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傳統文論“活起來”，不僅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題中之義，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故如何讓傳統文論“活起來”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事實上，中國現代學者就有此方面的思考，且留下了許多成功案例。如朱自清的“詩言志”闡釋就屬此例。時至今日，他的“詩言志是‘開山的綱領’”這一論斷為人反復征引，用以說明“詩言志”在中國文論史上的第一位的權威地位。故有必要重返朱自清的“詩言志”闡釋，以此觀測朱自清“活化”傳統文論的路徑，為當代“活化”傳統文論提供鏡鑒。

系統觀照，立“開山的綱領”地位

朱自清認為“詩言志”是中國歷代文論的“開山的綱領”。這是一種基于中國文論整體面貌作出的系統觀照。這既與朱自清借鏡西學，接受西方的系統觀念與方法有關，也與他對中國文論系統的認識與把握有關。

一方面，朱自清指出要參照西方現代的“文學批評”觀念與方法來篩選并評判中國的詩文評傳統。他說：“‘文學批評’原是外來的意念，我們的詩文評雖與文學批評相當，卻有它自己的發展，……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就難在將這兩樣比較得恰到好處，教我們能以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詩文評的面目。”他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就是以西學作為鏡角。比如他注重中心意念的厘定與提煉，這頗似西方現代學科將概念術語視為必要條件的研究思路。且“意念”一詞不僅包含“概念”“觀念”“術語”“意義”等詞的意涵，且有統攝全局之意味。這表明他試圖通過擇取中心意念以打通中國文論史意圖。這源自一種科學化、理論化的思維觀念，且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逐漸形成的。不過，在他那里，借鏡西學，絕非唯西學是從，而是在參照西學與關注中國文論本來面目的雙重視野中展開。故此，他認為郭紹虞以西方純文學與雜文學二元觀念來認識中國古代的“文”“筆”之別，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觀念因“離開傳統思想而趨于正確”等，這些看法未必切合實際情形。他強調“以我們自己的標準，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各時代的環境決定各時代的正確標準，我們也是各還其本來面目的好”。

另一方面，朱自清力圖闡明中國文論的系統架構。朱自清指出中國文論始于論詩，故詩論為中國文論的初始形態。而就詩論言，左右其發展的有四個意念，即“詩言志”“詩教”“比興”“正變”。其中，“詩言志”是“開山的綱領”。鑒于詩論在中國文論中的源頭地位，故“詩言志”亦是中國文論的開山綱領，它奠定了日后中國文論發展的基調與方向。“詩言志”注重詩與政治、教化間的關系，到了漢代就形成了“詩教”這一意念。他認為“詩言志”與“詩教”是中國詩論的兩個綱領，重在告訴人如何理解詩，如何受用詩。“比興”與“正變”是細目，屬于方法論范疇。其中，“比興”是如何理解詩的方法，“正變”是如何受用詩的方法。而“比興”有一個由方法變為綱領的過程。故他又指出“詩言志”“詩教”“比興”是中國詩論的三條“金科玉律”。如此一來，朱自清通過四個意念及其“綱舉而目張”的關系辨析，揭示了中國文論的內在系統。

辨章考鏡，明多重史態

“辨章考鏡”語出清代章學誠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辨章是從橫斷面說的，即辨別各種學說之間的不同。考鏡是從縱剖面說的，是研究各種學說發展的歷史。朱自清的“詩言志”闡釋，正以辨章考鏡的方式展開。

通過辨章，他提出“詩言志”包括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四種形態。這四種形態亦即“詩言志”的四種含義，其區別在于言志的不同。如獻詩中的言志是自下而上的，多為公卿列士做詩獻給帝王，表現為“不出乎諷與頌”，且諷比頌多。賦詩中的言志多“諸侯之志，一國之志”，表現為“頌多于諷”，且往往以斷章取義的方式用詩，從而與獻詩陳志有所不同。教詩中的言志是由上而下的，重“言”，以教化為主要目的，且開始關注作詩人，故不同于獻詩和賦詩注重聽歌的人。作詩中的言志多為一己之窮通或人生義理之感悟，真正意識到作詩人自己，這是其獨特所在。經過如此辨析，朱自清闡明了“詩言志”是一個包含著豐富內涵的意念。

借助考鏡，他厘清了“詩言志”發展的內在史脈。他首先指出“詩言志”一詞最早見于《尚書?堯典》，并通過“詩”“志”的語義考證，得出“詩”同于“志”，指出“詩”或“志”包含有聞一多所說的“記錄、記憶、懷抱”三層意思。但他強調到了“詩言志”時，詩已指向懷抱了。而這種“懷抱”與禮相關，與政治、教化相關。這也就奠定了“詩言志”與政教有關的基調。獻詩陳志、賦詩言志大抵如此。教詩明志更是以教化為主要目的。即便到作詩言志時，也“總還貼在窮通出處上”。如此一來，他揭示了“詩言志”“皆關政教”的基本特性。

如上可見，朱自清的辨章考鏡方式，明顯采用了中國傳統的訓詁考據法，但也融合了西方的語義學批評和語境分析法。如關于“詩言志”的四種含義的分析，這與語義學批評注重細讀和多義的分析有關。又如對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的考究極為注重出處。如從《詩經》搜尋獻詩陳志的證據，從《左傳》找尋賦詩言志的例證，從《詩大序》發現教詩明志的論述，從“騷人”之賦、漢代辭人之賦、東漢五言詩等中尋覓作詩言志的表現。不唯如此，以此為中心，向歷史縱深處推進。如論教詩明志，從《詩大序》開始，然后回溯到孔子、孟子的論詩解詩法。又如論作詩言志，從先秦詩歌鋪衍到明清時代。這些頗似西方語境分析的研究路徑。可以說，朱自清的“詩言志”闡釋是以中國的辨章考鏡傳統為基體，以訓詁考據等中國方法作為基本接受視野與西學東來的語義學批評和語境分析法進行方法互啟的結果。所以，盡管朱自清曾強調郭紹虞等人的批評史“是縱剖的敘述，范圍也大，通論與專評都要說及”，而他“卻想橫剖的看，看中國文評到底有幾大類”。但從他的“詩言志”闡釋看，他不僅是“橫剖的看”，而且是“縱剖的敘述”，由此廓清傳統文論的本來面目。

以史為據，迎回文以載道

當然，朱自清對“詩言志”的闡釋，并不在于僅僅揭示其地位，闡明其復雜史相，而有其現實目的。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以史為據，迎回文以載道。

五四以來，文以載道往往被視為表現儒家思想的工具而受到批判。至1932年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明確以言志載道相對立的模式描述中國文學史，強調言志即“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愿講的話”，載道則是以文學為工具表現“道”，體現出揚言志而抑載道的傾向。正基于對這種言志載道對立論的反思，朱自清開啟了“詩言志”的闡釋工作。如他在《詩言志辨》序言中說：“現代有人用‘言志’和‘載道’標明中國文學的主流，說這兩個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國文學史。‘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兩者并不沖突；現時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于是，他通過辨章考鏡的方式，揭示了“詩言志”與政教有關的基本特性，為言志載道原一的論斷提供了有力的論證，將文以載道迎了回來。那他為何要迎回文以載道？大體而言，至少有如下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尊重史實，還其本來面目。言志和載道本是植根于中國文化土壤而生長出來的中國特有話語。由于中國文化側重的是一種整體性的思維，與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有很大的區別。所以，中國文學史中的言志與載道絕非二元對立的，而是有著相融通的一面。但周作人顯然借重的是西方的為藝術而藝術與為人生而藝術的二元對立框架來認識與評價中國文學史中的言志與載道。這是不符合史實的。故朱自清在《詩文評的發展》一文中強調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研究“并不是現成的套子，隨意就可以套在史實上”，明顯包含著對以西方為唯一標準的治學路徑的批評。

其二，受外在形勢的誘發，助力文藝抗戰。在抗戰期間，如何重建中國文化以尋求精神力量，成為思想界的普遍趨勢。朱自清借勢以言志載道原一論取代言志載道對立論，恰與這一總體形勢相一致。如果說載道是以文學為工具來表現“道”，那么，左翼就持有此種觀念。所以，周作人的言志載道對立論中也隱含著對左翼文藝的非議與反撥。但在抗戰情境下，左翼文藝愈發顯示出其巨大的感召力。故朱自清提出言志載道原一論，既暗含著對左翼文藝的認同，也為其提供了史論的支柱。不過，提請注意的是，朱自清迎回文以載道，絕非將文藝的特性與個性完全排除出去，而是強調言志中有載道，載道中有言志，努力使五四時期形成的個人主義話語與左翼的社會話語相融合，著眼于現實人生，體現出“文以載人”的現代特色。

綜上，朱自清通過系統觀照確立了“詩言志”的“開山的綱領”地位，以辨章考鏡闡明了其多重歷史形態，并以史為據回應現實問題。這是一種“三步走”的闡釋路徑，即借鏡西學、回到歷史語境，直面中國問題。用朱自清自己的話說，就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將一時代還給一時代”“將中國還給中國”。這種闡釋路徑，不僅有用于“詩言志”的還原和活化研究，也有用于整個傳統文論的還原和活化工作。不唯如此，朱自清的言志載道原一論，也可為我們當下的“文以載道，以文化人”提供切實的方向與途徑。

（作者：許麗，系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