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也是有緣，我曾經去過一次赤坎。那是2016年的春天，我去廣州開會，朋友問我有沒有想去的地方，其時我剛剛看過姜文導演的《讓子彈飛》，對電影里面的碉樓印象深刻，一查取景地，原來是赤坎。于是就說去轉轉吧。驅車過去并不太遠，那天天公作美，還下了點蒙蒙細雨，在清冽的寒氣中看了幾座碉樓，轉了幾條小巷，也參觀了著名的鐘樓和司徒氏圖書館，然后在一家簡陋的大排檔吃到了我迄今為止吃過的最好吃的煲仔飯——鱔絲煲仔飯，至今讓我念念不忘，每一想起就不禁口舌生津。我游赤坎只有大半日的時間，當然只是走馬觀花，但僅從朋友只言片語的介紹以及目睹的并不完整的建筑景觀，已經震驚于赤坎的歷史與人文，直覺這背后有說不盡的故事和寫不完的傳奇。從寫作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座題材和故事的富礦。所以當我聽說作家熊育群要寫一部以赤坎為主要題材的長篇小說，一方面覺得他頗有眼光，另外一方面也對這部作品有了不一樣的期待。2022年歲末，熊育群完成了這部作品，名之為《金墟》。（1）部分章節發表于《花城》《作家》《當代》等重要文學期刊，獲得了關注和好評。我也在第一時間讀完了這部作品的全稿，我匆匆一游的赤坎終于在熊育群的筆下獲得了全面且豐富的表達和形塑。對我來說，這一次的閱讀是一次更有深度、有價值的旅行。

一 虛構與非虛構

熊育群在《金墟》的創作談里首先就談到了自己的困惑：“長篇小說不同題材創作手法完全不一樣，幾無經驗可循。赤坎之神奇，我欲以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來創作，動筆時卻陷入了沉思：赤坎歷史和現實的勾連如此夢幻，如果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來寫，魔幻反倒失真了，缺乏力量感。另外，我躊躇著，用不用真實的地名、家族名和現實事件：不用，會失去很多精彩的內容，特別是小說求‘真’的品性、真實的氣息；用的話，如何處理小說與現實中人和事的關系，我可能會被卷入現實的矛盾中。再者，小說是虛構的藝術，虛構與非虛構的關系又將如何處理？”（2）熊育群的困惑其實是這些年當代小說寫作的普遍困惑，一方面隨著“非虛構”的興起，作者和讀者都對材料、調查有著更高的興趣和要求，這也是一部優秀作品的基礎；另外一方面，如果僅僅停留在“非虛構”的層面，往往又難以完成審美的飛躍，“非虛構”容易局限于一時一地的事實，而無法完成小說作為“人類心靈秘史”的要求。實際上，對“虛構”和“非虛構”做一種人為的劃分傷害了當代寫作的綜合性，我曾經在一篇長文中專門指出：“‘非虛構寫作’其實有兩個指向，行動指向的是經驗，而經驗卻需要想象力來予以激活和升華，這里面有‘非虛構’和‘虛構’的微妙辯證……非虛構不是‘反虛構’‘不虛構’，而是‘不僅僅是虛構’。它需要原材料，而對這個原材料的書寫和加工，還需要借助虛構和想象力。”（3）也就是說，在理想的寫作中，“虛構”與“非虛構”應該是互為依托，互相成全，最終互為一體。熊育群所謂的“抹去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大概指的也是這個意思。在《金墟》里，“非虛構”的元素不但體現在真實的地名、景觀、族群，更體現在歷史的細節。為此熊育群做了大量的深入生活、調研考察的工作：

最初的采訪我并非目的明確，但凡重要的都想了解。一年多時間，我走訪華僑村，跟隨漁民海上捕魚，有時凌晨四點起床，到新郎家參與婚禮儀式，有時跟道士半夜來到河邊送鬼魂，參加建房凈土儀軌，還跟道士做亡人道場……

采訪砌匠、灰塑大師、燒窯師傅等各種人物，在工地看砌匠如何砌磚、拼圖；跟隨灰塑工藝大師，徒手爬上高高的坡屋頂，看他在屋脊塑出花鳥蟲魚；遠尋窯址，在白沙水邊廢棄重又修好的窯里，觀看燒窯。

舊金山、洛杉磯是兩個家族最早的落腳地，我深入美國西部華僑家族走訪，住進華僑家里，登上當年拘留囚禁華人的天使島，來到百年前華僑工作與生活的伐木場、太平洋鐵路、漁民村遺址……（4）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一位協助熊育群在赤坎調查采訪的人通過旁觀者的視角也記下了這些“非虛構”材料獲得的艱辛。（5）正是有了這些扎實的第一手采訪和“感同身受”的體驗式經驗，熊育群獲得了《金墟》的物質架構和情感共鳴，并以家族故事的“虛構形式”將赤坎的百年歷史轉化為長篇小說。由此小說里面出現了兩種敘事聲音，一種聲音是講故事的人的聲音，他帶有偏見、立場和情感的投射，是一種相對主觀的聲音；一種聲音則是“調查者”的聲音，他執著于真實、細節和具體，是一種相對客觀的聲音。這兩種聲音互相纏繞，高低應和，貫穿了整部長篇作品的始終。這正是“虛構”與“非虛構”在小說敘述學層面的體現，在這一點上，《金墟》提供了值得研究的范例。

二 歷史與當下

《金墟》以赤坎古鎮的興衰發展為敘事主線，“著重寫了興于民國十五年和新時代的兩次赤坎城鎮建設，以司徒氏兩代人，主要是司徒文倡和司徒譽兩位代表性人物貫穿起來，寫出了兩代城建的艱難和業績。歷史上赤坎墟第一次興起于明代海上走私貿易，第二次興起于關氏牛墟和司徒氏東埠市場，第三次依靠華僑興起于民國十五年的城市建設，三起三落，直至新世紀來臨的再次興盛。在新的歷史時期，赤坎將按照浙江烏鎮模式進行旅游開發，打造起一座新的百年古城，定位為中華歷史文化名鎮復興新標桿，建設成為富有僑鄉特色的智慧小鎮、綠色小鎮和人文小鎮”。（6）歷史雖然長達百年，但《金墟》沒有主次不分，而是將重點落腳于兩個時段。第一時段是司徒譽的曾爺爺司徒文倡在民國十五年即1926年收到家鄉賢達的邀請，從廣東省建設廳離職，回到家鄉主持赤坎的城市建設。第二時段是司徒譽在新時代——根據小說中所言的碉樓申遺成功三年的時間來推算，大概是2010年——擔任赤坎鎮鎮長，主持赤坎鎮文化改造項目，試圖將赤坎打造為世界級文化旅游勝地。“要點是突出華僑和華僑文化，把赤坎打造成華僑文化地標，按世界級的文化休閑旅游地標準來開發，把它建成粵港澳文化旅游度假中心。”

從歷史背景來看，選擇這兩個時段頗有深意。第一時段的1926年所處的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關節點之一，“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全國，并迎來了所謂的“黃金十年”的經濟繁榮期，其中尤其以廣東、上海的發展為甚。《金墟》對這一時段的書寫不僅僅著眼于經濟的發展，而且通過司徒文倡的生活經歷，將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做了勾連，如宋教仁被刺、省港大罷工等。這些構成了司徒文倡返鄉的動力，他目睹了經濟的繁榮和政治的腐化，覺得在當時的“體制”內難以實現自己的理想，他試圖換一種方式。司徒文倡的思考和選擇可以與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子夜》做一對讀，茅盾痛切于民族資本無法真正改變中國，擁有“騎士”氣質的資本家吳蓀甫最后功敗垂成。作為知識分子和政府雇員的司徒文倡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同樣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轉而尋求其他的道路。在《金墟》中，他以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家鄉為自己的最終選擇。在這一意義上，司徒文倡是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的道路選擇，也暗含著一代人的人生進路。第二時段的核心人物是司徒譽，與他的曾爺爺司徒文倡不同，司徒譽擔任鎮長，具有合法的法理身份。他不僅僅是以司徒家族后人的身份來主持赤坎的開發重建，更是以一個政府官員的身份——代表著國家意志來對其進行規劃。這是《金墟》重心的重心。通過這一重心，《金墟》錨定了新時代以來一系列重要的現代化規劃遠景，如新城鎮建設、綠色環保發展理念、大灣區核心區域建設等。

無論是司徒文倡在20世紀20年代的赤坎建設，還是司徒譽在21世紀初期的赤坎改造，其內在的理路，都是赤坎的現代化，也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城市構成了現代化的基石，在現代史上，巴黎舊城的改造意味著西方現代化的重要開端：“奧斯曼拆除了大量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重新設計巴黎城市空間……在奧斯曼的手里，巴黎出現了驚人的改變，在景觀與功能上，都成為一座曠世新城。……奧斯曼—巴黎現象，是現代性登場的典型一幕。”（7）赤坎的城市建設和改造雖然無法和巴黎相比，但是享有共同的現代性理念，通過對舊有城市或者鄉村的重新建設和規劃，完成小到一棟建筑，大到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司徒文倡和司徒譽的行為由此具有了互為鏡像的意義，雖然相隔了四代人，跨越了80多年的時間，但對現代化的追求卻沒有改變。在這個意義上，司徒譽的新規劃具有了一種象征性的“重復”意味。柄谷行人對歷史的“重復”有著敏感的認知，在他看來，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理論暗示了一種歷史的重復性，但歷史也正是在這種不斷的“重復”中得以“進步”。（8）司徒文倡和司徒譽雖然重復著“現代化”的熱望，也面臨著一些相似的困難，比如協調司徒氏和關氏兩大家族的矛盾，比如建設過程中面對的瑣碎沉重的日常工作，甚至包括復雜的人事關系帶來的傷害。但是，在歷史的變遷中，主體已然有別，相對于司徒文倡，司徒譽更是一個21世紀的新人，他回望歷史但不被歷史牽絆，他執著當下但目光深遠。在這個意義上，借助司徒譽這個人物，《金墟》將當下延伸到了歷史，同時又從歷史里生長出了新的當下。這也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現代化正是在歷史與當下的互搏中不斷地成長和完成。

三 “到世界去”與“尋根”

在《金墟》中有一段司徒文倡漂洋過海遠赴美國的描寫：

船一進入太平洋，司徒文倡想的全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大海讓他感到恐怖。蒙鴻初開的世界，人比塵埃還要微小，船如汪洋一片中的落葉。日頭從升起到墜落，也躍不過海的疆界。每天天亮一睜開眼睛，看到的景象都是一模一樣的。夜晚，滿天星斗“刷刷刷刷”隨船移動。司徒文倡被一種絕望的情緒控制，腦海反復出現“天地不仁，以萬物如芻狗”，又想到一首兒時唱的歌謠：“水路先從上海過，橫濱過了太平洋。煙云黑暗魚龍嘯，洪濤大浪水茫茫。人在船中齊顛倒，勞勞碌碌打秋千。頭暈目眩心中悶，頻頻嘔吐不成眠”。

這一段描寫充分體現了司徒文倡對大海的“不適應癥”，這種不適應癥一方面是生理上的，另外一方面可能更是文化上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大陸、平原和內河為中心，并形成了以“鄉土”為信仰的書寫譜系，直到現代，中國的精英知識者們才意識到這一以“鄉土”為中心的文化結構的偏頗，開始了睜眼看世界，同時也積極地走向世界。但實際情況是，在民間，因為生活的壓力，“到世界去”一直綿延不絕，廣東、福建等地區借著近海的便利，一代代人遠赴南洋、西洋，務工、經商、開埠拓市，形成了規模龐大、地域廣闊的華僑部落。《金墟》中赤坎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赤坎人“到世界去”的歷史，只是這一段歷史往往被湮滅在“現代化”的宏大敘述里，里面的悲傷、痛苦、無助也在時間中被稀釋。《金墟》通過一種“非虛構”的方式將這一段歷史又推到了我們面前，這不僅僅擴大了當代小說寫作的地理版圖，將傳統以鄉土為中心的家族敘事拓展為“鄉土”與“海洋”的互補，同時也呈現了赤坎作為一種文化樣本的意義所在：正是在中西文化的互動交融中，赤坎才得以葆有其生機和活力。

司徒文倡遠赴海外其實是一種被動行為——這與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是同構的，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中國也是在近代被動“卷入”現代化的。但到了司徒譽這一代，雖然同樣要“到世界去”，卻已經化“被動”為“主動”，化“客體”為“主體”，司徒譽雖然對大洋同樣有著不適，但這種不適已經完全是生理性的了。從文化的角度看，他充滿自信，相信赤坎的文化改造能夠最終得到各方的支持并順利完成。先輩們的背井離鄉、四海飄零在今天也已經不是問題，正如小說中所對比的：“他（吳容志）又拿自己舉例，他來開平辦廠的時候，太太堅持帶女兒去美國讀書，后來移民美國。他的情況跟司徒譽非常相似，太太去了美國，他在開平建瞻園，互不影響。他現在是洛杉磯、香港和開平三地跑，一樣生活得很好很充實。”中國（人）已經不僅僅是“到世界去”，其實已經“在世界之中”。從司徒文倡到司徒譽，歷史發生了巨大的扭轉。

無論如何，歷史真實又痛苦地發生過，并留下了召喚的結構。“到世界去”也就意味著可能的“返鄉”和“尋根”。在《金墟》的開篇，關氏家族的后人關憶中在赤坎找到了“似曾相識的感覺”，他似乎感覺到了“重重的秘密”，而這一秘密其實和他的名字有關——憶中——回憶中華、思念故土。這是一代人的“尋根”情節，關憶中在赤坎找到了他的家族、血脈和文化之根。如果僅僅是關憶中回到赤坎尋根，這尋根難免有點單調且容易落入窠臼，《金墟》意識到了“根”的流動性：“司徒天宇問‘何謂華僑’，當中國人都分布到世界各地了，很多人四海為家，就不再是從前的華僑概念了。”“尋根”由此變成了復線的行為，不僅僅是關憶中從海外返鄉尋根，同代人的司徒譽則逆向而行，從赤坎出發，去尋找散落在海外的親人之“根”。“尋根”不再是單向度的、固定不變的、以傳統為旨歸的，而是流動的、遷徙的，以不同文化的交融互惠為指向。小說尤其敘述了司徒譽在天使島、唐人街、各種公館會所里對家族先輩足跡和事跡的追尋。無論是司徒族還是關族，通過血脈、族譜和文化，建構了一種小說中司徒譽所謂的“秩序和文明”。正如司徒譽充滿感情的表白：

全體族人參與了這一場生命的大書寫。這是一種世代約定，我認為是人類的一種高級文明。前人定出班派，后人執行，這種約定和期許超越了時間和生命。今天我們能夠看到司徒氏生命延續過程，我們的血脈在一代代傳遞下去。這也是社會秩序的建構。

這與大衛·哈維在《巴黎城記》里的精彩斷定異曲同工：“在建造與重建巴黎的過程中，我們也建造與重建了自我，不管是個人還是集體。”（9）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說，《金墟》從城市的重建與改造這一物質指向的書寫又回轉到了“人”的層面，正如卡爾維諾在其天才之作《看不見的城市》中所隱喻的，人們去尋找夢中之城，最后，他們找到了彼此。赤坎的建設也是一場浩大的尋夢之旅，在此，世界與中國，鄉土與海洋，個人與家國，都在不斷尋找、調整、確定其恰切的位置。

2023年2月4日改定，北京

注釋：

（1）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深圳出版社聯合出版，2022。本文所引該小說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4）熊育群：《抹去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長篇小說選刊》2023年第1期。

（3）楊慶祥：《“非虛構寫作”的歷史、當下與可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7期。

（5）見一木秋：《從村野草木間與磚瓦縫隙里窺見時代》，《當代》2022年第6期。

（6）胡平：《百年古鎮的精彩呈現——讀熊育群〈金墟〉》，《長篇小說選刊》2023年第1期。

（7）唐曉峰：《創造性的破壞：巴黎的現代性空間》，〔美〕大衛·哈維：《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序一，黃煜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8）見〔日〕柄谷行人：《歷史與反復》，王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9）〔美〕大衛·哈維：《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第65頁，黃煜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本文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