏踏實實地坐在課堂讀書認字，校正了他們的言行，也完善了他們的性格，讓他們能以更加陽光積極的姿態生活、成長。

年輕的任歡歡也同樣值得敬佩。作為剛畢業的大學生，剛到高遠村時在環境跟心理上都很不適應。后來希望留在鄉村繼續為孩子發光發熱的規劃與男友相左，導致二人不歡而散。年輕的她為了心中的夢想、為貧困山區的教育事業付出了很多的犧牲，做出了很多的貢獻，讓人不禁聯想到現實生活中的張桂梅。

理想親密關系，不失人間煙火氣又彼此成就

女主人公向家明作為人過中年的成功女性，無論在工作還是家庭生活中都獨立、有性格，與丈夫郝思清的日常也不乏鍋碗瓢盆的磕碰，但兩人間發自內心的理解與欣賞、靈魂深處的懂得與支持，展示了理想親密關系的模樣。

向家明選擇擔任扶貧干部的時候，丈夫郝思清在精神和物質上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在生活上，經常電話詢問妻子情況，一次次開車走崎嶇山路給她送去營養食品，自己的父母已經過世，便像照顧自己親生父母一樣對待岳父母，他的付出在贏得岳父母、向家姐妹的認可與尊敬的同時，也深深打動著妻子。在工作上，幫助妻子理性觀察、分析問題、出謀劃策，甚至親自上陣幫助協調，而在看到村里存在的問題時又及時指出并提出寶貴建議，幫助妻子從實際出發，幫助高遠村同時實現經濟和精神上的脫貧……他是相濡以沫的丈夫，也是一位并肩作戰的戰友，還是困難阻礙面前敢于直言的諍友。

他為她想得周到，是因為他愛她，而她自然也愛著他……所有恰切的“給予”源于深切的懂得與愛。向家明也是一位稱職、優秀、負責任的伴侶，懂得感恩，并能及時、智慧地在丈夫失落的時刻給予耐心的陪伴、開導……向家明與郝思清，讓人們看到了一對中年夫妻平淡卻又幸福的日常，是向往愛情和生活，是理想的親密關系。

生動的漫畫式人物，也可能是你們村的某人

作品中的村民形象都極具代表性：外出打工的青年興高采烈地帶女朋友回村，女方嫌棄家里、村里極度貧困的現狀，寧愿拋下剛生的孩子遠走他鄉。這樣的事例無論是在短視頻還是現實生活中都屢見不鮮，人們習慣說女方物質、現實、自私，對待感情不認真。但總有現實的原因值得我們反思，如果生活條件足夠滿足對方的要求也就不會接連大范圍出現這種情況，這也是脫貧攻堅的重要意義之一種。

王安新的爸爸因盜竊罪進了監獄，讓她們的生活雪上加霜，小女孩不僅沒有學上，還在小小年紀家徒四壁的情況下照顧奶奶、祖奶奶，這也就造成了越窮越上不起學、越沒有辦法改變命運的惡性循環，因為留不住外來的媳婦不是個例，這樣的孩子也就不在少數。

整天得過且過、不修邊幅的齊天星不思進取，是村子里極不配合的落后村民代表，充分展現了思想上的貧困。對于這種人，一味簡單地給予、幫助，只會讓他們養成好吃懶做、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惡習，永遠不會自己主動爭取幸福生活，只能通過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深入說服、教育和感召，才能使其真正徹底改變……這是向家明遇到的實際問題，需要她逐個攻克。

但也有一些令人寬慰的存在：秦嫂羞澀、拘謹、樸實、熱情，給來家里調查情況的干部煮雞蛋、炒臘肉；周志剛是一個踏實肯干、敢說敢做、愿意為人民服務和犧牲的退伍軍人；劉麗是一個關心教育、認真負責的好干部……這為向家明排除障礙提供了精神上的極大支持。

生動多元的人物組成了《花燈調》多彩的人物長廊，也讓我們感覺身在其中，由此故事也更顯得真實、親切、動人。

以文學形式再現遵義革命歷史 燃動文化中的紅色基因

遵義，是革命老區，是紅色圣地。在歷史上，紅軍于千鈞一發之際成功召開遵義會議，果斷采取轉戰行動，及時挽救了中國革命的命運。紅軍完成四渡赤水，擺脫了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花燈調》故事的發生地高遠村正是遵義的一部分，這里的村民曾給過紅軍幫助支持，當地流傳著不少感人的佳話。但多年之后，這里依然貧困如洗，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事業在這里就顯得尤為重要和必要。要讓英雄地區的人民盡快脫貧，過上小康生活。由此，一段“白天鵝書記”的下鄉“歷險記”、“丑小鴨鄉村”的蛻變傳奇徐徐拉開帷幕。

作品中的主人公向家明、地處遵義地區的高遠村，都是帶有象征性的“點”，他們的奮斗彰顯著普通人的現代理想光輝，他們的故事和精神是對革命英雄遺志、紅色基因的現代傳承。《花燈調》無形中以文學形式再現遵義革命歷史，燃動文化中的紅色基因。

本書是作者做了是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人生的準備，生命的準備。他感嘆：“我準備了大半輩子，醞釀了幾十年，終于把這本書寫了出來。”在此基礎上，這本書也可以成為村民的營養、干部的營養、村落的營養，或可成為國家精神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