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江蘇文壇，趙本夫被公認為最具有文化異質性的作家。從斬獲大獎的處女作《賣驢》，到中期代表作“地母”三部曲，直至最新長篇力作《天漏邑》，30余年間趙本夫不斷探索、思考，最終形成了具有鮮明個人標識的創作風格，既豪放不羈，又瑰麗多姿，既厚重堅韌，又滿懷悲憫。特別是他對土地、文明、人性等命題的思索，堪稱具備了史詩般的磅礴品格，在江蘇文壇獨樹一幟。近日，《文藝周刊》對文壇老將趙本夫展開了專訪。

改革開放， 成就處女作《賣驢》

文藝周刊：您的小說處女作《賣驢》真實表現了改革開放之初，農民渴望致富，又對政策“恐變”的復雜心態。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在這個歷史節點上請您重新回顧這篇小說的創作過程，應該有特殊的意義。

趙本夫：《賣驢》是我1981年發表在江蘇《鐘山》雜志上的。和同齡作家比，這個年齡（33歲）才發表處女作算很晚了。實際上我從少年時代就立志文學，但70年代極左思潮籠罩文壇，對于報刊上的那些文藝作品，我是有所質疑的。但我并不著急，一直在讀書、積累、思考、等待。

我愛讀歷史，讀完歷史就像活了幾千年，此外還閱讀了大量的中西方文學經典。70年代，全縣的許多書都被儲存在縣通訊報道組的倉庫里，這些書就和我的辦公室一墻之隔。我就和一位復旦大學畢業、后來到徐州日報社工作的同事“里應外合”，鉆進倉庫里去取書，他負責在外面接應。就這樣一直保持閱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思想解放，我才真正動筆，并且一寫就成了。《小說選刊》轉載時還配發了中國社科院著名評論家楊世偉先生的文章，評價這部作品“出手不凡，一鳴驚人”。

《賣驢》中有兩個典型細節：一是“孫三老漢”被毛驢拉進火葬場，二是獸醫“王老尚”的神鬼鞭。兩個不搭界的故事放在一起，作品的立意串活了，表達那個年代的農民有如驚弓之鳥，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一種悲哀，同時也寫出了他們對國家發展前途的信心，正因為如此，孫三老漢最終沒有“賣驢”。這一點是我在和農民的長期相處中特別深刻地感悟到的。

文藝周刊：除了《賣驢》，同時期創作的《“狐仙”擇偶記》《絕藥》《絕唱》等短篇小說也十分驚艷。這些作品取得成功，是否緣于您對于鄉土社會的長期觀察與積淀？蘇北故鄉對您作品的氣質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趙本夫：我的寫作，一開始就是扎根于、也得益于我所生長的蘇北大地。我是“老三屆”，1967年高中畢業后，就回到鄉下工作。后來被調到縣里做新聞報道，其后又有六年時間，是在農村工作隊與農民吃住在一起。割、砍、鋤、耪，搖耬撒種，所有的農事我都能上手。得空的時候，還背著糞杈子四野撿糞，順便去外村找人下棋。周圍幾十里地，哪兒有高手，我都知道。這一段時間是我創作的重要準備期，讓我真正懂得了腳下的土地，了解生活其間的農民的情感、愿望和心理。《賣驢》就是我以小說的方式，為農民說幾句話。

至于作品的氣質，我希望寫出豪放、不羈、堅韌、厚重而又滿懷悲憫的作品，對這種氣質的追求和它最終的形成，和蘇北這片土地有很深的關系。徐州連通中原，既是黃泛區，又是從古至今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徐州人自古關心天下事。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地域文化背景，是很大的缺失，但另一方面，如果作家不能從這種地域文化中超越，則很難達到一個高度。

文藝周刊：說起您的短篇小說創作，不得不提起《天下無賊》。2004年《天下無賊》被搬上銀幕，這一成功的商業改編使您這位純文學作家迅速闖進了公眾視野。您自己怎么評價這部作品？

趙本夫：《天下無賊》只是我比較重要的短篇之一。當時馮小剛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得到了這部作品的版權，當時他還希望我能親自把小說改成劇本，我想想沒答應。我跟他說，小說寫完了，我就是個甩手掌柜。

在《天下無賊》中我想寫出的是人性的復雜，好人也有邪惡的一面，壞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小說中的王麗和王薄這對賊就是這樣的人。有人說這部作品太理想主義了，把傻根寫得那么單純，把賊寫得那么好。我倒認為，有人愿意堅守美好的信念，有人愿意呵護這個美麗的肥皂泡，這有什么不可以呢？文學本就具有理想主義的特質，總要呼喚一點什么。

采風和遠行，構成我文學的一部分

文藝周刊：在您的人生中，有一段時間值得銘記。1985年夏天您騎著自行車，沿著黃河故道騎行了20多天。這次遠行對您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趙本夫：應該說直接促成了我創作的轉變。1985年之前，我的作品主要反映農民的疾苦和追求，同時探索國民性，1985年至今則主要探索人和自然的關系、生命狀態、社會和人性的殘缺等。

我的故鄉徐州位于豫蘇皖魯四省交界處，黃河改道后，給這里留下了豐腴的土地。1985年，我沿著黃河故道采風，20多天騎行了1000多公里。一天午后，我看到殘破的大堤下有一個老人正在勞作，這個場景太有畫面感了，一下子就擊中了我：老人腳下的這片土地曾經屬于誰？在幾千年的歷史上，這片土地曾有過多少主人？再過兩百年、兩千年，這片土地又將屬于誰？大地誰都不屬于。她只是“母親”。歷史上曾經發生了多少開疆拓土、割據攻伐的慘劇，都是因為錯誤地把土地當成了財富。人類只有把大地當作母親，這個世界才能夠真正變得美好。沿著黃河故道的這次考察，直接影響了之后的創作軌跡。此后十年間，我寫下《涸轍》《走出藍水河》《蝙蝠》《陸地的圍困》等中短篇小說，并開始醞釀長篇系列“地母”三部曲（包括《黑螞蟻藍眼睛》《天地月亮地》《無土時代》三部長篇小說）。

2005年我還進行了一次歷時五個多月的遠行，是到西部“流浪”。我始終認為，文學從來不是文學本身，而是社會科學、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綜合，作家沒有廣闊的社會視野，寫得再多也只是自己的庭院文化。作家還是要回到人間，憑借一點個人體驗，光在書房和咖啡館里待著是遠遠不夠的。

文藝周刊：這段時期您的文學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趙本夫：《賣驢》等“為農民說話”的作品取得了成功，但隨著視野的開闊，我意識到優秀的文學應該是在更深層次上與人類的命運對話，我希望自己寫出有歷史縱橫、有文明演進、有人類胎記、有神秘色彩、有東方哲學內涵的中國小說。我認為，真正優秀的文藝作品一定具有三種品格：一是宗教感，就是對于文學藝術的一種執著；二要有對信念和價值的堅守，不能哪兒熱鬧哪兒去，到處趕時髦、趕潮流；三要有詩性。文學創作要基于現實，但又要能“飛”起來。有足夠的想象力，才能呈現出最大的藝術張力。

文藝周刊：“地母”三部曲使您獲得了“中國的勞倫斯”的美譽。站在人類文明轉型的十字路口，您和20世紀英國作家戴·赫·勞倫斯無疑有著共同的關切，即對文明演進的利弊得失發出永恒的追問。對此，您能詳細談談嗎？

趙本夫：舉個例子，《無土時代》的主人公石陀，沒事就偷偷用錘子砸開馬路，讓小草從露出的土地里生長，他建議城市綠化應該種麥子，還在政協會議上發言說，人類的各種現代病都是因為“不接地氣”。確實，城市文明已經遠離和拋棄了土地。他們住的是高樓大廈，腳踩的是“無土地”，腳下的一層水泥地，把人和土地全隔開了。所以，怎么理解現代文明？文明的本質是秩序，沒有秩序就會天下大亂，但文明是把雙刃劍，當它造成人類對土地的遠離、對自然的戕害、人自身生命力的萎頓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疏離，這種文明還是我們需要的嗎？文明的演進需要我們不斷對之前的秩序展開追問：它是對的嗎？當然，石陀的做法有些激進，但文學不要求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文學已經太多了，它需要的是從某個角度切入，強化作家自己的觀念。有人批評我“向后看”，但我認為，我的這種觀念恰恰是超前的。

寫作，要形而下也要形而上

文藝周刊：去年您推出了最新長篇小說《天漏邑》，這是繼“地母”三部曲后，您耗費十年心血寫出的一部鴻篇巨著。它延續了您在“地母時期”對土地、自然、文明等命題的思索，同時這種思索在向更遠更深處推進。您能具體談談這部作品嗎？

趙本夫：《天漏邑》有兩條線索，一條講述從天漏村走出的抗日英雄宋源、千張子的故事，這條線索交織著正義與邪惡、忠誠與背叛、懲罰與寬恕等對立復雜的命題；另一條線索講述大學歷史系教授禰五常探秘天漏村的歷程。小說里，天漏村是女媧補天時留下的一個破綻，為的是“泄風雨雷電”，警示懲罰這里的罪人。這樣小說就有了寓言色彩：在黑與白、善與惡、忠與奸之間，背著原罪的天漏村后人們艱難地行走在刀鋒之上。

寫《天漏邑》，最主要想表達的其實是和解。哲學告訴我們怎么理解這個世界，而文學可以告訴我們怎么和世界相處。在這部作品中，無論是宋源還是千張子，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或叛徒，特別是千張子這個“叛徒”，立功無數，卻因忍受不了敵人的酷刑而“在一瞬間發生了迷亂”。這說明，人也有“漏”。我這么寫不是替他開罪，而是想表達，人應學會尊重差異，尊重世界的豐富性，學會與生活、與自身和解。我和年輕人聊天時經常會勸他們，當看到社會、他人和自身的問題時，要想辦法積極改進，這才是一種成熟的心態。社會人生都應當倡導一種正氣。就像《天漏邑》結尾處引用《周易》的話說：天下雷行，物與無妄。

文藝周刊：尊重差異，尊重世界的豐富性，您的這種觀念是否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趙本夫：是的，和而不同，和為貴，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我和西方人說和而不同，西方人不理解：不同的事物怎么能和？他們的思維是二元對立的，非黑即白，不是對就是錯。外國朋友來我家，我讓他看看窗外，窗外有灌木、喬木，有各種動物、植物，它們各有各的生存智慧，彼此間的差異構成了互補，才使得這個世界豐富多彩又和諧相生。我說，你們美國是參天大樹，但只有參天大樹能稱為世界嗎？世界多元化的本質就是和而不同，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帶給世界的最古老也是最時髦的智慧。

在這里我想順便談談文化自信，我們沒必要妄自菲薄，我們的文化里有很多很多了不起的東西。現在，如果一個藝術家的家里放著一口棺材，我們會覺得很前衛，但是千百年來，中國老百姓家里只要有老人的，一定會備好一口棺材。我的一篇小說《老槐》里還寫到這個，里面兩個老人各自夸耀自己的棺材多么多么好，一點也不認為犯忌諱。所以在中國傳統觀念里，生與死的轉換是很自然的，你說這觀念不現代嗎？還有中國傳統家具，都是用的榫卯結構，不用一顆釘子，也不上油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木材原有的氣息和光澤。但是在西方，為了使木制家具結實耐用，他們發明了三合板、五合板，把木料擠壓得嚴嚴實實的。我對外國朋友說，你們終于把木頭征服了，但是真正的木頭已經消失了。所以中國和西方相比，到底誰更尊重自然？

文藝周刊：您對當代作家特別是活躍在江蘇文壇的作家有關注嗎？關于現在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您怎么看？

趙本夫：也會關注當代作家的創作。中國最好的小說一定和世界是同步的，特別是我們江蘇的作家隊伍比較整齊，在全國處于較高的水平。有人說江蘇的文學欠缺厚重感，我認為這么說有失公允。厚重感不光體現在對社會歷史題材的開掘上，有的作家擅長書寫個體的情感體驗或者其他題材，把每一種題材寫到極致，那就是厚重。《戰爭與和平》是厚重，《紅樓夢》《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厚重。

文學批評方面，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文學批評不能變成“人情批評”。我做過近20年的《鐘山》主編，和很多批評家都是朋友，但我從來沒對誰說過：你給我的作品寫篇評論吧。甚至我給批評家朋友寄書時會附上一張小紙條：不必寫任何評論。在我看來，不強求是一種尊重，也是為了文藝批評健康發展。批評要把人情的因素剔除出去。要面對文本，不要面對人。另外，在世界文學面前，我認為中國批評家應有自己的批評視角，應該面向世界文學，建構中國特色的批評體系。

文藝周刊：能透露下您手頭上正在進行的作品的情況嗎？寫了這么多年，擔不擔心自己會落后于時代？

趙本夫：新作的情況目前還不能透露。到了這把年紀，確實對社會生活直接參與得少了，更多的時候是旁觀，但這并不影響什么。寫作，不僅要扎進去，還要浮上來，要形而下，也要形而上。最終決定一個作家能走多遠的，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 

趙本夫，1947年出生于江蘇豐縣，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津貼的專家。至今發表出版小說近500萬字。其中，“地母”長篇三部曲之三《無土時代》獲選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中國60年長篇小說典藏”系列，并入選《共和國作家文庫》。2018年，最新長篇小說《天漏邑》榮獲“首屆汪曾祺華語小說獎”長篇小說獎。根據本人小說改編拍攝的影視作品《天下無賊》《走出藍水河》《青花》等產生廣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