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88年初始涉足小說創作，近30年間，王方晨已經先后發表小說作品逾600萬字。從文體來看，長中短篇均各有所嘗試。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無論長中短篇，王方晨的藝術聚焦對象，基本是他自己所非常熟悉的鄉村世界。王方晨不僅長期關注表現鄉村世界，而且也如同 其他許多以對鄉村世界的表現著稱的作家一樣，用極具表現力的文字在紙上建構著獨屬于自己的“塔鎮”世界。細細翻檢王方晨的代表性作品，不難發現，作家最主 要的用力處，一個是鄉村政治生態的深層透視，另一個是現代性沖擊下鄉村世界的內在隱痛。對以上兩個方面的真切關注與思考表現，顯然構成了王方晨鄉村小說最 突出的思想藝術特質。

　　對鄉村政治生態的審視與批判

　　王方晨已經出版長篇小說多部，但最能夠代表他長篇小說寫作水準的，恐怕還是對鄉村政治生態進行深度剖視的《公敵》。盡管說作家的筆觸也曾經一度 延伸至“文革”前的大躍進時期，但就主體故事構成而言，小說所集中展示的，卻是“文革”后迄今中國鄉村的一段發展歷史。這一階段，正好是以“改革開放”為 標志的一個現代化迅速推進的時期。主人公韓佃義“識時務者為俊杰”，順應時代潮流，全力打造翰童集團。借助于翰童集團的打造，他所隸屬的佟家莊急劇擴張， 已然與塔鎮融為一個難以剝離的整體：“想那塔鎮，原不過是縱橫兩道一里半長的街筒子，沿街也就幾家不大不小的店鋪。如今塔鎮不知瘋狂擴張了多少倍，佟家莊 也早就成為鎮中之村。”

　　然而，王方晨真正感興趣的，卻是韓佃義究竟如何施展權謀，打造建構起了一個帶有明顯封建專制性質的鄉村帝國。他那樣一種鄉村政治家的權謀，早在 其上位佟家莊當家人的過程中即已凸顯無遺。韓佃義當年被迫出走關外，是因為與戀人金枝兒的愛情遭到金氏族人的阻撓。等到“文革”結束后他滿懷仇恨再度返鄉 時，佟家莊的當家人已是佟安福。韓佃義要想有所作為，當務之急就是扳倒佟安福。一方面，他為了保護韓家墳園挺身而出，硬是憑借自身的強悍把韓家墳園從張岔 樓村奪了回來。另一方面，暗中布置，綁架佟安福并對其發出生命威脅。這之后，通過韓佃義向佟安福強借檁條成功這一細節，就充分說明韓佃義早已從氣勢上壓倒 了佟安福，他的取而代之乃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關鍵在于，韓佃義在成立翰童集團迅速發展佟家莊經濟的同時，更是把翰童集團打造成了一個森嚴壁壘的專制王國。 “吃過這個甜頭，聶海文以后替佟黑子做事，常常有意識比照皇帝的體例。從韓爺在位時，每天上班前，集團中層以上領導都要齊聚會議室，開個‘班前會’，匯報 集團下屬各公司的工作情況。佟黑子上任，自然也延續下來。”這段描寫充分說明的，正是翰童集團的專制性質。通過翰童集團以及強權人物韓佃義、佟黑子的形象 刻畫而折射批判中國鄉村社會現實，尤其是鄉村政治生態，正是王方晨《公敵》最根本的思想價值所在。

　　應該承認，無論是韓佃義，抑或是佟黑子，其性格中的獨斷專行、冷酷無情、荒淫無恥，在《公敵》中均得到了具有相當說服力的藝術表現。但與此同 時，更令人感到驚嘆的，卻是王方晨關于韓佃義退隱與佟黑子自盡的情節設計。明明正處于人生事業的巔峰狀態，但韓佃義卻悄然隱退，一個人隱居到了偏遠的老人 宅：“韓爺把佟黑子給丟了，把所有都給丟了。韓爺留給佟黑子的，是一個義無反顧的背影。”韓佃義之所以要做這種人生抉擇，與他因戀人金枝兒自戕后所生成的 痛悔心理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聯。而他在翰童集團的接班人佟黑子，則是在自己精心策劃的三臺大戲演出完畢后，用那把已經被棄用多年的銹跡斑斑的菜刀結束了自 己的生命。小說把長達數十年的歷史濃縮在其兄辭官歸來后的一段較短的時間內，面對佟志承的作為，佟黑子初始反躬自省，逐漸意識到自身的罪孽和軟弱。其自盡 后，就連與佟家莊發展關系重大的另一位幕后人物邵觀無也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慨：“當初我還當他是個二愣子，沒想到他心會這樣細！”王方晨之所以要如此設定故 事情節，顯然是要傳達某種自我精神救贖的藝術意圖。同樣不容忽視的一點是，為了進一步凸顯精神救贖意向的重要，作家在藝術地表現韓佃義與佟黑子自我精神救 贖的同時，也把這種意向寄托體現到了佟黑子的同胞兄弟佟志承身上。假若說佟黑子的天性中便隱有惡的傾向，那么佟志承的天性則顯然更傾向于善。王方晨在《公 敵》中之所以要設定佟志承從縣長官位上堅決隱退并最終執掌翰童集團的故事情節，就是要在藝術地傳達救贖意向的同時，也昭示出未來某種若隱若現的發展希望。

　　如同長篇小說《公敵》一樣，王方晨書寫表現鄉村政治生態的一個短篇小說，是《鄉村火焰》。故事的發生地，依然是隸屬于塔鎮的一個村莊。小說緣起 于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頗具幾分蹊蹺意味的是，這場事后被認定為人為縱火的火災，居然發生在村長王光樂家的柴垛上。村長家的柴垛被燒倒也罷了，令人難以理 解的是：“人們最初發現柴垛起火的時候火勢并不大，完全是可以救下的，要不是王光樂攔著，根本不至于燒成這個樣子。”關鍵還在于，村長王光樂攔著不讓村人 救火：“‘王村長說，這把火燒得好！’有知情人敘述著，‘王村長一聽說他家柴垛失火了，就說，好！這把火燒得太好了！他還說要謝謝這個點他家柴垛的人呢， 但不知道這個人肯不肯站出來承認。’”

　　依照常理推斷，村長家的柴垛被燒，應該與他平時在村莊管理工作中有意無意間對村民的得罪有關。村長大權在握，村民敢怒不敢言，所以，只能夠偷偷地燒一把火來一泄私憤。真正的問題是，面對著自家柴垛的失火，村長為什么一反常態地要堅決阻止村民們的救火行為呢？

　　其實，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誰燒了這把火。王方晨這一短篇小說的寫作初衷，顯然也并不在此。也因此，一直到小說結束，作者也沒有交代到底誰是那位 縱火者。實際上，王方晨的藝術意圖乃是要借助于這場火災而犀利尖銳地切入對鄉村政治生態的思考與表現。火災發生后的第二天，村民王貴鋒不由分說地被警察抓 走帶到了派出所。丈夫無辜被抓，在村里一向以潑辣著稱的耿玉珍不干了。出人意料的是，她雖然氣勢洶洶地撲到了王光樂家門前，卻被村長的一個電話就給鎮住 了。除了這一細節，小說的另外兩個細節也不容忽視。一個是火災發生后，村里的人們自覺地發動起來要給村長重新湊起一個柴垛來。另一個則是，王貴鋒被釋放回 家后，面對著主張自己進村委班子的村長時，所發出的那種不可抑制的諂媚的笑聲。把以上三個小說細節歸總到一起，王方晨意欲審視批判鄉村政治生態的寫作動 機，自然也就一覽無余了。

　　對現代性隱痛的體察與呈現

　　對鄉村政治生態的審視與批判之外，王方晨鄉村小說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于現代性隱痛的真切體察與藝術呈示。所謂的“現代性”，某種意義上也可以 被看作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代名詞。伴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鄉村世界的日漸頹靡與衰敗，已然是無法被否認的一種客觀事實。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得 到，在遭受“現代性”強烈沖擊的過程中，鄉村世界承受著怎樣一種沉重異常的轉型期痛苦。無論是基本的經濟生產模式，還是總體的社會結構，抑或是作為意識形 態層面的道德倫理，在此一過程中，都發生著諸多無法預料的不可逆變化。總歸一點，現代性的強勁沖擊，必然給鄉村世界造成諸種難以承受的精神隱痛。這一主題 意向，在王方晨鄉村小說中同樣有著突出體現。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之一，就是《媽奶奶的難日》。

　　兒子和媳婦都進城去打工，把年幼的孫子堯堯留在家鄉，與奶奶坡老娘一起生活。坡老娘出于內心里對孫子的憐惜，她不顧自己的實際年齡狀況，最終作 出了一個驚人決定，那就是再生一個孩子。等到孩子生出來之后，祖孫倆之間有一段感人的對話。“空氣里只有燈光的沙沙聲在漂浮。過了半天，聽堯堯小聲問道， ‘奶奶，我可以叫你媽奶奶不？’所有人都清晰聽到了，所有人都愣了片刻，正要笑，又立馬收了。坡老娘回答，‘可以。’”于是，堯堯就大聲地叫“媽奶奶”。 于是，坡老娘也就大聲答應著。真難為王方晨能夠想出“媽奶奶”這個特別的稱呼來。小說最關鍵的文眼顯然在此。

　　一聲“媽奶奶”的呼喚，就意味著現代性的沖擊已然從根本上影響到了鄉村世界的正常倫理道德秩序。“媽奶奶”，面對著堯堯，坡老娘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奶奶還是媽呢？

　　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一個短篇小說，是王方晨的《大馬士革剃刀》。但在展開對小說的分析之前，我們首先有必要辨析一下《大馬士革剃刀》的題材 歸屬問題。按照常規層面的理解，既然小說講述著發生在濟南老實街的故事，那當然是市井小說無疑。而市井小說，我們一般會把它劃歸到城市題材中來加以理解。 但伴隨著現代性腳步的日益急迫，我開始對這種理解產生了懷疑。關鍵問題在于城市與鄉村的一大根本區別，乃是城市生活的無根漂泊變動與鄉村生活的凝固穩定淳 樸。簡而言之，一曰流動性，一曰穩固性。倘若以此為衡量標準，則所謂的市井生活云云，其實很明顯更接近于鄉村生活。與其把《大馬士革剃刀》理解為城市小 說，倒不如把它視為鄉村小說的一種變體更具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愿意把王方晨的“老實街”與他的“塔鎮”視為同種性質的表現對象。小說的故事，發生 在濟南的老實街。

　　“老實街地處舊軍門巷和獅子口街之間。當年，若論起老西門城墻根下那些老街巷的聲望，無有能與之相匹敵者。”“老實街居民向為濟南第一老實，絕 非妄也。若無百年老街的這點道德自信，豈不白擔了‘濟南第一’的盛名？”“老實街”的象征性命名之外，理解這篇小說的關鍵，是另外兩個核心細節。一是剃頭 匠陳玉伋與鄰居左門鼻之間圍繞那把頗有些來歷的大馬士革剃刀所發生的幾番禮讓。這里的一個關鍵處在于，左門鼻雖然不是剃頭匠，但卻同樣有著高妙的剃頭手 藝。而這，事實上也就為下一個細節埋下了伏筆。這另一個細節，就是某一天，老實街的居民們突然發現那只為左門鼻所特別鐘愛的被稱之為“瓜”的老貓渾身上下 被剃了個溜光：“誰能把毛剃這么光？從頭到尾，耳朵眼兒里，腳爪縫兒里，全都一樣。努，眼睫毛也給剃掉了呢。”那么，究竟是誰在以如此一種特別殘忍的方式 虐貓呢？在老實街，只有兩個人有這種高超手藝，一是陳玉伋，一是左門鼻。會是他們中的某一位嗎？是陳玉伋？抑或是左門鼻？一直到小說結束為止，王方晨都沒 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又或者，他本就不準備給出答案。問題的關鍵在于，陳玉伋也罷，左門鼻也罷，虐貓事件本身，就極巧妙地暗示著“老實街”的“老實”不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老實街”淳樸民風的風流云散呢？究其根本，大約也只能夠歸結到現代性的強烈沖擊上。這樣看來，王方晨在《大馬士革剃刀》中書 寫表現著的，依然是一種沉潛于生活深處的現代性隱痛。

　　如前所言，在迄今將近30年的寫作生涯中，始終駐足于鄉村世界的王方晨，曾經先后嘗試過長中短篇各種小說文體。然而，依據我個人的閱讀體會，雖 說王方晨對于以上三種小說文體均有所大得，但我無法遮掩對其短篇小說創作的偏愛，盡管我深深知道，在一個大家都對長篇小說的寫作趨之若鶩的時候，要想一味 地堅持短篇小說的營構，其實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但我還是殷切希望，不管怎樣，王方晨能夠不棄短篇小說寫作，繼續在這一小說文體上有更多作為。