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 新

呂新是成名已久的先鋒派作家，然而還是有許多同行不曾與他碰過面，只因被他的作品震動，而記住了他。能讓作家或評論家一直記住并回味的作品不多，呂新有這樣的特質，倘若放在主流的現實主義寫作中去比較，我們會很容易指出這種不同——詩化的語言、被突顯的記憶與心理描寫、如印象畫派般朦朧的美感，但倘若與同時期的先鋒寫作放在一起，則需要更敏銳的觀察來指出呂新寫作的特質，比如一部分長期研究先鋒文學的評論家認為，呂新一直在以后現代的語言經驗處理鄉村世界，他也是首先致力于為鄉土敘事注入現代、先鋒意味的作家之一。

和許多先鋒派作家一樣，呂新受到的文學啟蒙是20世紀歐美現代派小說，他說他曾讀過《悲慘世界》，卻如臨大海，完全淹沒其中，然而當他看到《喧嘩與騷動》《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選》這樣的作品時，便癡迷其中，產生了太多共鳴，他更敬佩像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這樣的人，以不多的文字成就偉大。

許多觀念在年輕時一旦形成便再難更改，呂新從上世紀90年代成名以來，每兩三年出一兩部作品，長篇或是中篇，他有自己的節奏，也愛惜文字。他知道“有些人一直在關注我的新作，也有些人假裝沒看見”，而后的文學風向不斷變化，不斷催促作家調整寫作風格或是姿態，從這點上來說，呂新并不是一個“爭新搶先”的作家，他繼續沿著自己喜歡的路數前行，不急不慢，甘于寂寞，甚至“因為不喜歡被人注意，指指點點”而感到可以安心寫作。

對于所謂文學史的評價，呂新更表示并不關心，之前他聽到有評論家指出他們這批90年代出現的作家和80年代最初的先鋒作家在寫作上有很大不同，對此他也認為這是評論界的事情，似乎與自己并無關聯，他關心的只是如何寫下一個故事，如何保證自己在寫新作時有安心的環境和足夠的煙抽。

長篇新作《下弦月》正是呂新熟悉且喜歡的題材，他在小說中回到故鄉雁北小城講述記憶中的鄉土經驗，而歷史時間倘若不仔細分辨的話并不容易看清，直到主角因為各種原因的害怕而出走，讀者或許能猜到其所在的特殊歷史時期。從表面上看，《下弦月》依然不提供一個足夠清晰的情節鏈，現實世界里的人際接觸、背景環境的虛化、人物內心獨白的涌現等等，讓閱讀多了些障礙的同時無法忽視的是語言帶來的美感以及人物內心帶出的緊張感，事實上，在他今年發表的另一個中篇《雨下了七八天》里，下雨意象的抒情和人物等待審判的內心糾纏，也被書寫得淋漓盡致。這正是呂新不曾變化的方式，他看待歷史與世界的視角是非邏輯非理性的，他對待文學的方式也是不輕易跟風的先鋒精神。

無限夸張夸大所寫對象是淺薄的

記者：《下弦月》中的鄉鎮世界有種晦暗不清的感覺，文革背景、人物獨白、自然意象組成了一個個夢囈般的場景，故事的起因是林烈提了意見怕被報復而出走，引出了眾人的困境，但在那個時代逃亡對主人公而言是更威脅到生命的方式。

呂新：其實提意見只是他在最初的時候、年輕的時候，一次不知深淺的生猛之舉，其中既有年輕的真誠，也不乏一定的任性。他后來遭遇了一系列的變故，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點，很少有過安穩和自由。而導致他最終踏上逃亡之旅的，則是一次次直接危及到性命的現實，有些和他一樣的有著相同境遇，甚至境遇好過他的人，在他的面前和周圍不斷地消失，他感到了害怕。他也是一個有著很多毛病的人，并非時代的英雄，更不是神，他有什么理由不怕死。

記者：每一個新人物的出場都會打開新的秘密和世界，比如黃奇月，就像下弦月這般“如淘米水一樣的月光”照射人間，混沌的是世事，明朗的是草木，這是否是對某個歷史時期抽象化的歸納？

呂新：對于黃奇月的出場，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曾心生期待，他的出場，確也是一個秘密的打開，人世間還有那樣的地方。不只是那個時期，任何一個時期，混沌的永遠都是世事和人心，明朗的也只能是草木和自然。人為什么看見自然就會情不自禁地激動、親切、心曠神怡？不用說大多數的人，即使是真正的所謂的壞人，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也是愿意親近自然的，因為只有在沒有算計和利益之驅的自然面前，人才會得到一種清潔或放松。他需要對一棵樹、一只野兔保持警惕么？完全不需要。會擔心頭頂上面的一片云彩掉下來，直接把他砸死么？也完全不會。

記者：或許小說可以更明顯地處理那些歷史觀念，比如文中對物質誘惑、權力關系、緊張害怕等描寫雖涉及了但很快掠過，你是否刻意避免那種過于直接的歷史討論？

呂新：有很多人都描述過他們各自眼里或者觀念中的歷史。但是，我眼里或者記憶中的歷史卻并不像很多人觀念中所以為的，或者他們在別的書里所看到的那樣，我只是想盡可能地敘述一段相對真實的歲月。今天的人們，喜歡不負責任地夸張，喜歡把一切都妖魔化，無論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極致，喜歡把一個人或一件事情說得一驚一乍，鮮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樣說了，寫了，才是所謂的真實。我真的覺得很輕薄也很淺薄。

另外，無論怎樣的事實，很快都會過去。就我們的生活而言，輕輕掠過才是真正的常態和事實。而不輕輕掠過，在一個點上長久地停留，反復糾纏，甚至無限地夸張和夸大，都是不對的，為了把一個描寫推向極致，而置事實于不顧，我不想做那種事情。

記者：小說到中間時涉及供銷社歲月的敘事很精彩，圍繞售貨員因糖而生亂、民眾對供銷社的情感，闡述了許多歷史看法，像這樣飽滿的集中的敘事在小說里不算多，這是否也與你曾經的親身經歷或觀察有關？

呂新：不只是我，供銷社，曾經是整整幾代人共同的記憶，尤其是對于農村或者偏遠山區的人們來說，其意義完全超越一個廣場對于某一個城市的意義。它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銷售食品和人們日常用品的地方，而更是一個新聞、政治、情感、視野、故事、文化、家長里短、天下大事等等事物的集散地。供銷社可以讓你能夠以物易物，解決你甚至你們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即使你手里沒錢也沒關系，只要相應的東西就行。你是外地人，你迷路了，站在供銷社門口的那些人會告訴你準確的方向。當然，你得意洋洋地騎著嶄新的自行車，帶著你們孩子他媽或者未過門的對象，在結了冰的河面上摔倒的時候，人們也會哄堂大笑。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供銷社，我們這些偏遠山區長大的孩子，我們的童年該是多么的黯淡而無味。我對于供銷社的記憶和感知，遠遠不是整整一本書能夠說完的。

記者：《仿佛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這一章里主人公在雪夜里獲得了自由和勇氣，你在后記中說你也曾在相似場景里獲得新生，這里面存在一種呼應。

呂新：一個人，其立場，世界觀，價值觀，生死觀，有的很可能一貫到底，終其一生也不會改變。有的改變起來很難。但是，也有的時候，徹底的改變甚至顛覆，也幾乎就是一瞬間的事。不過，這中間必須有因，有一定的前提和必要的鋪墊，還要有特定的場景和氛圍，溫度不到，也很難發生質變。

我并不刻意堅持先鋒寫作，只是自然而為

記者：你的作品在語言上的美感是很明顯的，抒情化詩化的意象比比皆是，最近看了你的一個新中篇《雨下了七八天》，僅針對雨本身就有非常好的描述，《下弦月》自然容納了更多類似描寫，然而一些評論者還是會認為長篇小說的故事敘事更為重要。

呂新：我用吃飯來做個比喻。我們平時吃飯，喜歡在什么地方吃呢？當然都希望周圍環境很好，潔凈，安靜，有的喜歡更豪華一點，富麗堂皇；有的希望更多一些自然的內容，比如有花，有蔥郁的草木，有流水，有藍天，甚至還有雪山草地和大海。即使這些條件都無法達到，那就更樸素一些，面前的小方桌至少也應該是干凈的。如果連一個小方桌也沒有，一塊能夠放碗的石頭，或者一片平地，也應該多少潔凈一些吧，總不能把碗放在垃圾堆里吧。

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觀點，人們吃飯其實完全可以在廁所里吃，因為在他們看來，重要的只是吃，而不是在哪里吃。

記者：如果比較你的中篇和長篇的話，前者在語言和敘事上有種平衡感和滿足感，而后者在閱讀中的確會讓讀者中斷情節的連貫性和前后邏輯，你是否同意一種看法即長篇《下弦月》可以被容納進一個中篇的體量里？

呂新：恰恰相反，我認為篇幅還不夠。我們每天過的生活，所經歷的事情，都是邏輯性極強的么？生活、人生，可以用邏輯性來衡量和判斷么？

記者：應該說你的寫作是有連貫性的，對鄉土經驗執著的發現提取，對現實的個人經驗改寫，對文字美感的保持等等，相比早期作品，當下作品感覺多了些閱歷上的成熟，對歷史有了更綜合的看法。

呂新：更多的應該是年齡或者閱歷上的差異。一個中老年以上的人，和一個年輕人，想的問題會一樣么？永遠不一樣，不可能一樣，也不應該一樣。

記者：之前在某次研討會上有個觀點說如今先鋒寫作更多是作為藝術不妥協的象征，我想不妥協本就是先鋒精神的一部分，但還應該有更多原因可以解釋為何你堅持這種風格寫作？

呂新：很多人以為我在堅持一種什么，我其實并未堅持什么，我只是盡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意愿，一年一年地這么過著，這么寫著。我從沒有刻意地做過什么，不僅在外在上是這樣的，內里也是這樣的。

記者：似乎現實主義和先鋒寫作之間被認為是不可調和對立的兩種，但在你的作品里，你一直在書寫自己熟悉的雁北小城，這也是《下弦月》的故事場景，只是你以自身鄉土經驗提取了實體，訴諸更自由的時空，這其實也是現實世界的文學表達，我們可能太強調不同主義之間的劃分了。

呂新：各種什么主義，更是麻煩，我更是從來不想。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所謂的審美標準去寫我自己喜歡并想寫的內容。很多人在文章里反對二元對立，但是在具體的生活中，又總是用二元對立的習慣和方法去看待一切，評判一切。就像過去，很多人嘴上時刻喊著反封建的口號，但是血管里卻依然流著銹得發綠的血。

記者：現在許多寫作會有意識地納入最新發生的事情，但有時候看似如實呈現了某些社會熱點進入小說，卻是容易被讀者看后忘記，反而以象征的隱喻的方式能夠提取當時時代和社會的核心東西，這里面最大的原因或許還是考驗作家如何處理素材的能力。

呂新：人各有志，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喜歡并感興趣的內容。如果寫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那也真的很無趣了，不僅沒有相對的自由可言，甚至只能淪為一種苦役。至于能否很好地處理或者駕馭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