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時代變更，在他們那時候說，就是“洗滌”，從觀念到內心，由內到外的置換，個人作用在那時代降到了最低點，強調集體重要升到了最高。

《回望》是金宇澄自《繁花》（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之后的第一本書。翻開它，躍然于紙上的，是他年輕的父親——上海“淪陷”期間的中共情報人員、他年輕的母親——愛好文學的復旦大學進步學生，以及他們——“破落地主家庭和資本家”的結合。解放后，金宇澄的父母進入上海市總工會，吃上了“公家飯”，干革命，促生產，化矛盾，但卻因為金父是“潘案”成員，金母成了“天下最不幸的人”。晚年，當一切已歸平靜，金父“已無法再一次尋找他年輕時代的神秘未來，只能在放大鏡下，觀看密密麻麻的過去”。

《回望》也是一本對寫作高度自覺的書。金宇澄說，“一旦看清了某些細部，周遭就更是白霧渾茫”，因為“人只歸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金宇澄（澎湃新聞 劉箏繪）

澎湃新聞：為什么《繁花》之后您的第一本新作是一部關于父母的書？我們很容易就注意到，大體上，《繁花》開始的地方是《回望》即將結束的地方，這兩本書合起來跨越了整個二十世紀。您在寫作時是否考慮到這個內在的理路？

金宇澄：2013年《繁花》單行本出版，幾個月后父親去世是《回望》的寫作原因吧。他在的時候，基本不會談自己的事，也絕不允許我寫他，等他走了，才接觸到他更多的材料。其實，這本書稿的時間是拉得很長的，第一章《一切已歸平靜》最早是發在二十年前的《上海文學》，人名用“我伯父、伯母”，都是他絕不允許寫的原因，只是憑我得到的印象信息寫的，發表后當然他也看不到。到他去世了，我想到了這個非虛構的舊文，略做了修改，主要是把人名恢復到“我父親、母親”，發在2014年的《生活月刊》，做一個紀念吧，然后是李小林老師讀到了，非常認真地找我談話，希望我為《收獲》的欄目“說吧，記憶”寫一寫，“你父親一定有東西寫的，再長也沒關系”。因此次一年，我開始看父親留下的材料，這時候，我也在整理母親的一個口述，原是準備為她單做一本書的，因為她照片特別多，影像變化豐富，等到寫父親的一章、就是四萬字的《火鳥》在《收獲》發表，我才決定把這三部分合在一起，盡量做成一個整體的書稿，等于是我走了很長的路，才知道這種人生或者寫作的曲折，回頭去看，第一章就像引子一樣，先做一種概括，然后，父母各表一章，這個階段，我接觸到他們更多的材料，因此成書的這兩章，口吻和文體雖然不同，其實也有內在的聯系和呼應。至于它和《繁花》的關系，可以說《繁花》其中經常思考父輩的那些段落，也就是《回望》的伏筆吧，其中寫的一節，雙目失明的黎老師自述了她的一生，五千字，寫的就是“尷尬”的地下人員的一生，我記得那天下午，寫完后我站了起來在房間里打轉，我知道這部小說成了，黎這一節，她是《繁花》中最靈魂性的人物，也因此說，這兩本書討論的范圍，是沒有先后的，同樣牽扯到了更上一代甚至太平天國的時代，動用很多的視角和內容。

澎湃新聞：您的父親曾是上海“淪陷”期間的中共情報人員，坐過日本人的牢，解放后又受潘漢年案波及。但是您在書中并沒有講到他當年搜集了哪些情報，是他從來沒有向您透露，還是您有意不寫出來？

金宇澄：他們這一行的規矩，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從來不談自己的事，也許因為作用不一樣了，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不一樣了，包括潘案的重大震蕩。我寫的父親，開初完全是被他和馬希仁的信件打動了，他們是青年時代的朋友，卻直到垂垂老矣，才互相透了點底，說了當年在干什么，在做什么事，是怎樣被抓的，那時代已經過去了很多年，已經沒有時效了，大家都已經老到無法見面，才可以說一說，在還可以寫的時候，寫一點出來，留了下來。我想也許除了馬，他不會說更多，馬去世后，如果家人沒把這些信件退回我家，保存下來，那么這些生動畫面就爛在肚子里了，而更多的內容，包括做了更具體的什么，都會這樣消失的，因為沒有留下材料，我完全是按材料來寫的，從收進1985年吳成方的談話可以看到，吳老提供的當年地下人員名單，說到一句：我們這“一拖人”，中央都沒有具體名單。可以想見，當時情況下的狀態，包括中西功、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樣重大的情報判斷，都那么模糊不確。我父親多次說，他在1949年差一點被派去臺灣。他就這樣一句話，當時怎么個細節，怎樣的任務和安排，當時我毫無寫的欲望，沒有問，問了也應該是不答的，他甚至沒和母親說過，因此在書里，我只能寫這么一句。

父親，上海，1951年。

澎湃新聞：關于您父親假胞兄死亡，書中提供了兩個不同的說法。而關于佐爾格等人，您也提供了若干不同的評價。您能談談這個問題嗎？

金宇澄：我完成的只是一種對照，我只能這樣做了，等于素描稿是有很多線條疊影的，或許更生動，卻是沒辦法光鮮的，我一直不喜歡所謂“塑造”，而且交疊也產生一種真實，另外是依據他的記憶、材料，看到和聽到的，就這樣列出來，大量的內容，更大量空白，因為難以考據。這些空白，就等于當時逮捕我父親的干部講的話：你究竟是怎樣的表現，我們又不能向日本人調查。應該說，大量細節，都是不存在紙上的，我們一般的表演里也可以看到，很多事他們都是燒掉文字，默記在心，所以，心最廣大，也最狹小，目前我只能就這樣列出來，形成不少的差異，出現更多的懸念，和我一直喜歡靜觀的性格也有點關系，我只能列出來，怎么可以解釋議論這些我自己不懂的事？我只知道這樣做也是閱讀的一種動力，只能這樣做。

澎湃新聞：在您的書中，不僅您父親后來遭到審查，您還提到與父親有過接觸的為國軍所害的抗日者俞清志、后患精神分裂癥自殺的中共情報人員關露，是否身處各種漩渦的這一代人，特別是地下情報人員，注定會有悲劇的“運命”？

金宇澄：肯定如此。尤其是各種規矩，包括被捕后各國對諜報人員的要求也不一樣，據說日共是允許二十四小時后可以招供。處在上海當年的情況，其復雜程度是難以想象，毫無詩意的，我在《繁花》里寫到阿寶爸爸說：“身份到底是赤俄，還是白俄，蘇格蘭親日分子，長住法國，又是德國間諜，混到上海，又做了日本間諜……”充分說明這種復雜性，和一般想象中的諜戰游戲文章或者文藝諜戰主題，是很不同的，或是根本無法理解的，待到一切恢復平靜，我們如何看待？

澎湃新聞：我們也注意到，在您母親的自敘中，作為資產階級小姐的她，在1949年前有“無所適從之感”、“并不真正快樂”，而唯有當她離開上海，才能“改造思想”，甚至在您父親被審查時，她在日記中歷數了建國初的成就，然后寫道：“我個人這些痛苦又算得了什么。”您怎么看您父母那代人的個人命運與時代的關系？

金宇澄：就等于我們現在時代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八〇、九〇后那樣，每個十年好像都不一樣，都有變化，都帶著他們的烙印，因此過去他們的這一代人同樣帶有時代烙印，只不過通常的歷史書翻一頁就是幾百年，過去都是渾濁一塊，而把我們現在時分得很清楚，了解很細致，都是因為，我們活在現在，我們死了，就暗了下來，同樣就沒有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八〇、九〇后那樣，一百年一頁，很快翻過去。現在我們很不知道過去的他們，同樣是一個十年一個十年那么變化過來的，人和時代一直牢牢粘合在一起，反映的是他們和時代的親近和疏離，沒辦法。我母親的這些內容，代表了當時這階層的一種思維，時代對人的影響非常大。

母親

澎湃新聞：《回望》全書以“舊家具店”開篇。在您母親的自敘里，也有關于器物的枚舉和描寫：銀器、食物、服飾、雜志、電影。此外，還涉及大量的上海地理空間：公園、商店、餐館、咖啡館、電影院、公交車路線、新舊路名（書末附有您父母在上海活動的地圖）。您對器物，尤其是對地理位置精確性的把握在中國作家中獨樹一幟，您能談談在《回望》中堅持這一做法的考慮嗎？

金宇澄：我一直是把作家的作用看得很低的，因為都是平凡人，知道的范圍都是窄的，因此個人只要把最熟悉的內容寫出來，就可以了，意義在這里，不能自己拔高到智者位置，就等于這個世界、這座上海是亞馬遜熱帶雨林，個人怎么可以看透這座雨林？除了上帝，就是衛星也看不透，何況人，只要把你在雨林里立足的幾個平米寫清楚，就可以了，怎么可以解釋整座森林的生物和動物，尤其戒除那種表述欲望，特別當下這幾十年，讀者水平大大提高，作者真不能把他們看成八十年代老讀者，他們已是中國歷史上最有見地、最開闊的讀者了，什么花樣他們沒見過？再跳躍難懂的電影和小說，都看得到，所謂世界大同，讀者已升高到了這樣的視野，高手如林，作者不需要解釋自個不懂的事，寫足自己懂的內容就行，等于現在，你肯定討厭那種詳細解釋介紹商品的店員，也只有最差的小服裝店，才會有過氣的中老年店員，給你一一介紹那些廉價的衣服和褲子，你甩也甩不掉，你的世界只需展示，不需介紹，把你知道的細節展示出來，由讀者選擇就可以了，亦步亦趨跟著讀者嘮叨，那是十八世紀規矩，那時買東西真需要介紹。這方面作者笨一些、懶一些最好。

澎湃新聞：您父親的日記、書信的語言在解放前后有明顯的變化：比如少了內心活動，多了很多明喻（“像擦了一根火柴似的”、“像吃魚”、“像黃土般輕柔”、“初夏似的”、“如同下金雨一般”）。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金宇澄：大時代變更，在他們那時候說，就是“洗滌”，從觀念到內心，由內到外的置換，個人作用在那時代降到了最低點，強調集體重要升到了最高。1949年以前，他個人的經歷也證明了，人是多么弱小，因此這種時代變化才順理成章。

金宇澄（澎湃新聞 劉箏繪）

澎湃新聞：您在《回望》一書里加入了很多引文，包括：您父親的筆記、歷史研究著作、史料如名人日記、互動百科的詞條、父親的照片說明、別人的回憶錄、父親讀書的注釋、父親的《申訴報告》、羅蘭·巴特的文章、CCTV電視節目的對話、您本人的日記。您在書中說這是“本文的互照樣式”。您為什么要采取這種方式？

金宇澄：是避免同質化，即使非虛構，也要文本的不一樣。我這樣做，顯示材料本身“互照”，包括內容豐富性也許更好，就像讀者接觸到了更多的材料那樣。我記得這一段的寫作，只覺得是自己讀書太少，如果有十倍的相關引文，這個敘述框架都可以承載，多多益善，七嘴八舌，也是更特別的。一般通常的引文做法，用標準的引文標點“：”，然后列出文字，我改為直接插入，很直接地插入篇名、作者名，沒人這樣做過，直接插進去，像有人直接插話這種效果，像是在引，也像是注，所幸第一次在《收獲》排版，取得美編同意，用一般不用的“【”、“[”等等少見符號以示區別。出書階段，同樣也和編輯費勁解釋，一是這本書需要這樣做，另外是因為沒人這么做過。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您書中有一些特別有現場感的東西，如“七·七事變”時空無一人的軍訓操場，強盜進村時的各種動靜，這些是基于文獻材料（如您父親的日記等），還是您的想象？進而想請教的是，《回望》里有虛構的成分嗎？如果有，有多少？

金宇澄：這稿子所有現場都是非虛構，我從材料、筆記或言論中得到，不做虛構，我遺憾的只是不能再表現更多。我們都知道非虛構往往更精彩，如果材料生動的話，另外也接到剛才我提到的問題，這幾年我越來越覺得敘事的某種虛假，無論是虛構或非虛構，往往更個人或者更精彩的部分，會因為某種原因，作者只能擱置。《繁花》有三分之二是實在不能寫的，《回望》也同樣。以前我一直以為，文學能夠表現最豐富的內容，現在知道是有保留的，甚至是缺失的，對于作者，應該都有所保留，這也是為什么加繆或張愛玲希望燒掉遺稿，或其他更是個人的精彩文字。我知道最豐富的內容、細節，往往是爛在肚子里的。

父母合影，1948年。

1950年國慶后拍的新式婚照，喬士照相館攝。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展現了父母的閱讀史。雖然父親的閱讀總是“與時代同步”——讀“進步作家、左傾文藝書”，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但他也讀《論語》《孟子》和老莊，研究杜甫，甚至還讀《圣經》。您母親更是個“棄醫從文”的典型，因為喜歡文學走向了左翼，和同樣愛好文學的您父親走到了一起。您父母的閱讀史對您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金宇澄：就是讀書的習慣，“文革”時我可以讀到家里抄剩的一整套民國版《魯迅全集》，那感覺很安全，時間很漫長。

澎湃新聞：最后一個問題，您在書中透露您父親一度對您的寫作感到“憂心忡忡”，他是在2013年6月底去世的，而《繁花》出版于2013年3月。他應該看過《繁花》，他有什么評價？

金宇澄：書中提到的憂心忡忡，是八十年代，晚年那個階段，他已經病重，他只在這部小說里改出一些錯字，沒有評論。這一段時間里，他已經不看新聞不看報紙，每周六我去看他，都是坐在電視機前看拳擊比賽，除此就是聽評彈，我侄女給他下載了不少評彈錄音。

《回望》，金宇澄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