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我們的導師、畢業于莫斯科電影學院的王迪教授經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文學是影視劇之母。”他把這個觀念，深深烙在了我們的腦海里。畢業后，在長長的藝術創作和藝術欣賞實踐中，我對文學與影視劇之間“斷了骨頭連著筋”的血緣關系有了愈來愈清晰、愈來愈深刻的認識。后來，我自己又總結出幾句話：“沒有理論支撐的編劇是走不遠的，沒有文學支撐的導演是走不遠的，沒有文化支撐的演員是走不遠的。”我覺得，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文學是編劇和導演手中的“魔杖”。有了這支“魔杖”，可以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丟了這支“魔杖”，便非常可能點金成土，變神奇為腐朽。

我在長影擔任主管文學藝術創作的副廠長期間，從進一步提升我們自己電影創作質量的目的出發，曾組織部分編劇、導演朋友們非常認真地觀摩、分析、研究張藝謀導演的作品。作為“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張藝謀的聰明、才華是公認的。由于他出身于攝影師，其作品影像造型之美輪美奐，色彩和用光之獨到，視覺沖擊力之強烈，以及許多極富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經典段落和華彩篇章，都非常令人稱道。但仔細分析，他的作品卻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不同情況：一部分是以優秀作家和作品作為依托的，如《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等，由于有莫言、劉恒、蘇童、陳源斌等優秀作家站立于他的身后，有《紅高粱》《伏羲伏羲》《妻妾成群》《萬家訴訟》等有影響的小說作為藍本，因而影片大都扎實、厚重，有很高的美學品格和深刻的人文內涵，常能令人耳目一新，甚至讓藍眼珠的外國人也不得不對中國電影刮目相看。幾乎他所有比較成功的作品，都是與文學聯姻的。但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如《代號美洲豹》《三槍拍案驚奇》《有話好好說》《幸福時光》，也包括《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大都缺少“文學的肩膀”，或者說雖有“文學的肩膀”卻較為稚嫩，因而在敘事上，在狀物寫人上，在思想表達上，都或多或少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乃至于在表現唐代生活的《十面埋伏》中還出現了明代才有的“倭寇”等常識性錯誤，為此遭到文學界和影視界同仁的嚴厲批評。我們通過認真觀摩、分析、研究，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便是張藝謀這樣非常聰明非常有才氣又非常熟悉鏡頭和畫面的導演，離開了文學這支“魔杖”，其作品的認識價值、美學價值也會大打折扣。所以，我自己和我身邊的編劇、導演朋友們都充分認識到，在影視劇創作中必須時時握緊文學這支“魔杖”，唯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作品真正實現“可看性”與“可評性”的和諧統一，并且具有比較恒久的美學魅力和藝術生命力。

我在藝術創作和藝術欣賞的實踐中深切體會到，影視劇作品中文學的濃度，作家對影視劇創作介入的深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決定影視劇創作的高度。長影小白樓在中國電影界可以說是名滿天下。小白樓是干什么的？它是當年長影總編輯室所在地，是外請作家創作和修改劇本的下榻之所，也是作家與編輯、作家與導演相互切磋的藝術沙龍。長影在自身發展的歷程中，有過兩個藝術創作的高峰期：上世紀50-60年代和上世紀80年代。這兩個藝術創作高峰期有一個共同的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觀和顯著標志，那就是小白樓中總是住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老中青三代作家。不單單請進來，還要走出去。長影總編輯室曾擁有專業文學編輯40多位，劃分為東北組、西北組、江南組、東南組、西南組。那時候，只要有作家的地方就有長影編輯奔波的身影，幾乎所有重要的文學期刊編輯部都有長影編輯頻頻造訪的足跡。常常是作家的新作剛一排版，小說的鉛字大樣就已經擺在了長影領導的案頭。很多作家被請進長影小白樓后自己便成了優秀的劇作家，即便是那些自己不親自參與劇本創作的，他們的小說也為未來的影片提供了生動的故事、豐富的細節、鮮活的人物和大量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對白。長影許多在國內外產生重要影響的膾炙人口的作品，都是這樣創作出來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文學這支“魔杖”是當年長影不斷拍出好片的“秘密武器”。可惜的是，現在我們國內絕大多數的電影制片廠都解散了文學部，表現出對文學的漠視和疏遠。這是許多影片“高票房、低口碑”，只作用于人們的感官，卻難以直抵人們心靈的癥結所在。實際上，不單是從事劇本創作的人，包括我們的導演、演員、攝影、美術、作曲在內的所有各部門的影視劇創作者，都應當厚積薄發，使自己具有較為深厚的文學素養和文學功底，盡可能多地擁有小說家細膩的感覺和詩人的情懷，那樣拍起戲來對劇本的選擇、對劇本的理解、對劇本的修改和對劇本的表達都會大不相同。

文學是影視劇之母，作家——這個肚子里裝滿了生活、人物和故事并且有各自不同講述方式的創作群體，則是托舉影視劇引體向上的最為強勁的力量。現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即，定會有許多優秀的老中青三代作家云集。作為一位影視劇創作者，我真誠地祝賀大會勝利召開，并期待有更多優秀作家躋身于影視劇創作的行列，用自己的智慧和作品給予中國影視劇更強有力的托舉，共同開創影視劇朝氣蓬勃的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