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篇小說《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刊發于《人民文學》2019年第4期，聚焦的是草原地區的脫貧攻堅故事。

科爾沁右翼中旗（科右中旗）對于我來說，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是因為，幾十年來在我生活工作的周邊，一直有科爾沁蒙古族朋友存在，包括單位同事、草原上的牧民、寫作者、歌者和攝影家、畫家以及諸多周邊機關的公務員。他們漢語講得好，名字的前面往往像我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包·哈斯一樣帶著姓氏，也有人用了漢文名字。我不敢說十分了解他們，但一旦接觸起來，我馬上就能知道他們來自哪里。我之所以親近他們，是因為我發現他們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共同點，那就是愛草原如命。

我的好兄弟包虎，是我們單位的司機，上世紀70年代從科爾沁草原來到呼倫貝爾，在巴爾虎草原放牧過800匹馬的馬群。他慈祥的老母親虔誠信佛，他也是滿心憐憫和厚道，嘴上常常掛著“可憐哪……”這三個字，不論是一只受傷的銀鷗，還是一朵被踐踏的野花，都能觸動他的惻隱之心，最令他傷心的事情是草場沙化。我已經記不清多少次坐著他的車在草原和森林里穿行，但是我記住了每一次出行時我們的談話。他的荒野知識全部來源于實踐，他的游牧文化理念是出自骨子里的。我總是洗耳恭聽，他總是侃侃而談。呼倫貝爾地廣人稀，我們走得辛苦，但是他不知疲倦，一說起往日的草原，一說起大自然養育的牧民，便漸漸豪邁起來，像換了個人兒似的。我聽過很多人唱《諾恩吉雅》這首科爾沁民歌，只是覺得好聽，但是聽包虎唱，我受不了，總是抑制不住流淚。他的音色并不亮麗，氣息常常跟不上，但是他的歌聲中有深深的憂傷，有地道的蒙古男人的情懷，一下子就把你帶到那長長的緩緩的老哈河畔——只有那孤獨的老馬拖著韁繩徘徊，美麗的姑娘已經出嫁，只給惆悵的張望留下一個空曠……只有心里深埋著別離的人才能唱出這種意境。

我的老哥哥巴特爾，是上世紀50年代隨父母從科爾沁草原來到呼倫貝爾草原的。科爾沁在他的血液里，呼倫貝爾在他的心里，聽說我要寫一寫他幾十年傳承馬鞍制作技藝的事情，便鄭重地穿上蒙古袍，向我講述了一輩子秘不示人的人生故事。我發現草原上的事兒沒有他不知道的，他是草原生態的見證人，也是草原歷史的見證人，草原的故事和細節已經長在了他的身上。他總是說：“我回來對了，遇到了好領導，遇到了好師傅。”你聽，他說的是回來，而不是來。呼倫貝爾對于科爾沁草原上的哈薩爾后裔來說，是永恒的故鄉，自幼就有人告訴他們：這個世界上有一條額爾古納河，河兩岸的山林草原，是蒙古祖地，咱們就來自那里。那么對于我哥哥巴特爾這樣身世的人來說，科爾沁則是一塊留存著親情和童年的地方。

就這樣，呼倫貝爾和科爾沁血肉相連。

科右中旗地處科爾沁草原腹地，是全國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這里傳統的蒙古族文化氛圍十分濃郁。由于歷史的原因，科右中旗成了特困旗，現在是中宣部和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內蒙古文聯的定點扶貧對象。我來到科右中旗，第一個印象就是到處生機勃勃，每一個行業系統、每一個蘇木嘎查、每一個家庭都在想辦法致富；每一個有志氣的人，都在為家鄉的未來做著實實在在的事情。如果想寫一篇通訊報道，素材俯拾皆是——有50多歲的女人大主任白晶瑩，義務組織全旗貧困婦女恢復傳統刺繡；有入駐到各個嘎查的青年扶貧干部團隊，夜以繼日地為農牧民排憂解難、出謀劃策；有為了在鹽堿地種水稻一天打100多個電話求助求知的第一書記韓軍；有在庭院經濟中獲益的村民；有從放羊改行養豬的牧民……生活在變，人的精神總體是奮發圖強的，并沒見到某些小說中出現的那種凋敝景象。同時，科右中旗的致富之路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其思維和操作都呈現出鮮明的本土文化特色。例如，傳統的牧馬業在高端經營的影響沖擊下，并沒有垮掉，反而有了新的舉措和生機；烏力古爾、科爾沁民歌、傳統的四胡制作、安代舞都在推陳出新……這使我想起了蒙古族的古老諺語——雄鷹飛在天上，影子跟在地上——當一個民族向前走的時候，其文化底蘊的力量不可低估，那不僅僅是影子一樣的外在色彩，還是大樹根基下的濕潤。然而，我當時捕捉到的只能說是生活中的一個個散碎亮點，我想要的適合寫小說的故事和細節并沒有出現。老朋友岳曉青一直在辛苦地陪我采訪，她說，真愁死了，可怎么寫啊？我不作聲，心里想，我要是有一根針就好了，一定能把這些散碎的亮點穿起來，穿成一條光彩奪目的項鏈。

到了夏天，我也沒想出來這根針到底是什么，以致一連否定了幾個構思，用一句網絡語——郁悶到幾乎懷疑人生。我咋就那么笨呢？這時我的小外孫女從上海來到呼倫貝爾避暑，我每天再也不敢想這件事了，因為我開車常常溜號，見著紅燈跟沒看見一樣，直接往前開。

直到年底安靜下來以后，有一天我突然心頭一亮。我想到，如果去科右中旗的不是我，而是巴特爾哥哥或者包虎兄弟，那么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景呢？讓他們帶著記憶、情感和希望，去觸摸去對接眼前的一切，一定會有精彩發生！后來我選擇讓年邁的巴特爾哥哥來成就這個故事，相比之下，他年齡大，一舉一動都是歷史，都是文化，他也更加從容。正如小說里說的那樣：一個人年齡到了，什么都經歷過了，就沒有慌張了。或許是巴特爾哥哥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特別清晰，小到他上馬時的架勢，大到他一輩子跌宕起伏的故事，于是我有了自信，決定用一個遙遠的記憶來脫穎嶄新的生活，努力把一段生離死別的故事寫得沉穩而詩意。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包·哈斯可以和我的老哥哥巴特爾合二為一，事實上，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倒是常常猛然覺得包·哈斯就是我自己。當然，阿媽、姐姐有時也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呼倫貝爾的女兒，草原已經浸透了我。

從前寫散文，我習慣煉意、煉句、煉字，本能地抵制敘事傾向，有時候會強迫自己，每篇文章只寫一個細節；寫紀實文學，我生怕出現失真之處，為的是經得住現實的詰問和歷史的檢驗，因此時時如履薄冰。這次寫小說，想象力充盈，好像脫韁之馬，終于跑起來了。雖然還有點兒膽怯，但是感覺還是挺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