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1935年生，南京大學原教師，歷任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省政協(xié)副主席。沈軼倫 攝

■當時中國處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zhuǎn)折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啊！我下定決心要批判“兩個凡是”

■作為文人，我不能為國家獻出別的什么力量，我要拿起手里的筆。當時的中國處于一個需要有人出來正本清源的當口，那正是我輩的使命

■最后見報的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83歲的胡福明在自家客廳坐著，方桌就擺在玄關位置。任何來客一進門就能看見老爺子的桌面，從右到左擺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最新一期的《新華文摘》《求是》雜志。第二排，依次是當天的《人民日報》，插著國旗和筆的筆筒、水杯、一罐風油精。最靠近胡福明身體的位置，擺著一沓綠格文稿紙。壓在文稿紙上的，是一副眼鏡、三只打火機、兩包香煙，和胡福明被香煙熏黃的左手。

40年前，也正是在這樣一個被書本、文稿紙和香煙圍繞的場景中，胡福明作為作者之一，一手夾煙，一手修改著當時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稿子。文章經(jīng)多人修改刊出后，在鄧小平的領導、支持下，開展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這場討論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對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這篇文章也影響了胡福明。離開南京大學的教職后，他一路官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省政協(xié)副主席等職。但如今，在江蘇省機關大院的這間屋子里，他依然喜歡別人用“老師”而不是官職稱呼他。

書生本色，是他在意的身份。這個無錫貧苦農(nóng)家出身的少年，多次用“匹夫有責”來解釋自己40年前的舉動。而若再往上追溯，或許能看到無錫讀書人對這位小同鄉(xiāng)的影響。讀書人的天職，終其一生，就是用生命闡釋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22個字的理解。

而一個讀書人最大的武器，是思考與表達。胡福明房間里的香煙，某種意義上就是他腦海中思考的外在表達，以每一小時抽掉7根煙的速度，他坐鎮(zhèn)桌前。

曾是吃不飽飯的苦孩子

解放日報：您也做過記者？

胡福明：做過實習記者。我是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新聞系的。到了1958年，新聞系的學生要開始大實習了。

在《北京日報》實習的時候，我去了潮白河一帶，看到麥田里深翻密植，還在四周架起了探照燈日夜照著莊稼，說是為了增加光照、提高畝產(chǎn)。當時聽人說，這一畝地里下了600多斤麥種。我是種田人家出身，在我家鄉(xiāng)，小麥畝產(chǎn)200斤已是不得了，所以聽說小麥畝產(chǎn)目標要達到3000斤，我又高興又懷疑。我到田里一看，那些已經(jīng)長出來的麥稈像絲線一樣細。我就想，這樣的密植，來年會顆粒無收的。但在當時，有這樣的想法也不敢說。

但我還是盡量說了一些真話。比如當時在農(nóng)村采訪，我發(fā)現(xiàn)耕牛過冬的草料準備不足，就寫了一篇報道，并配短評。報道刊出后，北京市委相關領導非常重視，指示各生產(chǎn)隊盡快為耕牛配足過冬草料。由此我就想，盡量發(fā)現(xiàn)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盡量推動它解決。

解放日報：您說您是種田人家出身，小時候您自己也下過田嗎？

胡福明：下過。我老家在江蘇無錫長安鄉(xiāng)胡巷村，家里世代是農(nóng)民。我有8個兄弟姐妹，但因為太窮了，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被送人，兩個弟弟病死。我上到小學四年級第二學期交不出學費，校方不讓我升五年級了，我就只能失學在家?guī)透赣H種田。

但我太想讀書了，因此空閑時，我抱著弟弟到學校墻角外，聽老師上課和同學讀書。有一次，父親在學校墻邊找到我，十分生氣，打了我一巴掌。我沒哭，但父親流眼淚了。那是父親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一次打我。后來秋收后，我家交清了拖欠的學費，才又讓我復讀。可能因為失而復得，我讀書非常用功。1949年，無錫解放了，靠著政府助學金，我讀完了初中，成為長安中學第一屆畢業(yè)生。

這期間，有一件事，讓我第一次認識了共產(chǎn)黨。那是1944年，一天我放學時，看見一群偽軍綁著一個人向我家所在的方向跑去，后面跟著一隊日軍士兵。他們到了一家人家，就沖進去，卻撲了一個空。原來這戶人家是共產(chǎn)黨員。日軍就是來抓他們的。但就在日軍到來前幾分鐘，他們得到通報，趕緊從后門逃走了。但是這家人還在吃奶的兒子留在房間的搖籃里，要回去再救已經(jīng)來不及了。好在他們本家的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自告奮勇，從后門跑進去把孩子抱了出來。偽軍當時看見一個小女孩抱著一個孩子走，也就沒有留意。小女孩的勇敢受到全村人的稱贊。這件事，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民是多么可愛可敬，他們和這個國家是同命運的。

解放日報：無錫解放了，終于能吃飽飯了吧？

胡福明：是啊，共產(chǎn)黨來了，無錫解放了，我的生活也改變了。從長安中學畢業(yè)后不久，我報考了無錫師范春季班，到了學校，能免費吃飯。我都17歲了，人生中第一次能吃飽飯，很感慨。我記得，我們當時過年，家里貼的春聯(lián)是：聽毛主席話，跟共產(chǎn)黨走，中間貼一個“福”字。這是貧苦農(nóng)民的真心感受。

從無錫師范畢業(yè)后，我被分到江蘇省總工會工作，不久國家號召機關里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干部去考大學，我在1955年考上了北京大學，被分在新聞專業(yè)一班。

北京的冬天，半夜達到零下20攝氏度左右。我一個南方人，沒有棉鞋、沒有襪子，只有一條單褲，夜自修后，總裹著棉大衣一口氣從閱覽室跑回宿舍。但我對生活很滿意。為什么呢？因為每天三餐都是一大碗米飯，吃得飽飽的。每月2元生活費，能買鉛筆、牙膏等。四年大學，除了1957年暑假回家，其他寒暑假我都留校讀書。一是為了省錢，二是覺得讀書機會實在來之不易。

大學畢業(yè)后，本來我是一心要去當記者，但老師讓我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讀書，1959年9月報到。我特別認真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毛澤東選集》。我很重視他們寫文章的歷史背景、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從而具體地把握文章的內(nèi)容和精神實質(zhì)、文章所起的作用和意義。

1962年，我從研究班畢業(yè)時，學校多次動員我留校，但恰好有去南京大學的兩個名額。就這樣，我到了南京大學工作，當政治系（后來是哲學系）的老師。

那正是我輩的使命

解放日報：繼1949年之后，1976年對您而言又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吧？您所在的南京大學曾率先發(fā)起紀念周恩來總理活動。

胡福明：從南大開始，南京爆發(fā)了反對“四人幫”的運動，推動了全國人民反對“四人幫”的斗爭，成為北京四五運動的先導之一。當時來自民間的這些聲音，只能用人心向背來解釋。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

10月，粉碎“四人幫”后，我認為中國面臨歷史變革的重大機遇，要改弦易轍，即改變“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根弦，變更“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這個轍。要開創(chuàng)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應該為推動歷史的轉(zhuǎn)折盡自己的努力。因此，我自覺參加了揭批“四人幫”的斗爭。

我是一介書生，無權無勢，在“文革”中被打倒、去打掃廁所、去工廠勞動。當時很多教師都和我面臨同樣處境，感到莫大屈辱，同時又感到眼前這種不合理的狀態(tài)遲早會改變。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我覺得是我經(jīng)歷的第二次解放。我能做的就是從政治思想和理論方面批判林彪、“四人幫”的謬論，恢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

我在南京大學舉辦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幫”的大會上第一個發(fā)言，后來又在江蘇省委召開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幫”的萬人大會上第一個發(fā)言。兩次發(fā)言，分別被《人民日報》《新華日報》報道。隨后我又寫文章批判“四人幫”，在《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從1976年第四期起的一年多內(nèi)，連續(xù)發(fā)表四篇文章，批判“四人幫”。這四篇文章分別是《評張春橋〈論對資產(chǎn)階級的全面專政〉》《為建設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風》（與陸夕書合作）以及《“四人幫”批判唯生產(chǎn)力論就是反對歷史唯物論》。

解放日報：這一段時間，也正是“兩個凡是”被提出的時候。

胡福明：是啊，我在《南京大學學報》發(fā)表第一篇文章后不久，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聯(lián)合發(fā)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兩個凡是”的觀點。我當時就有點懵了。我反復閱讀這篇社論，感到“兩個凡是”就是這篇社論的主題，沒有一點撥亂反正的意思，無產(chǎn)階級還要繼續(xù)革命，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還要繼續(xù)，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還要堅持。我不認同這個觀點，我不服。

一下子，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寸步難行，揭批“四人幫”的熱潮也驟然降溫，如果“兩個凡是”不消除，那么談論現(xiàn)代化建設是沒有希望的，還談何改弦易轍？再拖下去，人民受不了，國家受不了。當時中國處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zhuǎn)折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啊！我下定決心要批判“兩個凡是”。

解放日報：您當時是自覺要去做一個戰(zhàn)士？

胡福明：是的。我是有意識的。

解放日報：時局風向未明，您當時又已經(jīng)有了家庭和孩子，“文革”期間還吃了苦頭，好不容易重新走上講壇，您不怕失去教職？不為自己的前途命運擔心嗎？

胡福明：沒有一次斗爭是沒有犧牲的。

解放日報：您當時在課堂上也表達這些觀點嗎？

胡福明：在課堂上不能講得這么明確，但是我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這樣的。作為文人，我不能為國家獻出別的什么力量，我要拿起手里的筆。當時的中國處于一個需要有人出來正本清源的當口，那正是我輩的使命。即便我不挺身而出，也一定會有人出來。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

真理標準只有一個

解放日報：當時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是在病房里醞釀出來的？

胡福明：對，那是“文革”結(jié)束后第一個假期，1977年那年，南京的夏天特別悶熱。我的愛人張麗華被查出有一處腫瘤，我頓時慌了。好在后來愛人住進醫(yī)院，醫(yī)生診斷為良性腫瘤。晚上就是我去陪夜。一個病房里住了四個女病人，我一個男同志，也不方便進去，就在醫(yī)院的走廊里，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等分批帶到醫(yī)院，借著樓道的燈光，趴在凳子上不停地翻查，把關于真理標準的語錄都標出來，查出三四十條，然后就蹲在凳子上構(gòu)思文章提綱，將標題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到下半夜我就把兩三張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會兒，醒了改，改了三次。一周后，愛人出院了，文章提綱也寫好了。到8月中旬，我的初稿寫好了。

在此之前的1977年春天，江蘇省理論界在江蘇省委黨校召開理論座談會，我在這個會上做了發(fā)言。休息時，《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向我約稿。所以在寫完這篇文章后，我想到了王強華，大約在1977年9月初，把文章寄給了他。1978年1月中旬，王強華寄來一份《光明日報》大樣，也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清樣，并附帶一封信，讓我做點修改，我做了補充后寄了回去。當時都是通過郵局郵寄，又經(jīng)過了五六個來回，文章從求穩(wěn)妥轉(zhuǎn)為有戰(zhàn)斗力。

解放日報：后來見報的這篇文章的標題里，為什么加上了“唯一”兩個字？

胡福明：那是到了1978年4月下旬，我和南大的幾位老師一起去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召開的哲學討論會。一到北京，當天晚上，王強華就把我接到光明日報社，當天參加會議的除了王強華，還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中央黨校教師孫長江。孫老師是我在人大讀書時的老師。楊西光說：“這篇文章本來要在《光明日報》4月哲學版刊出，我看后感覺這篇文章很重要，在哲學版發(fā)表太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作為重要文章推出，但是要修改，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要討論這篇文章如何修改，請大家提意見。”大家紛紛提出意見。

那段時間，我白天在哲學討論會參加討論，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報》的工作人員開車把我修改后的文章拿到報社去，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樣送過來。這樣來來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等人花了很大功夫，中央黨校孫長江、吳江等人也花了很大力氣。最后見報的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我在北京參會結(jié)束后，楊西光把我接到《光明日報》招待所，他兩次到我房間看我。1978年5月1日前兩三天，他來看我時說，文章修改到現(xiàn)在，署名還是胡福明，但發(fā)表時想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fā)表，你看行不行？我立刻表態(tài)說當然同意，胡福明名不見經(jīng)傳，但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影響和作用完全不同了。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nèi)部刊物《理論動態(tài)》發(fā)表經(jīng)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fā)表此文。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zhuǎn)載，全國絕大多數(shù)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報紙也陸續(xù)轉(zhuǎn)載。

發(fā)表時的文章題目里的“唯一”兩個字是從毛主席文章中分析出來的。毛主席說，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么這個“只有”“才是”就說明真理標準只有一個。

解放日報：當時想過沒有，這篇文章會引起這么大反響嗎？

胡福明：1978年，我去北京開哲學討論會時，住在一起的幾位老師中，有一位是華南師范大學的黎克明老師，那段時間，我晚上修改文章，他都看在眼里。他提醒我說：“老胡啊，你已經(jīng)卷進高層斗爭了，風險很大啊！”我說我心里有數(shù)，你是支持我的觀點的，我坐牢你要送飯。他說那當然，你坐牢我肯定會送飯。

文章見報時，我已經(jīng)回到南京。一天早上，我和愛人一邊在廚房燒早飯，一邊聽到中央電臺在廣播這篇文章。我很高興，醞釀差不多一年的文章終于出來了。當時南大很多老師都知道我在北京期間修改這篇文章，都很贊成我。文章刊出伊始，社會上還有人指責，但江蘇省委、南京大學黨委都沒有對我施壓。我想經(jīng)過十年“文革”，大家都會獨立思考了。后來的一切，大家都看到了，一篇文章，能對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產(chǎn)生這樣大的影響，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40年過去了，也有人說，用今天的眼光看，這篇文章理論價值并不很高。我也認同，我當年沒有考慮理論價值，只想推動撥亂反正。

文章刊出后，江蘇省委調(diào)我到宣傳部工作，我寫了封意愿書，提了6條理由，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大學。1982年11月，我還是被調(diào)到江蘇省委宣傳部。其實從內(nèi)心來說，我是一直希望待在大學校園做學問，做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我想說的是，我是無錫人。歷史上，無錫人顧憲成直言敢諫，更寫下過“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名聯(lián)，為人傳頌。我從來不說我是理論家，但我認為自己是一名理論工作者。

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一個知識分子，我的使命是什么？許多今天的人們看來十分正常的思想認識、自由表達，在特殊時期卻是來之不易的。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始終說真話。注意，不僅僅是說實話，是說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