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全球化”的浪潮，“地球村”似乎從一種設想變成了現實。但是，2020年世界范圍的疫情，卻打破了人們對某些事物的想象，也展示了“地球村”理想的脆弱之處。

新一期“花城關注”推出柏琳、王梆、吳雅凌和陳濟舟的作品，他們行走在地理和文化的邊緣，與逝去的時代、陌生的種族和他者的人生不期而遇，探索“地球村“的另一種個人的、精神的、隱秘的實現可能。

王梆從東八區的廣州“漂”到中時區的倫敦，她寫的路易遜，就是她抵達倫敦的第一站，也是世界各地移民的到達地。吳雅凌在東八區的上海寫中時區的巴黎，她曾經留學巴黎。柏琳在東八區的北京寫東一區的斯普利特，而陳濟舟則在西五區的哈佛寫和家鄉成都同一個時區的雅加達以及東二區的約翰內斯堡。時區分割的是時間，是時間性的世界地圖。

除了王梆、柏琳、吳雅凌和陳濟舟，楊猛、徐振輔、沙青青等本來也通過朋友介紹邀約加入了這個專題。如果硬要說文類，這個專題歸屬游記。但似是，其實不完全是。中國自古是游記泛濫的國度，文人愛流連風景愛文化苦旅愛憑吊愛傷感愛煽情愛嘰歪，迄今并無大變。從世界范圍看，游記也有可能是大江健三郎《廣島札記》《沖繩札記》、帕慕克《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奈保爾《重訪加勒比》《非洲的假面具》和“印度三部曲”等等那樣體現寫作者“未經世俗侵蝕的洞察力”、思想創造以及理解世界方式（用時髦的構詞法是“作為方法的游記”）的文本（無關虛構，還是非虛構）。任何一種文類，對今天的寫作者可能都是一門古老的手藝。寫作的后來者既是文體的遺產繼承人，也是自救者。

王梆的路易遜作為“有色人種”的密集之地，路易遜充滿了膚色、樣貌、服裝，甚至皮膚質感與“我”完全相異的人，彼此的語言、文化以及成長背景，也截然不同。幾乎每個路易遜人都有一段“加納往事”，長在黑夜的身體里，被墨色的膽汁包圍著。白晝是看不見的，只有月亮和夜鶯，才能偶爾將它喚出來。陳濟舟的非洲約翰內斯堡是另一段“中國往事”，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移民非洲約翰內斯堡的長史。如果說王梆和陳濟舟寫的“中國人在世界”的投影，柏琳和吳雅凌的斯普利特和巴黎則是私人的、隱秘的。表面看，她們關心的也許不夠宏大，卻是她們心系之，心念之的。我和吳雅凌交流不多，費瀅介紹，通過黃德海聯系約稿。認識柏琳的時候，她還在《新京報》，寫當下中國也許算是最好的書評和訪談，我曾經把她作為文學的媒體批評代表。后來她辭職，是不是因為“巴爾干的蠱惑”？而又為什么是巴爾干（南斯拉夫），不是其他？確實，南斯拉夫是當代中國人集體記憶和精神往事的一部分，但“南斯拉夫”作為一代人的精神記憶往往屬于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國人，以柏琳的年紀，她和南斯拉夫締結的應該是另外的精神密約——“南斯拉夫是一個很冷門很邊緣的問題，但我心里面其實并不覺得它邊緣。我認為面對南斯拉夫問題的態度，其實背后折射了我們如何處理自己的歷史。‘我們’也不只包含西方的人，還可以針對所有的個體。因為當你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歷史，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你的未來一定會扭曲，這是必然的，即使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的粉飾太平。當然大家現在對那塊地方不是特別關注了，目光都在美國、在伊朗、在敘利亞、在土耳其。但其實一切都在暗流之中涌動，現在只是戰爭后的倦怠與恢復。塞爾維亞人這種受傷的、委屈的、降低尊嚴的這種感覺正在內部發酵，就像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德國人一樣。因為米洛舍維奇（前塞爾維亞總統），而怪罪到整個民族，這會激起新的仇恨與戰爭。”（楊晨、柏琳：《對話柏琳：南斯拉夫的黑羊與灰鷹》）柏琳關心著“我們如何處理自己的歷史”，這讓我想到花城出版社一直在做的翻譯文學書系“藍色東歐”。二十世紀的東歐是東歐的“東歐”，也是中國的“東歐”，這個中國的“東歐”既是共同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的“東歐”，也是1990年代之后的選擇不同道路的“東歐”。對中國讀者而言，存在不同東歐的，比如閱讀昆德拉、赫塔·米勒等等之前之后的東歐，就像閱讀《日瓦戈醫生》《癌病樓》等等之后的蘇聯。

順便說一句的是，柏琳的南斯拉夫行走得到單向街“水手計劃”的資助。“水手計劃”是單向街公益基金會發起的文學活動，旨在幫助青年創作者們重新發現世界，傾力資助他們進行海外旅游，協助、指導他們的創作，直至推廣、展覽他們的最后成果，力求把新的全球想象帶到漢語寫作中來。在我的理解里，“單向街”，包括它旗下的《單讀》一直致力于青年思想者的培養，而看世界則是走向思想者的一個重要步驟。我思考這個專題某種程度上也受到“水手計劃”和《單讀》的一些啟發，而且我也和《單讀》主編吳琦有過商量，希望在“花城關注”完整地呈現一期“水手計劃”的成果。現在這個專題應該說部分實現了這個計劃，柏琳來自“水手計劃”，而王梆目前最有影響的寫作則是《單讀》連載的“英國觀察”。像柏琳的南斯拉夫，“水手計劃”的劉子超的中亞和郭爽的長崎，選擇的地緣板塊都值得深味。它們都不處在我們同時代媒體風暴或者地緣政治的核心地帶，王梆的倫敦也不再是“工業革命的時間”的倫敦。但往往是邊緣、疏離也能產生一種洞察和思想的力量。

吳雅凌在這個專題的寫作是特別的，她寫的一種廣義的游記——美學散步。她的《雅各與天使摔跤》是一次“靈魂遭遇美的陣痛”，就像她和黃德海的對話所言：

嚴格說來，我想我也只是看到一些“美的表象”。這里頭的最大魅力就是無法分享。就像那畫中人所經歷的。在那樣的瞬間，有可能遭遇柏拉圖在《斐德若》中所描繪的“靈魂遭遇美的陣痛”，并且那個過程必然是孤身一人的。那幅畫為古典精神在人性與神性之間的掙扎做出精確的詮釋。正因為這樣，它令人在感動之余心生一絲莫名而真切的疼痛。基于同樣的原因，這個無法分享的過程在某些時刻又不是沒有釋懷的可能，比如在閱讀經典收獲感動和疼痛的時時刻刻，比如我們由此展開的談話。（吳雅凌、黃德海：《我不知道誰比柏拉圖說得更好》）

這個專題籠統地說都是世界時區的跨境旅行者的寫作。在他們，世界時區，是時間的標識，卻不僅僅是時間。時間在大地流轉，大地的風景、風俗、風情殊異，當這些中國的年輕寫作者穿越一個又一個時區，他們也是大地上的文化“異旅人”。

2005年，畢飛宇發表短篇小說《彩虹》。《彩虹》隱含兩種視角下并行推進的“時間邏輯”：一對退休的知識分子夫婦因為想念三個移居海外的兒女，突發奇想地在家中設置了四只石英鐘，“把時間分別撥到了北京、舊金山、溫哥華和慕尼黑，依照地理次序掛在了墻上”。在這對老夫婦家中同時冒出了“四種時間”，且這“四種時間”都具備可供言說的邏輯對象。但住在老夫婦家隔壁的男孩的意外闖入，卻“推翻”了這種存在于老夫婦家庭內部的關于時間邏輯的“合理性”。小男孩尚處于懵懂的觀念認識里，“時間”應該且必須只有一種是正確的，那就是“北京時間”。老夫婦家里“共存”的“四種時間”顯然與“小紳士”認知的“時間邏輯”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因此老太太在小說結尾處向老先生轉述了“小紳士”的“抗議”：“他說，我們家的時間壞了。”時區標識出我們日常生活的現實。2002年，畢飛宇在《上海文學》的另外一篇小說《地球上的王家莊》。父親從縣城還帶回了一張《世界地圖》，把它貼在堂屋的山墻上。誰也沒有料到，這張《世界地圖》在王家莊鬧起了相當大的動靜。“大約在吃過晚飯之后，我的家里擠滿了人，主要是年輕人，一起看世界來了。人們不說話，我也不說話。但是，這一點都不妨礙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基本認識：世界是沿著‘中國’這個中心輻射開去的，宛如一個面疙瘩，有人用搟面杖把它壓扁了，它只能花花綠綠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個大洲，四個大洋。中國對世界所作出的貢獻，《世界地圖》上已經是一覽無遺。”《世界地圖》同時修正了我們關于世界的一個錯誤看法。關于世界，王家莊的人們一直認為，世界是一個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莊作為中心，朝著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縱情延伸。現在看起來不對。世界的開闊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認知，也不呈正方，而是橢圓形的。地圖上左右兩側的巨大括弧徹底說明了這個問題。事實上，這不只是小說家言，“我們家的時間壞了”和對我們關于世界的一個錯誤看法的“修正”，這是一個人的震驚時刻。用陳濟舟對約翰內斯堡的第一感就是“驚異”。“驚異”并不必然通向思想的生成和內心的再造，更多的驚異之后，可能是獵奇。我們這個專題則有意，甚至刻意躲避獵奇的寫作，他們行走的異地，在經歷了靈魂遭遇的陣痛之后，迎來的是深入更深入，以至于內心的漸變。

1990年代初，韓少功在他的《世界》（《花城》1994年第6期）里寫道：“國界的意義也越來越引人生疑，蘇聯的核電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幾個國家。日本的酸雨則可能來自中國和東南亞。廢毒氣體對地球臭氧層的侵蝕，受害者將不是哪一個或哪幾個國家，而是整個星球。事情不僅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個單獨的民族，也無法解決信息電子化、跨國公司、國際毒品貿易等等難題，正在延伸的航線和高速公路，網捕著任何一片僻地和寧靜，把人民一批又一批拋上旅途，進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進入文化的交融雜匯。世界越來越小，也越來越近了。民族感已經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學依據。”韓少功觀察和感受到的是世界同此炎涼，所謂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而“網捕”一定意義上說的就是麥克盧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預言的“地球村”時代。差不多是麥克盧漢預言“地球村”的同時代，毛澤東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提出球籍問題，他說：“這個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我青少年記憶中——后來被稱之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就不時有人呼喊再不努力就要被開除球籍。我們今天很容易就說“改革開放”，但我們似乎忘記了改革和開放是并舉的。極端地說，沒有開放，何來改革？如何改革？應該說，可能更早，早到十五世紀世界地理大發現，整個世界就已經被裹挾到“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浪潮里，而“網捕”只是晚近的媒介革命加劇這種浪潮而已。

王梆的《路易遜的倫敦》有一個題記：“有人說，2020年的疫情，將為移動時代畫上句號，人類將回到各自的部落，過起自保、封閉、敵視的洞穴生活。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曾在倫敦，確切地說，在路易遜的倫敦生活過。”但尤可思索的是，不可能回到部落和洞穴生活意味著“全球化”強大的裹挾力，而這種巨大的裹挾力反而凸顯了另外的可能。知識、情感和價值共享滋生的“地球村”的幻覺掩蓋了“世界時區”因由不同傳統密道不同人們的差異，甚至是斷裂，以至于所謂“全球化”和“地球村”可能只是一層或者數層浮沫而已。王梆在另外的場合接受訪談時說過：

選擇性閱讀，再加上各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必然帶來“局限”，尤其在大數據乘虛而入的時代。大數據知道你每天都在讀什么，更知道怎樣投其所好：你瀏覽了一個“冥錢”的網頁，你的社交頁面上，就會樂此不疲地跳出來各種“冥錢”，多得幾年都燒不完；你讀完一篇網文，就會發現底下多了一行字：“你可能會感興趣。”附加一串“相關鏈接”。此外，今天的世界，信息量大得像個幾億噸的垃圾場。信息的販賣者，出于政治或商業目的，為了吸引眼球，先做標題黨，再練出一套給人隨意貼標簽的絕活，以及婀娜多姿的煽情“話術”，輕易便可將讀者調動成“手動點贊者”。想和大數據斗智斗勇，并在這種瘋狂里保持免疫，估計不太可能，除非你在大腦深處的失控鏈里，強烈地意識到思維的局限。

我只是一名記者，不是學者，我的非虛構寫作是面向大眾的，不是學術期刊。與其說我在尋找一個學術結論，不如說我在燧石擊火，乞望有思想又有愛的讀者們，看到火星，慷慨地將我從思維的局限中解救出來。（朱曉聞、王梆：《對話作家王梆：無從把握的真相》）

2020年世界范圍的疫情讓我們有了重新檢討“地球村”幻覺的契機。問題其實由來已久。也正因為如此，能夠逃脫“網捕”的一種可能就是重新恢復雙腳丈量大地的行走，放大眼界，自己去看，自己去思想。人類歷史的進步，往往聯系著地理大發現。中國近現代也不例外。看中國近現代史，所謂“現代”的起點，意識到我們在“世界中”，我們不是單獨的，就是從“世界旅行”開始的。不說更早的絲綢之路和海上貿易，晚清的《海國圖志》等一批西洋和東洋游記帶來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劃時代”。此際的“游記”作為一種文體，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精神圖譜，而不是后來小文人炫耀優越感的“到此一游”。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夠理解晚清一直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現代知識分子“游記”世界的時代——這是游記作為思想性文本的時代。郁達夫說因為“人的解放”而“文的解放”，個中的勾連可以用來對未來做期許：更多的世界時區，等待青年們的跨境和大地上的行走，去開辟思想解放的道路和疆域；與此同時，蕩滌早已陳腐和墮落的文體，比如游記，比如報告文學，等等。哪怕是回到這些文類的現代起點，思想和文本相互聲援和發明，再造文體的尊嚴。

2020年7月19日，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