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開始，科幻便搭乘著“新小說”的順風車進入國人的視野。盡管當我們翻閱文本的時候，常常會因為其中怪異的想象發笑，但在這些充滿矛盾的情節背后，卻暗含著知識分子對當下與未來、衰亡與新生的思考。小說家們憑借天馬行空的想象，在東方與西方、民族與世界、救亡與殖民、啟蒙與守舊之間搖擺，報之以熱血和虔誠，也盡顯憂慮和挫敗。有關晚清科幻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順著這樣一種思路進行下去。因此，厘清晚清科幻的文本、概念、知識來源，破除思維定勢，找到科學話語與民族主義話語掩蓋下的掙扎與抗衡，重新賦予晚清科幻小說時代價值，也就成了晚清科幻研究領域的重要命題。

《“現代”與“未知”：晚清科幻小說研究》

賈立元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1年

一直以來，對晚清科幻的理論批評不算太多，但也絕非無處可尋。譬如，武田雅哉的《中國科學幻想文學史（上卷）》（2001年于日本出版，2017年于國內出版）給予中國科幻研究者的觸動很大。作為日籍學者，武田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早期科幻的思想淵源、譯介影響以及原創文本都進行了詳細縝密的分析；Nathaniel Isaacson 的 Celestial Empire：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2017）追溯了中國早期科幻小說的發展史，從全球地緣政治和權力關系的角度展示了小說家們在殖民現代性下的文化認同焦慮，并對部分文本中的隱喻進行了考察；吳巖主編的《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2006）則收錄了多篇晚清科幻研究的論文，是研究晚清科幻必不可少的參考文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賈立元副教授的《“現代”與“未知”：晚清科幻小說研究》的出版，既是對以往研究的補充，且對晚清科幻研究堪稱里程碑式的存在。在這本書中，作者對晚清科幻小說的相關文獻進行了大量的考證，結合其擅長的文本細讀方式和細膩的文風，構建出了一種全新的晚清科幻研究方法，對后來者無疑具有啟發意義。

第一，它直面了晚清科幻研究一直以來所困擾的“標簽問題”。這不僅是對以往究竟是使用“晚清科幻小說”還是“晚清科學小說”或是“未來小說”來命名下了一個清晰準確的評斷，亦是對晚清科幻小說價值的重新評定。

進入文學理論的場域，首先要面臨的元問題便是：“什么是文學？”進入科幻理論的場域，同樣也要回答：“什么是科幻？”然而，這類關于本質的問題歷來受到無數的探討，卻從未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后現代以來，理論家將目光投向了反本質主義。例如，福柯提出的“事件化”和布爾迪厄的“反思性”方法，它們告訴我們：只有回到歷史的現場，理論才有被建構的可能。當然，“反本質主義”并不意味著“無本質主義”，我們雖不需要對“晚清科幻”的概念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卻不能不對晚清科幻小說的標簽問題做一個梳理。

就像喬納森·卡勒所提出的“雜草問題”那樣，通過這些標簽，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晚清科幻”的輪廓所在。在《賈寶玉坐潛水艇》的序言《晚清科幻小說研究述評》中，楊蓓曾不無遺憾地提出：“迄今為止，所有晚清科幻小說的研究者都沒有結合晚清科幻小說寫作和研討的實際對‘科學小說’和‘科幻小說’這兩個重要概念進行清晰有力的辨析。有的研究者眼中只有‘科學小說’，大包大攬，籠統論之；有的研究者雖然有明確的研究科幻小說的意識，但由于時間和資料的限制，這一工作沒有真正開展起來。”[1]慶幸的是，這個問題在多年以后的《現代與未知》的緒論部分得到了解決。作者在書中對“政治小說”“理想小說”“哲理小說”“科學小說”幾個標簽的來源、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做了詳細的梳理，揭示了求真的“科學”與虛構的“幻想”互相纏繞的復雜性，最后發現，不論使用何種標簽都存在理論的缺陷，最后選定“科幻小說”一詞，也絕非是以后來概念強行套入。他指出：“我們也不應該用現有的‘科幻’定義去評斷晚清的作品，而應該用這些作品來定義科幻”，“晚清科幻的關鍵問題不在于故事中是否出現了技術幻想或者這些幻想是否符合現代科學認知，而在于一種現代目光的生成及其與未知之物的相遇”[2]。事實上，使用“科幻小說”一詞，能更好地與中國現當代科幻文學連接起來，也為后文構建完整的中國科幻譜系做了鋪墊。

第二，它試圖顛覆以往對中國科幻文學源頭的認知，從整體上打破晚清科幻研究孤立的壁壘，從而構建出一條完整的中國科幻譜系。

將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研究放在第一章，既承接了緒論，也是作者試圖重建中國科幻譜系的努力。這篇未完的小說暢想了六十年后強盛的未來中國，并從“未來”開始追憶“革命往事”，在時間跨度上極為復雜。葉永烈將1904年荒江釣叟的原創科幻小說《月球殖民地小說》定為中國科幻文學的誕生之作，而非1902年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背后是以“科學技術”作為衡量的標準。確實，《新中國未來記》在嚴格意義上不算是科幻小說，而是政治烏托邦小說。作者則認為，應把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作為中國科幻譜系的起點，依據之一便是《新中國未來記》中的時間觀。《新中國未來記》中出現的時間換算錯誤，是其觀點得以立足的關鍵。這表明，傳統小說中的時間敘事在往“未來”這一問題上行進的艱難。這一點，在他的論文《“愛”在“末日”開花——梁啟超與〈世界末日記〉》中也曾詳細論述過。梁啟超對“未來”的想象，與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和大乘佛教生死觀融合在一起，體現了當時的知識分子渴望在群治事業中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感。這些先覺者們的吶喊，背后是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時間觀、民族觀、宇宙觀。其實，問題并不在于其“未來主義”的時間觀。張治就認為，像《新中國未來記》、《新紀元》這類對時間歷法的關注表明，“晚清時候的科幻小說家，執于究竟以基督誕生還是以黃帝或孔子生辰紀元的末節問題，卻看不到時間紀元的根本在于歷法制度的先進性，妄議以不知究竟的技術和軍事強勢就足能力挽天行，實在未能窺破‘天機’。”[3]事實上，將《新中國未來記》視為政治烏托邦小說也未嘗不可。畢竟在西方文學史上，烏托邦小說對科幻小說的影響可見一斑。

第三，通過對晚清科幻經典文本的重新細讀，本書為我們展示了殖民陰霾下的民族主義話語下部分晚清知識分子“烏托邦之夢”的群像圖。它駁斥了以往利用后殖民理論強制闡釋晚清科幻的種種結論，力圖將晚清時期的思想放置于整個中國思想史中進行考察。

第二、三章最重要的部分莫過于對吳趼人的小說《新石頭記》的分析。如果說，黃錦珠最先發掘了《新石頭記》的價值，并將論述的目光放在了小說中出現的三次“補天”情節上，作者則另辟蹊徑，發現《紅樓夢》中的“夢”與“鏡”落到了《新石頭記》里。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賈立元借用了帕爾塔·查特吉的“問題-主題”框架，構造出了“鏡-像”的理論架構。這面不起眼的鏡子，“既是用東方古鏡照射西方文明的真與幻，也是用西洋寶鏡照見古老東方的生與死。”[4]當西方的先進文明伴隨著殖民侵略傳入中國，原本的“天朝上國-蠻夷小邦”的關系發生了逆轉，許多知識分子拋卻舊觀念，試圖通過向西方學習來救亡圖強。然而，暴力血腥的殖民入侵也使部分知識分子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產生了分裂和混亂，這也是研究晚清小說中的一大難題所在。對于很多作者來說，通過學習西方富國強兵，進而殖民征服，主宰世界，正是復興“天朝上國”的必由之路，但也有不少人將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視為超克西方現代性的重要資源，這使得諸多小說文本充滿張力。吳趼人的《新石頭記》堪稱晚清科幻研究中極其重要的文本，正與他高度的敘事技巧以及背后展現的復雜性有關。借助“鏡-像”的隱喻，“文明境界”在“現實中國”與“未來中國”之間反復搖擺，吳趼人同樣在理想與現實、文明與野蠻、傳統與現代之間掙扎。透過作者的文字，我們仿佛看到了吳趼人在懷疑西方批判工具的同時，還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場上，試圖將西方知識融入本土文化傳統，構造一個充滿本土文化的烏托邦的努力。哪怕這份美好的愿景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意識形態和道德訴求。

第四，它對晚清時期“身心改造”的種種技術進行史料挖掘，既對晚清科幻小說中的“荒誕”想象的知識來源給予了有力的支撐，也進一步揭示了這些知識來源在各個層面上對時人的影響，更敏銳地察覺出了其中所包含的后人類萌芽。

第四章的內容，也是對《人形智能機：晚清小說中的身心改造幻想及其知識來源》這篇論文的深化。作者將考察的重點放在了“心-物”想象的史料梳理上，內容涉及治心免病、靈魂、催眠術、腦電等等。它啟示我們：許多在今天看似荒誕滑稽的想象，恐怕并非憑空捏造，而是有著廣泛的知識來源、實踐活動以及接受土壤。以催眠術為例，它從西方流傳的動物磁氣說發展而來，又經過報刊雜志的傳播，在時人心目中逐漸建立起威信。由于其控制精神的作用，又引起了革命者的重視。這些有關精神的學說，也給予了他們變革社會的信心。楊念群認為：“知識精英通過西醫使中國人的身體經破損而復原再造的歷程，痛楚地感受著被凌辱的命運，想象著自己的國家就像‘病體’一樣受人污辱、歧視和踐踏，進而又把被治愈的病體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號。”[5]因此，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下，國人的身體不僅僅是生理意義上的“身體”，更是一種政治隱喻。而晚清科幻小說中對于身體改造的想象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是關乎重塑國民精神和靈魂的形象化表達。更重要的是，作者精妙地發掘了晚清科幻小說中后人類的萌芽，更進一步豐富了晚清科幻小說的價值。

我認為，這本書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它正視了晚清科幻文本中所存在的種種悖論，拋開倒置思維，試圖回到歷史的現場，以一種人文主義的情感去理解作者的情緒和信念。其福柯式的閱讀方式既避免了構建抽象理論所導致的虛辭，也兼具了趣味和嚴謹。略微有些遺憾的是，文中對于譯介小說對科幻小說的影響，以及中西科幻的思想方式、藝術手法在文本中的融合與發展鮮少提及。在我看來，晚清科幻小說實則是中西幻想文化碰撞下的產物，它既受到了西方科幻小說的影響，同時也保留了本土幻想文化的特征。以烏托邦為例，知識分子們的想象不僅具有西方文明的視野，亦有中國古代“大同社會”的前理解做鋪墊。中西方之間相似的思想，是視域融合的關鍵。如何從文本中梳理出這些融合，從而進一步辨別，哪些是對他者的主動吸收，哪些又不失自我的獨立和抗爭，或許也是晚清科幻研究需要面對的課題。

晚清科幻研究緣何重要？其中一個理由是：我們需要知道，過去的人如何看待未來，正如未來的人如何看待今天的我們。作者自己也承認，寫這本書的初衷，是想弄清科幻最初為何會在中國出現。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他也見證了那些天真荒唐的奇想背后深厚的家國情懷。當過去、現在、未來連成一線，一切的問題和答案其實早有根源。一個世紀以前，面對民族危機和唱衰之聲，梁啟超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這或許也是晚清知識分子們共同的愿景——想象“少年中國”有朝一日立于世界之巔。他們深切地熱愛著這片土地和人民，也不無憂心和彷徨。這些被掩蓋的吶喊、焦慮、艱難、熱忱、憧憬，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之下，如同一粒粒的沙散落在歷史的壁角。《“現代”與“未知”：晚清科幻小說研究》將它們一一拾了起來，透過這些聲音，我們得以觀照過去的輪廓。理解了過去，也就明白了將來。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釋及參考文獻

[1] 楊蓓：《晚清科幻小說研究述評（代序）》，《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吳巖主編），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2] 賈立元：《“現代”與“未知”：晚清科幻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頁、第17頁注釋①。

[3] 張治：《東西文化碰撞中的天人懷想——晚清科幻小說與現代性》，《現代性與中國科幻文學》（吳巖主編），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4] 同2，第68頁。

[5]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導言：醫療史的另一種敘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