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陽春時刻，毛澤東主席親自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的講話像春雷激起了每位魯迅藝術學院學員內心的強烈震動。

24歲的嚴正是魯迅藝術學院剛成立不久就進入魯藝戲劇科學習的學生之一，他們學習的內容都是藝術理論。對于為人民大眾服務，只是個抽象、模糊的概念，似乎只要是愛國、抗日就是為民眾了。所以當聽到講話闡述的文藝工作者必須要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才能真正為工農兵服務的理念時，顛覆了很多人的“象牙之塔”的理念。

1942年，嚴正已經從魯藝畢業了，留在了“魯藝實驗劇團”，正是剛從小魯藝畢業的階段。以后的路怎么走？他還不能完全清晰，但是，哥哥嚴恭的話他永遠記得：任何時候都要聽黨的話，緊跟黨走！他決心到“大魯藝”中去……

新秧歌劇“紡棉花”張拴婆姨的扮演者張婷乙演出照。圖片為資料照片

一九四四年棗園秧歌隊（棗園文工團）全體合影。圖片為資料照片

1943年延安棗園文工團演出秧歌劇《動員起來》演員化裝照。圖片為資料照片

魯藝初成立時院系教員合影。圖片為資料照片

1、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

嚴正想起了1939年春節，在延安縣第一次觀看群眾鬧秧歌，熱鬧得很，雖然是小場子歌舞，卻十分吸引人。看來，這種藝術形式群眾性很強，遍及整個陜甘寧邊區。他覺得這就是“工農”的藝術。于是有意識地結識了“傘頭”——即領舞，搜集了秧歌的基本步法、唱詞、服裝、化裝，小場子時對舞的動作與表達情趣等。決心原汁原味地學習這門民間藝術。

1943年元旦，魯藝為宣傳擁政愛民，擁軍優屬，組織了秧歌隊。劉熾和嚴正就成了延安魯藝第一支秧歌隊的“傘頭”（領舞）。幾天之后，“魯迅藝術文學院秧歌隊”鮮紅的門旗豎立起來了，在五色繽紛的彩旗和大幅“擁政愛民”“擁軍優屬”標語的簇擁下，一支幾十人的大型秧歌隊踏著鑼鼓點，扭著健壯的舞步，從橋兒溝出發了，向延安南關外邊區政府獻旗，向延安北門外邊區聯防司令部獻花。

但是尖銳的批評也來了，集中一點：不夠優美！

聽了這一尖銳批評，劉熾和嚴正像被當頭澆了一桶涼水。

仔細想想，自己的扮相真難看啊！作為秧歌隊的打頭人，嚴正比其他演員的扮相還更難看——頭上扎了十幾個小辮子，辮子上插上各色的紙花；面部是仿戲曲“丑”的扮相，眼上涂上兩個大白粉圈圈、紅鼻頭，臉頰抹上兩塊紅圓餅，兩耳掛著紅辣椒或紅棗串串，身穿大紅袍，手持大團扇和綠色手帕。舞步舞姿基本上是保持舊秧歌的扭動姿態……

晚上，嚴正在窯洞里油燈下細細地再次學習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到“大魯藝”中去，到人民群眾中去，去發現他們的勞動之美，人性之美。

通過學習解答了困惑，他們茅塞頓開、思緒清晰，心情順暢了。

2、象征人民勝利的秧歌誕生了

由于創造意識和審美觀念的改變，魯藝秧歌隊由丑變美了。

秧歌隊全部改為“俊扮”。頭扎英雄結，身穿繡花紅肚兜兜，外套天藍色的上衣，腰系彩綢緞帶，看上去人人精神煥發，個個英姿颯爽，真是一派新時代氣魄，他和劉熾兩個“傘頭”裝扮也漂亮英俊了。

但手上要扔掉大團扇和綠手帕，改換什么樣的道具卻感到為難。應以什么具體形象，來作為表現工農兵戰斗風格的魯藝秧歌隊前導的標志呢？同志們提出的方案不少，但都難以選中。

正在大家聚議設想時，猛然間，看到一桿紅旗迎風飄揚，紅旗上的鐮刀、斧頭在陽光照耀下熠熠閃光。大家喊出：應該是它，是鐮刀、斧頭，它是人民大眾的代表形象。

1943年2月9日春節，魯藝秧歌隊以百余人龐大陣容，破天荒第一次高舉鐮刀、斧頭，工農代表形象領銜，大隊扭著歡快、健朗的舞步上場，用陜北秧歌高聲地唱著：“虎出山來龍翻身，四海金魚鬧龍門，軍民同歡棗園會，共慶勝利賀新春，哎唉喲，感謝鄉親們來賀新春。”

之后，魯藝秧歌隊連續到黨中央所在地楊家嶺、聯防司令部、邊區政府、西北局、文化溝等處演出，每天到延安農村演出五六場。

由于魯藝秧歌隊的面貌全變了，深得群眾的喜愛，每到一處，群眾皆奔走相告：“‘魯藝家’來了！”

院長周揚同志聽到笑著對秧歌隊說：“‘魯藝家’——多親昵的稱呼，過去你們關門提高，自稱為‘專家’，可是群眾不承認。如今你們放下架子，虛心向群眾學習，誠誠懇懇地為他們服務，剛剛開始做了一點事，他們就稱呼你們是‘家’了，可見專家不專家，還是要看他與群眾結合不結合。這頭銜，還是要由群眾來封的。”

群眾看了演出后說：“魯藝家秧歌變樣了，唱的、演的、跳的一滿美的太咧！（陜北話好得不得了之意）”。

魯藝新秧歌掀起了延安表現群眾革命時代的秧歌運動熱潮，迅速向各部隊、機關、工廠、各革命根據地流行。

新秧歌也迅速傳進農村，老鄉們真心喜愛這表達人民心聲的革命秧歌，自覺地拋棄了舊社火，徹底改變了過去落后、低俗的狀態，一片欣欣向榮、歡快、振奮的新氣象。

3、說農民的話 唱百姓的曲

經過創作革命大秧歌的磨煉，魯藝同學們堅定了永遠走“到大魯藝中去”之路的決心。1943年4月，嚴正和一些同學調往中央社會部西北公學文娛科，做戲劇導演和演員工作。

當時，延安演過蘇聯、法國的名劇，也演出過《日出》等劇。1944年春節前夕，同志們決定自己編一個劇本。

1939年至1942年，是延安最艱難困苦的時期。針對這種情況，社會部李克農部長兼任西北公學校長明確指示：我們的文藝一定要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

這次，嚴正等人是自覺堅定地深入人民群眾火熱的斗爭中去。邊區農民在大生產中，創造了“變工隊”的互助形式，來提高生產率。他們就在這新生事物中去了解、學習農民的思想感情。慢慢地，農民喜愛的自己也喜愛起來，甚至，對老鄉的勞動都感到那么美，那么有韻律。

創作組寫出了“風吹谷葉沙拉拉響”的優美詩句，真實樸素地表達農民對豐收的喜悅。在集體討論下，劇本由陸石執筆，汪吉修改，很快完成，定名為《動員起來》。由音樂組配以優美的陜北民歌曲調，確定由嚴正導演，張婷乙、李高峰、楊嘯空、劉蘇分別飾演劇中角色。經過在生活中反復排練，同學們又體會到深入藝術源泉對創作的巨大幫助。

主演張婷乙與棗園后溝的農民三嫂子同吃同住同勞動，三嫂子丈夫常年“趕牲靈”——搞運輸，她一個人承擔了地里農活和家務，卻從不叫苦，樂觀、爽朗，勞動是一把好手，尋常的喂雞、挑擔都那么英姿颯爽，那么美。張婷乙從學習她的精神入手，學習她的氣質、動作。當向三嫂子請教怎么演好張拴婆姨這個角色時，三嫂子告訴她：“走路風擺柳，說話唱出口，裝扮投人眼，人人好叫頭。”功夫不負苦心人，在演出過程中，群眾反映很熱烈，笑聲、掌聲不斷。

劇組先后走了廟嘴溝、孟家灣、棗園鄉等十七八個村和機關、部隊、醫院，演出近三十場次，在延安這么小的地方，觀眾有兩萬多人。許多群眾看了一遍，戀戀不舍，追著劇組到下一個演出點，說：“棗園家秧歌鬧得美，這會兒沒看一輩子耽擱咧！”甚至劇中唱曲成了流行歌曲，出現了演員臺上唱、觀眾底下和的盛況。

周恩來副主席專門指定用《動員起來》等幾個秧歌劇，在美軍視察團、國統區記者團訪延安時，招待他們看。《新民報》著名記者趙超構，從延安回去后出版了一本書叫《延安一月》，其中有一篇專門寫了這次文藝招待會看《動員起來》的感受：“……據說‘變工隊’開始組織，民間還有許多疑慮，《動員起來》就把民間所有疑慮，借張拴婆姨的口提出來，而村長一一予以解釋。在各地演出以后，一般農民不敢提出來的疑慮都消除了。演出反響熱烈，農民聽到張拴婆姨和村長辯論時，聽婆姨說一句話，他們就喊一聲‘變不成哩！’；聽到村長的答復，他們又喊一聲：‘解下哩（明白了），變成哩！’，如此反復‘變不成哩’‘變成哩’，一直看到完場，可見他們觀劇時的心情……”

為什么能有這么強烈的心靈溝通和互動，除了說的是農民話，唱的是老百姓愛聽的曲，更重要的是，演的是莊稼漢最關心的事，群眾簡直不是在看戲，而是在和自己、和自己的家里人談心，在決定今后生計的大事。

4、讓藝術產生出巨大的力量

《動員起來》受到黨中央毛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的肯定和贊揚。李克農同志講，毛主席還給秧歌隊起名叫“棗園秧歌隊”“棗園文工團”——“棗園”是黨中央的駐地，甚至是代稱，以“棗園”來命名是極大的榮譽，很高的政治評價。

1944年3月，中共西北局宣傳部春節宣傳工作總結大會，將這部秧歌劇評為一等獎，1944年12月邊區文教大會授予西北公學“棗園文工團”為工農兵服務模范集體單位，并授予張婷乙、李高峰等幾個主要演員一等獎和邊區勞動模范稱號。

1944年3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毛主席特別稱贊秧歌劇起到的教育作用。

毛主席說：“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的力量。早幾年那種大戲、小說，為什么不能發生這樣的力量呢？因為它沒有反映邊區的政治、經濟。成百成千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脫離群眾。開了文藝座談會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們慢慢地摸到了邊，一經摸到了邊，就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所謂摸到了邊，就是反映了群眾的生活，真正的反映邊區的政治、經濟，這就能夠起指導作用。”

“我們的文化”——“我們”這兩個字分量很重，聽了讓人很震動，“我們的文化”，講述了文藝工作者應有的立場，與人民的關系、對革命的態度。

劇組的同志們受到很大鼓舞，也受到很大震動，這一切都是遵照座談會講話，到“大魯藝”中去，拜工農群眾為師，向他們虛心學習，把自己的立場、思想、感情做一個根本的改變，而取得的一點成績。

大家深感為百姓做了一點事的喜悅，與人民群眾心連心是那么令人激動、為時代做些許推動的工作是那么光榮，決心永遠到“大魯藝”中去做好我們的文藝。

（作者：陳德賽，系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