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新作《北流》（載《十月·長篇小說》2021年雙月號3）是一部有著自覺的方言化語言追求的小說，“在當下這樣一個現代化趨勢顯然已經呈不可逆狀態的情況下，純粹的或者說真正意義上的方言很可能早已蕩然無存，……通過這樣的一種方言方式所試圖達到的敘事意圖，就很顯然帶有不容忽視的文化對抗的意味。作家試圖以如此一種方式對抗的，正是隱藏于‘官話普通話’之后的某種大一統意志。”①既然方言在現代性的沖擊下已經處于日漸消失的境地，那么，虛構某種方言以實現文化對抗，就是一件無可厚非的無奈選擇。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也應該注意到，仍然有一些作家，甚至在一種搶救方言的意義層面上，盡可能自覺地進行著不無悲壯色彩的方言寫作。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林白的這部《北流》。

事實上，對隸屬于南方粵語系的北流方言的自覺征用，乃是林白長篇小說《北流》語言層面上最突出的特點之一。首先是從正文部分一開始，就已經出現并貫穿全篇的《李躍豆詞典》。但與一般意義上注重于語詞釋義的詞典不同，《李躍豆詞典》雖然也名為詞典，其實際的功能卻只有一項，那就是，盡可能忠實地完成北流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語義轉換，或者也可以說，是用普通話對北流方言給出一種信實的語義解析。筆者雖然是典型的北方佬，從來都沒有過在粵語地區生活的經驗，但僅僅是在書面上了解《李躍豆詞典》中的這些語義轉換，卻也覺得北流方言的很多表達，不僅形象、生動，而且也直指事物的本質。比如，通過“湴鉗”一詞，我們便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螃蟹張牙舞爪的那副樣子。“架勢”一詞，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神氣”的物質化表現。“千祈”一詞，則巧妙地借用了濃烈的祈禱語氣以強調傳達出了“必須、千萬”的意思。其他如“過云雨”、“消口”、“硬殼蟲”、“革硬”、“塞水”等等，這一方面的特點也都相當突出，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在一部長篇小說中，林白之所以要如此這般煞費苦心地專門編制一個旨在完成語義轉換的《李躍豆詞典》，主要還是因為現實生活中普通話和包括北流方言在內的地方方言之間，所處地位完全不對等的緣故。與相對弱勢的地方方言相比較，普通話擁有某種壓倒性的體制性優勢。對此，出身于北流的作家林白，真正可謂有著真切的感受：“我們縣城有很多解放海南島時留下來的軍人，他們都是北方人，說普通話，逢年過節包餃子，他們個子高，子女膚色白，和我們大不同。我們叫他們‘撈佬’，因他們講一口我們聽不識的‘撈話’。”“對我們而言，北方是另一個世界。”“又因北方意味著政治文化中心，我就向它靠齊了。”②那么，到底怎么樣才能向北方靠齊呢？“我努力學習普通話，努力使用書面語言，只要我與小伙伴討論高級的問題，比如‘意志’‘光年’‘散步’，這時我就要使用書面語，而書面語正是普通話變的。我一向認為標準語是高級語言，我們本地話如此地土，如此上不了臺面。‘散步’本是平常事物，并不高級，但我們北流向來不說‘散步’，只講‘行街’，當我說‘散步’的時候，它就搖身一變，變得高級起來。”“我向著普通話標準語狂奔，越過了千山萬水，多不容易啊，對一個生長在粵語地區的人，需要脫胎換骨。”③通過作家的這篇文字，我們就不難感受到，北方與南方，普通話與北流方言，在林白這里曾經存在著的巨大差異。很大程度上，唯其因為“北方”和“普通話”不僅象征著中心，象征著更高一級的文明，所以，出身于邊緣地區北流的寫作者林白，才會不管不顧地向著“北方”和“普通話”一路狂奔而去。具體來說，林白這一路狂奔的結果，就是《北流》之前她一系列小說作品的創作生成。

依照作家的自述，她方言寫作觀念的覺醒，與在香港時的一次經歷緊密相關：“2016年我去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粵語滾滾而來。”④對于這個覺醒過程，林白在《北流》中曾經給出過形象的記述。由于使用了對李躍豆（其實也是林白）來說更加得心應手的粵語，她的演講便大獲成功：“粵語改變了演講這件事的性質，難嚼的牛排變成鮮花奶酪餅。”關鍵的問題還在于，正是由于粵語（母語）的使用，才召喚回了李躍豆許久之前的諸多真切生活經驗。正如同“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光，才能夠把光暗分開，才能夠照徹天地萬物一樣，對于正處于迷惘狀態的李躍豆來說，粵語或者說北流方言的出現，徹底打開了她與世界，以及自我生存經驗之間的關聯，既可以使她在香港從容地進行演講，更是為她展示出了小說創作的某種開闊路徑。很大程度上，正是在香港作家工作坊的如此一種經歷，給了李躍豆以充分的啟示，那就是，她完全能夠大膽地征用北流方言來展開自己的小說創作。

關于小說創作和地方方言之間的關系，前輩作家多有論述。比如，汪曾祺在《小說技巧常談》就專門討論過方言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⑤在這篇文章中，汪曾祺先生一方面強調對地方方言的使用，但在另一方面，他對于方言使用的態度又是非常謹慎的。實際上，汪曾祺在地方方言使用上所持有的謹慎態度，在文學界可以說有著相當普遍的代表性。與這種明顯過于保守的小說方言觀相比較，國內文學界近些年來的小說創作其實已經多有突破。典型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與張忌的《南貨店》。這兩部作品對吳語的使用，不再是局部和個別的語詞，而是變成了一種句式和腔調上的整體性運用。

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北流》中對方言的運用要更為大膽、更具突破性。在《北流》之前，除了韓邦慶那部完全使用吳語的《海上花列傳》之外，我還真的沒有見到過其他任何一部漢語小說能夠如此大規模，如此放肆，如此具有侵略性和顛覆性地征用地方方言。比如，關于“散步”與“行街”或“蕩街”，《北流》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一個語言細節：“散步這個詞是書面的，因而是夠高級。/本域不講散步，講行街，或者蕩街。/的確，‘散步’與行街或者蕩街很不同，行街或蕩街均是玩耍，心無掛礙周身放松嬉皮笑臉……而我們兩個，一個高中生一個初中生，一出家門就要緊張起來，簡直要一溜小跑。為逃避家務，我先要假裝上廁所。快速穿過公路，在落坡處的楊桃樹底磨蹭到澤鮮溜出來……然后我們就正式開始散步了。/我們要求自己至誠正經、認真嚴肅地散步。這件叫做‘散步’的事情，我們賦予它喜馬拉雅的高度，然后專注精神沉浸其中——”細細想來，實情也的確如此。同樣是隨便走一走這樣的一件事情，使用“散步”和“行街”或“蕩街”的語詞方式，所抵達的效果便會明顯不同。一個是莊重的嚴肅的，另一個則是隨意的日常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普通話與北流方言之間存在著如此明顯的區別和差異，所以，林白只有大量而廣泛地征用隸屬于南方粵語系的北流方言，方才有可能更加全面有效地抵達南方日常生活的縱深處。事實上，也正因為林白在小說寫作過程中大膽地征用北流方言，才使得長篇小說《北流》徹底變成為一個北流方言和普通話以有機的方式彼此交織纏繞的文學文本。

然而，無論我們如何強調林白大膽征用北流方言的意義和價值，一個無可否認的現實卻是，我們畢竟置身于一個普通話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語境中，任是哪一位作家，當他“一意孤行”地征用某一地方方言的時候，都會冒著被大眾讀者拋棄的危險。對于這一點，林白自己當然非常清楚。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考慮到了社會文化語境中的大眾接受問題，所以作家才會在《北流》中極富創造性地虛構出了一部《李躍豆詞典》。《李躍豆詞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以普通話的方式對北流方言中相關語詞的語義做出相應的解釋。對于那些長期生活在非粵語區的讀者來說，《李躍豆詞典》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進入到《北流》這一北流方言與普通話相互交織纏繞的文本之中。就此而言，那部足以充分彰顯林白非同尋常藝術想象力的《李躍豆詞典》，其實是萬般無奈之下作家對接受者做出必要妥協的產物。不知道其他讀者的實際閱讀感受如何，反正在我，作為一位長期生活在北中國的，一點都不具備南方粵語系一帶生活經驗的典型北方佬，在先后兩次認真閱讀林白《北流》的過程中，肯定是由于有《李躍豆詞典》的幫助，不僅沒有感覺到接受的障礙，反而會因為作家對北流方言的大量征用而產生一種強烈的“陌生感”。而“陌生感”或者“陌生化”，在俄國形式主義者看來，正是文學試圖追求實現的一大根本要義之所在。其他且不說，單只是這一點，就已經足以說明林白大膽征用北流方言如此一種敘事策略的藝術成功。

注釋：

①王春林《方言征用與鄉村倫理道德的“禮崩樂壞”》，載《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年第5期。

②③④林白《重新看見南方》，載《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⑤汪曾祺《小說技巧常談》，見《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