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堅勇，散文家、劇作家，首屆魯迅文學獎得主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如果有，是什么？

夏堅勇：我不相信有哪一個寫作者沒有枕邊書，就如同舊時代的窮書生多染肺結核一樣，那是一種職業病。肺結核是壞的職業病，枕邊書則是好的職業病，它能讓你從創作的興奮中解脫出來，帶著閱讀的愉悅輕松入睡。我的床頭柜上總有一堆書，每次入睡前隨手抽一本，然后翻到哪頁是哪頁，看不了多會睡意就來了，于是倒頭便睡，有時連書都來不及丟下。這使我想起一則民間故事里勢利眼的私塾先生，他的兩個學生，一個是富家子弟，一個出自貧寒的農家。兩個學生都在課堂上打瞌睡，先生便指著窮人的孩子罵道：“看你這沒出息的，一拿到書就想睡覺，你看人家。”他指著富家子弟：“睡著了還拿著書。”我就是一拿到書就想睡覺，而且常常睡著了還拿著書的人。我的枕邊書多是歷代小品，例如《夜航船》《容齋隨筆》《仿洪小品》之類，最近看的一套《民國筆記小說粹編》，說是小說，其實是筆記小品。

中華讀書報：先談談您的童年閱讀？

夏堅勇：作為農家子弟，我童年的閱讀亦有如家境一般貧乏。在小學階段，我幾乎沒有接觸過近現代作家的文學作品，卻通讀了幾十部歷史演義小說，主要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榜》《東周列國志》《隋唐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薛剛反唐》《楊家將演義》《五虎平南》《狄青征西》《說岳全傳》《天寶圖》《地寶圖》《三俠五義》《七俠五義》《小五義》《綠牡丹》《濟公傳》《鏡花緣》，等等。其中最不感興趣的是最后一本，因為其中既無忠奸之爭，又無戰神與大俠。這些閱讀當然給我接下來的創作影響很大，即很少受到外國文學的熏陶，這是我的胎中病，先天不足。但也不能說一點好處也沒有，那就是關于中國歷史知識的最初啟蒙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的培養。

中華讀書報：在不同的時期，您的閱讀有怎樣的特點？您的閱讀是隨性的還是系統、有計劃的？

夏堅勇：1962年我進入初中，直到1973年被推薦讀大學，在這中間的十多年里，我所能讀到的只有17年間出版的長篇小說，而且是斷斷續續的。唯一的例外是“文革”中學校停課，圖書館流出來幾本外國小說，我偷偷看了一本《被開墾的處女地》。新時期以后，我補課似的看了一批外國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作，也結合自己的創作看了一些當時走紅的文壇新貴們的作品。自上世紀90年代轉入歷史散文的創作后，閱讀就偏向歷史了。我基本上沒有什么閱讀計劃，而是跟著感覺走，抓到籃子里就是菜，屬于雜食動物。

中華讀書報：“宋史三部曲”（《紹興十二年》《慶歷四年秋》《東京夢尋錄》，譯林出版社）分別以南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北宋仁宗慶歷四年、北宋真宗大宋祥符元年這三個深具代表性的歷史時段作為敘事節點，從岳飛被殺、慶歷新政、宋真宗東封三個富有意味的歷史事件入手，進入歷史橫切面，闡微發幽，抽絲剝繭。您在寫這三部曲的過程中，做了怎樣的文學準備？閱讀了哪些史書？

夏堅勇：由于少年時期閱讀的影響，我一直對歷史題材的小說情有獨鐘，上世紀80年代，徐興業的《金甌缺》給了我很大的震動，在那前后，我又看了姚雪垠的多卷本《李自成》和中國臺灣作家高陽的幾本歷史小說。心頭的興奮自不待言，平心而論，盡管那時文壇上的主流聲音對《李自成》評價不高，但我始終認為書中涉及崇禎君臣和對當時的制度、風俗、文化的描寫還是相當成功的，也是后來的很多歷史寫作者無法企及的。80年代后期，我曾試圖寫一部以明代“靖難之役”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亦已做了不少準備，但終因歷史小說密度太大，我當時的文學功底和歷史素養都無力承擔，只能不了了之。90年代后，我轉入歷史文化散文的創作，也可以看作是自己歷史情節的一種迂回呈現。當我完成了文化大散文《湮沒的輝煌》和《大運河傳》后，實際上已經基本完成了寫作“宋史三部曲”的文學準備。至于歷史素養方面，在構思和寫作過程中當然要讀不少書。除去《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宋史紀事本末》之外，大量的是宋人筆記，還有一些有關的專門史，例如纏足史、家具史、氣候史、服飾史、烹飪史，等等。其中一本研究古代物價的《金泥玉屑叢考》就前后買了三本，因我這人拉垮，用過了就隨手一扔，下次要用，找不著，只能網上買一本，如斯者再三。

中華讀書報：從朝廷正史到宋人筆記，有什么閱讀習慣？

夏堅勇：首先要講一點，看資料，很重要的一點是識貨，而識貨的前提則是文學想象力的全程參與。有了想象力的參與，你就能像磁鐵一樣把對你有用的東西分揀出來，有時候，當你發現它的時候，你甚至已經給它在作品中安排好了位置。隨著新的有價值的資料的不斷發現，你原先的構思也會不斷作出調整，這是水到渠成的關系。

“宋史三部曲”的創作時間延續達10年，這中間幾乎每天都在看書，由此推測，所讀的書應遠遠不止40余種吧。我讀資料的程序一般是，先通讀，在覺得有價值的內容下面加記號。通讀過了，再把加記號的內容讀一遍，結合自己的構思，如覺得可用，就抄下來。在寫作某個章節前，先把筆記本看一遍，把可用于這一章的加上記號。有了這幾道程序，可用的資料實際上已爛熟于心了。

最后再講一點，我至今不會用電腦，因此，所有的閱讀對象都是紙質書，所有的標記和抄錄也都是手工的，當然所有的寫作也都是傳統的所謂“筆耕”。笨人一個。

中華讀書報：有什么書讓您渴望成為一個作家嗎？

夏堅勇：1971年已是我高中畢業回鄉務農的第四年，那時的農村，可讀的書很少。有一次我在村里的一戶人家發現了一本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文學》課本。那時候的中學語文分《漢語》和《文學》兩門，初中的《文學》課本上，文學的含金量還真不低，有曹雪芹的《劉姥姥三進榮國府》，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丁玲的《在果園里》。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這部作品天然地契合了我潛在的審美趣味，農村小鎮上兩個頭面人物在茶館里的爭吵和斗毆，故事集中，情節緊湊而富于張力，對話富于口語化和地域化，人物性格則活靈活現。我當時一是被作品的藝術力量所征服，連看幾遍，愛不釋手。但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樣的作品并非高不可攀，熟悉的人、事，甚至語言，相對集中的場景，自己也是可以學著寫的。那本初中《文學》課本上的文章一直被我反復揣摩，也點燃了我心底最初的文學火苗。后來我開始學習寫短篇小說時，經常會使用這種在一個相對集中的時空中展開情節和人物的手法，川中鄉鎮上的那座其香居茶館，值得我永遠地景仰。

中華讀書報：您會常重溫舊書嗎？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最鐘愛的是哪一本？

夏堅勇：我不知道你說的“舊書”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家里的藏書，我當然喜歡重溫，最近這些年我很少買書，平時的閱讀，新書占的比例不超過一半，其他的就是舊書，主要是那些以前看過，曾給我的創作帶來很大影響的書。舊書重讀，有的比以前的感覺還要好；也有的以前覺得很震撼，現在覺得很平常，時世使然，成長使然，這很正常。

如果你指的是自己以前的作品，我則很少重溫，我害怕那種不堪回首的感覺。但有時因為需要把自己某部作品的某個章節看了一下，又覺得很有成就感：在那個時候，我居然能寫出這樣好的文字。至于最鐘愛的舊作，實在很難說，這幾十年來，我的作品起伏不大，既沒有特別出彩的，也沒有很拉垮的。但我在好幾次公開場合都說過：“《大運河傳》是我最喜愛的作品。”

中華讀書報：您的私人藏書有何特點？有什么讓人大吃一驚的書嗎？平時用什么方法整理書籍？

夏堅勇：我的藏書不多，基本上都是急用先買，急用先學，因此藏書也不可能成什么系統，基本上文史類的多一些，中外經典名著也有一些。但好些其實沒有看，特別是外國文學，例如曾名噪一時的《追憶似水年華》和《尤利西斯》都沒有看完。也有些八卦的書，例如星相、占卜之類，不知這些會不會讓人大吃一驚。我是懶人，平時根本不整理，只把寫作時短期內需要參考的書找來，一古腦兒堆在寫字臺上。寫字臺上堆不下了，再堆在座位邊的椅子上。椅子上堆滿了，索性放地上。如果把我的書按照購買時間排列的話，大體上是一份我個人的寫作史，因為它反映了我某個時期關注的重點及審美取向。

中華讀書報：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夏堅勇：我帶《紅樓夢》《金瓶梅》《聊齋志異》。我一直想把《紅樓夢》和《金瓶梅》對比著讀。都說《紅樓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這其實有點溢美了。《紅樓夢》的長處在于對貴族生活的描寫，而對市井底層的描寫則不及《金瓶梅》。在這方面，《金瓶梅》太出色了，尤其是西門慶死后，樹倒猢猻散，各種小人物反噬西門家的嘴臉和手段無奇不有，令人叫絕。這兩本書，《金瓶梅》問世在前，《紅樓夢》問世在后，對比著讀，一定可以發現后者向前者借鑒的痕跡。

帶《聊齋志異》，無疑是為了排解無人島上的孤獨和無聊，那里面的鬼怪故事，亦足夠細細咀嚼的。

中華讀書報：假設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夏堅勇：如果可以多邀請一些，我邀請李白、李商隱、李煜、李清照，因為我一直認為中國的詩詞，李家無疑是第一家族，他們差不多占據了中國詩詞的半壁江山。我想探尋他們的家族淵源，還想聽聽他們對某些文學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的意見，例如李白當年是不是很看不起作為小跟班的杜甫，還有李商隱的幾首《無題》詩的正解，特別是那首《錦瑟》。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文學上那么平庸，才華的巨大差距對夫婦感情有怎樣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