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北京，氣象景明，美好怡人。參加推進文藝創作研修班，對我這個來自西南邊疆的作家來說，既感到幸運，又深知責任重大，在思想認識上也有了更上層樓的開闊感。

我從不避諱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始終堅定地認為現實主義才是文學創作的主旋律。這種認識的源頭來自于我最初的寫作沖動，是現實生活觸動了我的文學神經，是時代的感召讓我提起了筆。對我來說，書寫現實、關注人民、直擊當下，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本分。寫人民、為人民寫，既是責任要求，也是使命擔當。我固執地認為，作家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寫人民，其實也是寫自己；一個寫不好人民的作家，同樣也寫不好自己。

在我長達30余年的創作實踐中，我發現，只要我深入生活，貼近人民去創作，寫出的作品就顯得鮮活生動，就有深度和厚度，就會呈現出一種氣象，得到更多讀者的喜愛和文學界的關注。我曾有兩年掛職體驗生活的經歷。那時我剛好40歲，有了一些創作經驗和文化積累，又讀了魯院首屆高研班，但在面對現實和當下時，卻出現了創作的“失語”。恰在這個時候，組織上派我到云南西南邊陲的保山市掛職，擔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在我掛職的兩年時間里，我沒有蹲在機關里，而是主動地下到田邊地角，找鄉親們談心，聽他們講故事。磨破了鞋，曬黑了臉，但也獲得了滿意的收成。那正是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的時期，我通過大量的走訪和田野調查，發現在逐漸解決了物質匱乏的農村，卻出現了精神的缺失與貧困。只是硬化了道路，刷白了房子，改善了生活條件，農村依舊是衰老的，是新不起來的。于是我圍繞這個發現，用搜集的大量鮮活的素材，創作了反映新農村建設的長篇小說《泥太陽》。該小說完成后，由《芳草》首發，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向改革開放30周年獻禮的圖書出版發行。后來，小說獲得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入選了新中國成立以來500部長篇書目。這一切，都是在創作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擁抱時代獲得的贈予。

我是一個小說家，更多寫的是虛構文本。想象和虛構是我創作的兩個技能。時下在小說界，小說家們不可謂不刻苦，功課做得也不少，特別是在閱讀方面，比過去的小說家毫不遜色。閱讀是重要的理解和學習能力，也是借鑒和模仿的捷徑。但一個小說家，如果單靠閱讀和想象力去寫作，是成不了一個好小說家的。想象和虛構，其源頭仍是生活，仍是生活的積累與對生活的思考。生活的積累只能從生活中來，只能從人民的偉大實踐中來。一個小說家要講好中國故事，就得了解中國，就得知道中國人民的所思所想所為。時代正在突飛猛進，變化亂花迷眼，脫離現實、拒絕把目光投向當下，就會被時代無情拋棄，作為小說家，就會“失語”，就會靈感枯竭。

每一個有理想和情懷的作家，都想寫出一個時代的世道人心，都想成為被社會認同、被讀者喜愛的大作家。要寫出世道人心，怎么能不想人民之所想、不寫人民之所關注？作家真的要努力將自己變成燈塔，點亮讀者生活的信心和勇氣。文學應該是美的，它既是作者從人民身上擷取的美，同時也是人民通過它來滌蕩心靈的美。美好的語言和美麗的故事，都首先要求作家有美好的心靈。

要推動文學創作，突破有“高原”缺“高峰”的瓶頸，我們不僅要有一支懂中國、了解中國，能寫出中國風格、能表現中國氣派的作家隊伍，同時也要打造出能展示這支隊伍的平臺和編輯隊伍。我在《邊疆文學》擔任主編已經10年了，對此感慨良多。我們的文學刊物，上到國家，下到地方，做的都是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幾乎所有的刊物，都面臨生存與發展的雙重壓力，都需要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關心與扶持。作為一個身處邊疆省份的省級文學刊物的負責人，我深感省級文學刊物在時下面臨的尷尬。文學刊物做的都是培養文學新生力量的工作，它們對名作家和大作品的吸引力是無法與國家級刊物和名刊相比的。但它們的存在又是必要甚至是重要的。我供職的《邊疆文學》創刊于1956年，比我的年齡還要大10歲。這樣一本老牌刊物，60余年來一直默默地存在著，不嘩眾、不取寵，甚至在全國文學期刊界顯得過于平凡了。但它太重要了，特別是對于云南地方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就顯得尤其重要。在它身后，站著云南25個少數民族的作家，他們中有十余個是少小民族和直過民族。《邊疆文學》是展示他們民族情感和邊地特色的重要平臺。我們一些跨境民族的作家，有發表和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學平臺，這讓他們境外的同胞作家們羨慕不已。可以說，我們的雜志，除繁榮云南文學和民族文學外，還做了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工作。“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有了好編輯才有好刊物，有了好刊物才能推出好作品，有了好作品才能成就好作家。有了好作品，中國文學才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氣度和希望，才能為時代和人民筑就新的文藝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